经济观察报 欧阳晓红 史尧尧/文 自1992年下海，这创业之路一走就是20余载，不曾懈怠，喜忧皆常态。

而陈东升不慎流露的疲惫，或许是因为近乎“日理万机”的工作方式。就在采访之前，陈东升快速处理了几件急迫的事情。一俟进入被采访角色，其马上恢复现代企业家的干练、睿智形象；那是必需的——在泰康大家庭中，他们的董事长是偶像级人物。可能，只有当被戳及记忆深处时，陈东升才放下习惯表情，显露些本我。

虽然这个中年男人已抵达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彼岸，被誉赚了古人、今人、未来人的钱，跨界创办三家企业（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且与多个“第一”挂钩：诸如提交创办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第一人、中国金融业第一位CEO等。可他也是平常人，也会有累的时候。

其实，“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开始享受财富生活。”他直言，创业环境好过第一代企业家，但比起马云、马化腾等三代企业家，逍遥派学者的创业之路并不逍遥，这也造成三代企业家生活方式的不同。

“92派”有浓重的家国情怀，也是坚定的市场派。陈东升说，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青人不理解当时社会背景，无法想像那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经历；误认为“92派”这代人熟悉当时体制内的人与事，随后下海依靠关系发财。实际上，“92派”是新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了解、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是这一群体的鲜明特征。

一

陈东升是幸运，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选择。如果不是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是股份制公司文件的颁布，陈东升不会成为三家公司的创始人。

如果倒退五年下海，他可能会被认为因为犯了错识；倒退三年，又可能会被认为没有本事。但在92年则是英雄。因为社会价值观在这一时刻发生转换。

“当一个社会确定‘只有顶级人才去从事商业’的主流价值观时，才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候。”陈东升说。

陈东升解释，三个重要因素造成这种价值观变化。第一是国际政治环境。在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的社会精英都在探讨体制问题、借鉴国际的经验等等。1990年代初，这批精英开始分化，寻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从事商业。1991年苏联解体，接着东欧剧变，这些事件加速了群体的分化：经商，从政，到海外，做学问，或者干脆无声无息，做了老百姓。

而尤如强大助推剂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便是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条例》。这是中国企业真正变革的转折点。

在陈东升看来，两个文件出台后，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才出现。之前只有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四种企业类型。“两个文件在中国经济改革上的地位相当于农业改革上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因为各种因素未被关注。但它们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影响了中国企业。”陈说。

陈东升坦言是受益者。当年想创业但无资本，有了文件便可以募集资金，可以依据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嘉德与泰康都是这两个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记忆深刻的他，那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

在当时大家感觉该下海之时，陈东升也下海了。但也有机缘巧合。

1993年，陈东升和几个哥们在北京东单一个小饭馆的聚会后，中国有了第一家具国际拍卖概念公司的构想，也是如今被称为中国索斯比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创办嘉德时，公司定位高品位，办公地点选在五星级的长城饭店，一天85美元的房子一开就是五间。从1993年3月12日直到1994年3月27日第一次拍卖，整一年颗粒无收。每天425美元的开支，陈东升都不知如何挺过去的。

“这代人是特殊材料做的。”陈东升也陷入了对这代人的深深思考中。他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活跃的青年群体中开始经商的那批人称为“92派”。

92派分为南北两派。南方派企业家大多以房地产起家，靠圈地运动，走综合化、多元化道路。北方派基本上靠寻找一个行业空白，创造一个行业标杆企业，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陈东升属于这一派。

而且，“92派”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其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或在政府机构，或在研究机构。他们开始在价值观上认同商业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这意味着社会的主流精英进入商界。

结合陈东升来看，“92派”企业家就是要模仿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尽快地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并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赶超。

但那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1992年股份公司条例出来以后，决心下海的陈东升需要花很大气力去游说、做工作，一家家磨嘴皮子；因为政府部门不知道陈想做的是什么。“当时所有人认为我是疯子，没有钱、没有背景，又不是业内人士。国家凭什么给你牌照？”

“是企业家坚忍不拔的执着精神，让我获得了这张牌照。”他找同学借了5万元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现在很多人认为我有很深的背景，其实不然。当时拍卖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牌照。”

二

陈东升说他办企业的动力一个来自“评比中国500大企业”；因为他发现世界经济强国的排序与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排序高度吻合。

大学毕业后，陈东升在外贸部做研究，接触大量外文期刊：《财富》、《商业周刊》等，了解到世界500强。这些对陈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到《管理世界》当副总编时，亦照“葫芦画瓢”学习西方，第一个推出中国企业500强的评价，令杂志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媒体。陈东升也兴奋了。他觉得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有一大批世界性的跨国企业。他想创办这样伟大的企业。

但光有主意还不行，还要有筹资的能力。他在搞500大评选时，认识一大批企业家，他们相信陈东升，也愿意投资，一个星期之内，小有名气的陈东升就募集了2000万。文化部受理了陈申请拍卖行的报告，同意成立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后改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陈东升的另一个动力是“体制”优势。他在1993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经典名言：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就是要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关系获得一个好的起点，但是要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子。嘉德就是这样的路子，泰康也是这样的例子。”陈东升说。

