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

蓄有微须的周兵——这位2014年愚人节才满46周岁的纪录片导演身上，流露着与其年龄和履历不太相称的缓慢与谦抑。

年初一个上午，在周兵工作室开始我们的长谈前，导演习惯性地向他供奉的一幅唐卡上了一炷香；对面墙上，挂着佛学专家楼宇烈教授赐赠的横幅“慈悲喜舍”，一侧则是他所皈依的苏州灵岩山寺住持明学长老手书的“老实念佛”。3个多小时里，周兵常常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打坐的姿势。

办公室里新添了画架，“尚佛，听琴，喜茶”的周兵甚至有意开始学油画。在担任总导演的《敦煌》2005年热映后，周兵又执导了大型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中国名寺高僧》，由于台里强调“新闻立台”且减少了纪录片立项，2007年周兵被调到央视旗下的新影制作中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敏感的宗教题材在这里反而有了拍摄的可能。《故宫》和新片《下南洋》等一系列代表作，都体现着周兵浓厚的历史感与艺术史兴趣。1980年代前中期就读于兰州一中时，这个西北孩子成绩平平，历史却是他成绩最好的一科，那时他还不会预料到20余年后成了南开大学的艺术史博士。

属猴的白羊座周兵有时还是会流露出西北人的江湖气，他与体制保持着一种纠结而又微妙的关系。科班出身的他在兰州电视台工作两年后，1993年10月以“北漂”身份加盟《东方时空》。在这个国家电视台业务气氛最为浓郁的时空，周兵遇见了只长他5岁、亦“恩师”亦校友的资深制片人时间，时间的博学、开放、宽容和悉心栽培让他感念至今。《故宫》的大获成功让周兵在业内外获得广泛认可，但那一纸北京户口仍然是在从央视本部调到新影制作中心后才解决的，这导致他对央视既感恩又缺乏足够认同。当业界地位足够稳固时，周兵从新影制作中心辞职，彻底告别曾带给他虚幻权力感的央视，这位中年向佛的前处级干部主动变身为国家电视台的“乙方”——他相信商业和思想的力量，他想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国际性导演。

“我在很多时候还是装着谦虚……装着谦虚也是有问题的。”与属下导演相处时的强势、暴躁，让佛教徒周兵担心“火烧功德林”。以总导演身份执导的“纪录大片”越来越多，周兵难免有些厌倦，他憧憬着能回归到一个人拍60分钟或90分钟单本纪录片的“做纪录片的手艺人”。2014年4月，周兵拟将从业以来搜集和积累的全部纪录片文献资料捐献给自己担任客座教授的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该系的“20世纪华人视觉传播典藏中心”即将拉开帷幕。

20余年来，周兵为民众追寻着各种历史面相，但最近几年，他对从未生活过的籍贯地苏州和祖爷爷以及爷爷、奶奶那些辈的历史却有了越来越浓的兴趣，他甚至渴望能用漫画或连环画为4岁的女儿画出自己的家族史。

抗战和内战改变了我爷爷的人生

问：你1980年代前期在兰州一中上初中时，历史课成绩最好的秘诀是什么？

周兵：我经常全班倒数第一，历史成绩反而最好，这得益于兴趣，可能跟课外阅读也有关系。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买过《李光耀回忆录》和《李宗仁回忆录》给我，当时《收获》、《当代》等杂志上还有一些纪实类的小说，如张贤亮的小说和“饥饿三部曲”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很多家庭里都有这样一些书，父亲把它们都藏起来，等他上班以后，我就翻箱倒柜地拿出来看，半懂不懂，但是给我的震撼很大。有一次，历史老师讲课，我就提出质疑，因为我看的是所讲到的历史人物本人的回忆录，和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要么他本人撒谎，要么是教科书有问题。那个年代，学生要提出什么质疑，你肯定是错的，但那一次，我们的历史老师很宽厚。

我机缘特别好，小时候有一个发小一直在刻篆刻、画国画，我好奇，于是跟着他一起，有段时间狂热地刻篆刻、画国画。上大学以后就停了，因为我是近视眼，家里人害怕我眼睛变坏，现在想起来蛮可惜的。

佛教特别相信缘分。我初中时特别喜欢看一本讲“扬州八怪画派”的书，当时是看着玩儿，结果我后来考艺术史博士时，其中一大考题就是关于“扬州八怪”的；还有一个是谈你对抗战史的认识——考试之前我没有系统学习过抗战史，但是之前我在《东方时空》跟着时间老师，参与了纪录片《抗战》的创作，因为调研而知道了大量的抗战史。那次考试我很高兴，这就是缘分。

我父亲是学农业科技的，爷爷是铁路方面的工程师，这些和我后来对历史的兴趣没什么直接关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年轻时到现在，反正见了这些跟历史相关的东西，我就喜欢。

问：您在籍贯地苏州有没有生活过？

周兵：没有。我对苏州的确有向往，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当年生活在那里，祖爷爷膝下有六房，他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我爷爷曾经想去找，至少两次跟我提过他想回苏州，去找家里的房子或者亲戚，但我们都没有陪他去。

有点伤感的是，我不知道关于我祖爷爷的故事，我父亲甚至不知道他爷爷的名字，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因为政治的原因，我爷爷把这些信息给有意屏蔽掉了。我现在正在查我爷爷的档案，还没有拿到手，据说我爷爷曾经在档案里写过一个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常要写的交代材料，里头提了一下我祖爷爷的名字“周俊之”。我记住了，至于说这个人做过什么、有什么经历，我完全没有记忆。

我爷爷抗战前在1890年由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工作，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给了他500大洋，让他们从武汉撤退到长沙，又从长沙撤退到重庆，他们当时属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长是翁文灏。资源委员会1935年4月在南京成立时，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为隶属于经济部，1946年上半年又改为直接隶属于行政院，孙越崎先生（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实业家，其孙女孙维1997年在清华大学的“朱令铊中毒事件”中作为嫌疑人曾被北京警方传讯——采访者注）先后任副委员长和委员长。1995年孙越崎先生103岁时，我采访过他，有一次跟我爷爷聊天，我说刚采访完孙越崎先生，爷爷说“他以前是我们的长官”。我说，“啊？你怎么还在政府资源委员会待过？！”爷爷抗战期间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底下很基层的一个矿上工作和生活，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他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

2012年才知道，1945年抗战胜利时，爷爷全家已经把房子卖掉，行李准备好了，要从四川乐山搬回苏州去。突然内战爆发，爷爷就被迫留在了乐山，解放战争之后还当过乐山地区工业局局长，住在一个干部大院儿里，待遇特别好。但是1950年代一次政治运动，查出他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底下干过，就给他下放，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钢铁厂记得特别清楚，叫“大渡河钢铁厂”。

我想做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当年国民党政府怎么从南京、武汉迁徙到长沙，又从长沙迁徙到重庆。我爷爷走了这条线，他告诉过我，他们当时发了多少钱，携家人坐汽车坐轮船坐火车一路逃难，甚至当时在一个船舱里看见了老舍还是巴金。他们到重庆的时候，日军大轰炸把房子给炸了，我父亲还记得他们躲在防空洞里非常害怕，重庆也炸死过人嘛。后来到了乐山，就是很平静的生活了，因为那一带是山村。

最有意思的还是我母亲那一系。她们家是山西山区的，我外公是一个农民，他挑着担子逃难——前面是我大舅，后面是我二舅，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出生——从山西走了三个月走到兰州，估计也到过西安，在西安待不住，可能就跑到了兰州，就这样后来一辈子就在那。

我爷爷是个小人物，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生活中有两次巨大的变化，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次就是抗战。1937年他刚工作几年，当时工资是37块半大洋，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台柯达相机，所以我手里现在有很多他拍的照片。武钢集团（前身为汉阳铁厂）成立100周年时，跑到他那去拿走好多照片，他拍的都是1930年代的钢铁企业。我爷爷过世以后，留下的只有那些发黄的照片，我将来是想整理出来。1937年，本来家里要送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都已经定了这事儿，但因为战争爆发没去成，这就是人生。

另一次巨变是国共内战。1945年抗战胜利，当时一个长辈要带爷爷去台湾基隆接收煤矿，因为他们都是管煤矿和钢铁厂的。我爷爷没有去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四川那时候的生活很安逸，觉得台湾太苦了。后来，他的姨夫就去了，那一支现在都在美国。本来爷爷的人生规划是，在乐山当几年技术员，然后去美国留学再回来，但是因为国共内战被中断了，然后一辈子就被迫待在了乐山。