买书与走遍全世界看博物馆是陈东升的两大嗜好。他自认为个人的最大优势是爱学习。他的这种超强学习能力是他成功的基本要素。

以创办泰康为例，1992年下半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后，很长时间无人去申办第二家。当时国内对保险的认识仅限于车辆运输、企业生产、火灾等财险范畴。曾去日美等发达国家访问，对当地保险公司林立印象深刻的陈东升，决定创办寿险公司。1992年12月10日，他向央行递交了筹建泰康人寿的申请；苦等四年之后，1996年1月，泰康人寿获批筹建。

当时不懂寿险的陈东升认为，公司要想做到专业与规范，捷径无疑是向国际成熟的保险市场“取经”。于是，在1997－2002年，陈东升遍访全球21家大型跨国金融保险集团，寻找合作伙伴。“创新就是率先模仿。”陈东升一直坚称。

不过，在陈东升的职业生涯中，高速成长的压力曾令他如履薄冰。2002年，当泰康迅速在一年间成立80家中心支公司，营销员由前一年的两万人增员至七万人时，陈东升意识到必须提防现金流的陷阱，尽管当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一样有资本压力。2003年截至10月12日，年保费收入超过100亿元，泰康人寿正式成为百亿大公司。

“高速增长给泰康带来的风险主要是财务、管理、监管、品牌等风险。”陈东升说。怎么办？他的经营策略是，压低成本，逐步把公司从保费规模型转变为内含价值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从而实现财务平衡。

深谙“资本短缺是每个金融家心中永远的痛”的陈东升，远早于行业提出战略转型，学习华尔街经验，建立资本节约型公司。高盛是陈东升心目中伟大的公司，后来，高盛亦在2011年4月成为泰康的第二大股东。

而行至2012年，公司陷行业性负增长。陈东升说，2012年是金融危机以来市场形势最坏的一年，也是泰康人寿创业16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咋办？惟有调整和改变。

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现在不得不过的“坎”——资金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营环境变化。但进入互联网变革时代，惟有拥抱变革，企业的经营之道也要随之改变。“企业要告别过去英雄主义时代，进入平常心时代”陈东升说。所谓平常心时代，即以探讨“业务结构转型、提高经营效率、精细化管理”等为主题。这意味着，增长速度降下来后，要重视效率、成本、专业化，转向内涵和价值为核心。

由此，进入个人金融消费时代后，产品也许会成为聚焦。甚至前瞻性的观点认为，领导力过时了。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创始人信奉——领导力，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取而代之的是产品经理思维，产品为王。

也许是暗合，这也是陈东升近年倡导的“把保险金融做成一种集大成的‘消费品’，一张保单保全家”的客户导向战略。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崛起，在未来10年的消费时代。因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高峰期、服务业启蒙期的中国还有10年左右的次高增长期（增长率8%左右），而支撑这个次高增长期的，正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消费时代的来临。

第三件在陈东升职业生涯中可圈可点的关键事件是，2009年11月19日，保监会批准泰康人寿养老社区投资试点方案，这使泰康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个获得养老社区投资试点资格的保险公司。

“这哪里是普通的纸啊，这是黄金镀的纸”当天晚上12点得知此消息的陈东升正在三亚开会，当时的他不禁由衷感叹。

而保险与养老社区嫁接的全新商业模式也因此成为陈东升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我们已经上了跑道，目标是成为中国养老社区产业的领跑者。”陈东升说，他由衷希望将来中国人也能优雅地老去。

他的远大抱负是“在未来15年投资1000亿元于养老地产，深耕寿险产业链”，将保险、地产、养老和医疗等整合在一起，彻底打通泰康“从摇篮到天堂”的产业链。

三

现在，陈东升每天必做的功课是，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政策、世界经济和国内宏观经济现状；其次，关注金融、保险业的动态，证券市场——因为公司每天要做大量的投资交易，陈还必须关注股市行情，注意金融市场的变化；第三，关注保险的销售，产品销售、风险管理、人才培养。

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奔走于全国各地、甚至国际都市，清晨醒来发现在不同的酒店。这是陈东升的一种常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这个机会为能敏锐地最先发现的人所准备。现在较十几年前已发生巨变。”如果是现在创业，陈东升不会选择拍卖和保险，那个机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创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别人从未涉足过的行业，另一个是虽然已有人涉足，但还处于发展初期的行业。但很多时候，人其实也无从选择。

谈及时代变革，陈东升说，一个机制好的企业，变革会更加灵敏。泰康拥抱变革的冲动会比别人强。他相信泰康的养老社区在保险界将是一个变革。未来3至5年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观念转变。其创新是将虚拟金融向实体经济延展，与现有的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发展是一条相反道路。

事业平台做大后的陈东升，把主要精力除了放在企业的具体管理实务上，也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关注公益事业上，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上，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陈东升把董辅礽基金会、亚布力论坛，作为表达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切及思考的平台，也正是经济学家厉以宁所欣赏和钦佩的。他认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有理想，有抱负，具有家国情怀的负责任的企业家。

而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序言中总结了那一代人的不足：在2000年之前，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中国企业家要真正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首先必须完成一项工作——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有人说，在商业战场里存活下来的“92派”们，带领企业走向成熟后，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中，为问题频出的社会寻找着可能的出路。从“创业——影响社会价值取向——改变社会”的规律看，他们已经具备了美国最早那批企业家的雏形。

说到现状，陈东升直言，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其特征是躁动与浮躁，这也是必经的周期，不如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国现在的问题。

“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未必能成功；你只要一个，反而能够胜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