接触了超过一百多位当时中国

最顶尖的人物

问：如今，业内外谈论你时总绕不开《故宫》（2003），自我梳理中你也特别提到过《周恩来》（1996）、《梅兰芳1930》（1997）和《记忆：百年中国人物》（1999）、《纪事》（2000）等纪录片或纪实栏目的训练和影响，但我对照了下你后来拍摄的《敦煌》、《千年菩提路》、《台北故宫》、《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中医》、《黄埔军校》等纪录片时，感觉更早期如1993年初入央视时拍摄的“中国画大家”系列、“中国学者系列”和《贝聿铭》、《周谷城》等百余期“东方之子”，其实更早地完成了你初期的职业训练？

周兵：这个基础特别重要，现在想起来真是“魔鬼般的训练”——那时我一年最多能做100期节目，就是三天一期，几乎天天在拍摄和编辑。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做的了。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接触了超过一百多位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人物，这些人跟现在的“大师”不一样，他们成长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受的是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其中，有留美的一批，如“老毛的同学”周谷城；再晚的一批，是西南联大出来的如杨振宁那一批。这两代人和19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在气质、学养和待人接物等方面完全不一样。现在想起来，我很幸运，当年就是一对一地采访这些大师。

那时候我合作最多的是白岩松，他主要负责提问，我在旁边看和听，我们一般就三个人最多四个人去采访，两台摄像机同时录。记得有一次去上海华东医院采访周谷城先生，他当时95岁了，我们一进去，老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只给你们8分钟”。这怎么办？我们节目播出时也就8分钟，只有8分钟采访时间就没法拍，但白岩松一开聊就聊了一个半小时。走的时候，老先生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都走了，也不陪我了”，当时我心里还挺伤感的——我们当时很敬仰他嘛，大历史学家，老毛的同学，但是他的孤独感和渴望跟人交流的欲望，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在华东医院，我还采访了当时105岁高龄的画家朱屺瞻先生，他接受采访时已经说不了什么话。采访冰心的时候，她90多岁了。当年采访了很多人，像季羡林先生我们采访了三次。采访过的画家里头，关山月、谢稚柳、黎雄才、黄胄和吴作人等现在都走了，吴冠中先生那时候还算年轻的。如果我将来想成为一个学者，我想以他们为榜样。

当时还采访过很多科学家，包括搞林业、物理学和地震学的。你就想，我当时多幸运，就这样几乎一对一地与这些真正的大师交流。那时候我还比较傲气，从来不去跟他们要字，也几乎从来不去合影，我现在特别后悔。

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懒。我采访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都会提到“文革”期间的经历，那时候“文革”是不能说的，但是我们出于尊重，老先生受访时说就说吧，我们就听着，听完回去就删掉了。当时也曾产生过一个念头，以后采访这些老先生时就多问一些“文革”的事情，然后把它攒下来，但这个念头萌发以后就忘了。我采访费孝通先生的时候，他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文革”，这些最后我都没有保留下来，这个是太大的浪费。我20多岁的时候对这种保存和抢救没有意识，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现在再说来不及了。

我们的拍摄是有很多一手

文献资料来支撑的

问：1990年代前中期拍摄《周恩来》过程中所经受的最初的文献训练，应该对你日后的创作大有裨益？

周兵：我很幸运，我的文献训练其实得益于三件事情，一个是拍《周恩来》；一个是拍《梅兰芳1930》；后来又做了《记忆：百年中国人物》，就是讲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30个人物。通过这三件事，我把当时能看到的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相关视觉文献基本上都系统性地看了一遍，《周恩来》涉及中国革命史与共和国政经文化领域大的历史，我是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看到了1978年。我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讲一个课，叫《中国视觉文献100年》，从1898年一直讲到现在。筹拍《周恩来》时，所有相关文献我花了半年还是一年去看，有段时间我就几乎天天泡在那，实际上这对我的视力很不好，因为那个幻灯片很小，摇那个片子很辛苦，肩周炎都犯了。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反右和“文革”时期，我具体执导的一集是谈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我很幸运接触到了季羡林、费孝通和胡绳等一批老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了建国后知识分子那个起伏的命运变迁。《周恩来》中我还做了一集关于两弹一星的，还看了一批军事文献，包括卫星研发的影像资料也捋了一遍，还去拍了几个发射基地。拍《周恩来》时，我还看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的一些有周恩来签字的文字档案的复印件。

做《故宫》的时候，我看了大量清代皇家档案，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们的拍摄背后是有很多一手文献资料来支撑的。《故宫》第一集的脚本，虽然最后只用了六七千字，但毫不夸张地说，我看了至少100万字的资料。当时我有个妄念，想要写一本关于紫禁城建造史的书，但是这本书到现在都没写出来，因为我发现我功力不够。其实，将来我还是想写，因为紫禁城是怎么建造的这件事，迄今为止没有人在学术上和文学上做一个详尽描述。正好我当时手里有幸掌握了一批资料，8年前我其实写了两三万字，后来就终止了，还是因为媒体人的浮躁，写这种东西必须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推演，甚至还要合理地推论和想像。

后来更幸运的是，我拍《台北故宫》时，在他们“国立电影资料馆”，将日据时代日本人拍的台湾影像资料和蒋介石、蒋经国时期的台湾资料又看了一遍。那次在台北呆了一个星期，天天去电影资料馆。后来去新加坡，在他们国家电影资料馆又呆了几天。

拍《外滩》和《外滩轶事》时，我又把上海电影资料馆的相关资料看了一遍。未来我想写一本书，将这些视觉文献资料作为教材附录提供给大学生，将来大家去做片子时，可以查阅这些东西。

我现在还有一个心愿，想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听说那里藏了好多中国文献。

文献这块我特别重视，这两三年我一直在写一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好，一直不满意，其中有一章叫“纪录片的资料调研”——这也是一个蛮有功德的事，我们把收集到的中国和国际上的博物馆、文献资料馆的联系方式、馆藏内容的纲要全都整理出来了。

保持一颗初心

问：在很多知识人特别是独立导演的认同与追求中，纪录片的批判和“介入”功能可能会被格外强调，但近些年真正在大陆普通民众中获得广泛关注的还是《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这类片子，批评者甚至不愿承认它们是纪录片。

周兵：只是观念上的误区，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些独立导演，他们中很多都是好朋友，但认为只有纪实类的、原生态的、带有一些批判思想的才是纪录片，这在学术上是一个偏见。国外对纪录片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就是用纪实的手法非虚构地记录一段生活或者一个事件。专题片也好，纪录片也好，都应该是真实的记录，应该允许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诉求，允许投资这些纪录片的机构有自己的需求，没有谁对谁错。你可以有你的反叛，本来就该是多元化的，何必那么较真？

我也知道很多人质疑我，认为我做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跟现实没有直接关系，是“精美的明信片”，但我要传递我的审美；我这辈子，至少此前20年到现在，我的使命不是去批判和质疑某些东西，而是要挖掘和传播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问：入行迄今已20余年，你如何确保热爱纪录片的“初心”不会丢失？

周兵：我也迷失过，现在还做这么多事，不能说一点名利心都没有。但我想通了一个道理，即名利是一个工具。现在考虑的是，我能不能利用这20余年的积累或我所能拿来的资源，更好地把我的团队做成一个文化滋养成长的空间，首先是商业上能安全地生存下去，然后能挣到钱，让大家都能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一个团队。这个发心和过去的初心是不一样的，我最早入这一行是因为看到了《丝绸之路》，觉得拍得真好，后来又看了一些欧美和俄罗斯的电影，觉得做这一行很骄傲，我要成为一个好导演。

在不断成长的这20余年里，“我要成为一个好导演”这个梦想是没有变的。所以，你一进工作室的时候看到的我写的对联是，“梦想可以成真，一切从心出发；人生如何成长，万法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你知道了就要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再转化为你的行动。这是我的发心，我做不到，但我天天都提醒自己。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希望投机取巧，都希望最快地获得一些东西。现在大家都还在关注渠道和传播方法，三年五年以后，也可能很快，我们这样的团队会非常有市场价值，因为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初心，保持我们好的创意和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