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春龙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出生于1934年，现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英格尔哈特的这两部重要著作《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是他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亦是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

由于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上的杰出贡献，成为少数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学者之一。他曾经担任美国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任，1988年至今担任世界价值观念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项目的联合会主席。英格尔哈特同时也是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比较社会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最早提出“政治文化复兴”这一主张，提出应该矫正政治研究中的理论取向问题，应该重新重视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他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目前已经涵盖了97个国家和地区，覆盖90%左右的世界人口，是当前全球最有影响的调查项目。该调查每过五年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自1981年起已进行五次，调查结果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认可。

英格尔哈特最早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977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是英格尔哈特的成名作，也是一本具有经典意义的政治文化作品。英格尔哈特在该书中率先发现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民众价值观的重大代际转变，从而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研究领域。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一价值观转型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场文化转型正在逐步改造这些社会的政治生态。

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这些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对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这样的物质主义价值需求开始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开始日益追求一些后物质主义价值——诸如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权，让人们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有更多的发言权等。伴随着这一价值观转变的是一场静悄悄的政治革命。以前，人们对于政府的要求仅仅是：政府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而现在，人们对于政府的要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府需要能够向人民提供更多自由表达自己观念的机会。

《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一书运用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该理论首先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所提出。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马斯洛认为，如果人类低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就成为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

英格尔哈特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的。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是压倒性的需求，很少有较高层次的需求。而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由于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和持久和平，经济安全已经被年轻一代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他们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因此，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正在发生着一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观代际转型，年轻一代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强调自我表达与个人自由。对此现象，英格尔哈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专有术语—“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这一专有术语后来成为英格尔哈特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诚然，《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一书所使用的调查数据相对有限，主要依赖于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以及比利时六个国家的调查。但是，该书在理论上是英格尔哈特的起航之作，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该书的后续之作。

1990年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是对《静悄悄的革命》一书的拓展。该书以英格尔哈特对西方二十多个发达工业国家的价值观念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欧洲晴雨表调查、由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所开展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以及三国小组研究项目）为基础，探讨了经济与社会政治发展是如何影响文化的变迁，以及文化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作用。在该书中，英格尔哈特系统阐述了文化变迁的理论，解释了大众文化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变迁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进一步阐述了变迁后的文化又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这填补了以往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理论空白地带。

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中，英格尔哈特运用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里大众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公民的价值观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这一变化正在重塑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首先，西方普通公众的参政态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政治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和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投票，而是渴望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西方社会已经由精英主导型的政治参与（以政治动员为特征）转变为导引精英型的政治参与（以特定的政治议题导向为特征）。

其次，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文化变迁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阶级冲突走向没落，一种基于生活质量问题基础上的新型政治分化开始出现，一般公众对新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左派政党支持不断高涨。

那么，政治文化为什么会变化呢？发生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里的这场文化变革主要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持续的和平，使战后几十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把目前的经济安全视为理所当然，而给予一些非物质要求以很高的优先权，最终导致价值观的变化。

1997年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一书，是英格尔哈特第三本有着深远影响的专著，它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研究工作的继续。从研究主题上讲，《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继续论证了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把经济和物质安全放在第一位）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优先目标（强调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逐渐转变这一宏大主题。但是，由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有着更大范围的样本国家（共计43个国家，覆盖了世界70%的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和欧洲晴雨表调查），样本国家涵盖了从人均收入只有300美元的国家到人均收入百倍于此的国家，包括了市场经济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威权政治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而《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依赖的样本国家仅仅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因此《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能够更为全面的论述经济发展、文化转型以及政治转变这三者在时间上的复杂关系，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并且会对政治生活带来何种的影响。

通过运用主要成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这一统计工具，英格尔哈特提取了两个维度来解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1）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与世俗—理性权威（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的维度；（2）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与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的维度。第一个维度的两极分别是传统权威与世俗—理性权威，发展中国家与前现代化国家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强烈的传统权威特征，宗教在其社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和服从权威的重要性，以及保留了非常传统的家庭观念：诸如反对离婚、堕胎、安乐死等。同时，这些社会往往有着高层次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排外主义为特征）。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强烈的世俗—理性权威特征，宗教的作用在衰弱，人们对于离婚、堕胎、安乐死等问题往往持有宽容、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权威的重要性也在衰退。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相比，低收入国家的民众要更加强调权威：认为“更加尊重权威是件好事”的比例与该国家的人均GNP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6。

第二个维度的两极分别是生存价值观与幸福价值观，发展中国家与前现代化国家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强烈的生存价值观特征，而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强烈的幸福价值观特征。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积累起空前的财富，这就意味着其社会中的公民普遍富有，生存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这些社会里的人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从关注经济和物质安全问题，更多地转向了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以及生活质量等。

凭借这两个维度，英格尔哈特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并拓展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多数工业社会从传统价值观转向世俗理性价值观方向。但是现代化不是直线，当一个社会完成工业化之后，它会朝一个新的方向前进：从生存价值观转向更加注重自我表现的幸福价值观。这一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加关注对环境的保护、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在同性恋、两性平等等社会问题持有更为包容的态度，同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也体现在子女教育价值观的转变上，从重视努力工作到注意创造力和包容作为教育孩子的重要标准。

英格尔哈特所推动的“政治文化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他所从事的以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仅克服了传统的阐释学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而且超越了早期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人对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英格尔哈特以对西方多个国家的价值观念调查为基础，设计了一个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测量框架，从而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价值变迁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国内学术界同仁有着不言而喻的借鉴意义，而且对国内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也有重要的学习意义。

诚然，阿尔蒙德首倡运用实证主义范式研究政治文化，强调政治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客观的、超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科学研究，并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一道在五个国家运用了问卷调查方式收集个体层次的数据进而来分析一个社会的群体文化特征。可以说，阿尔蒙德与维巴是运用跨国问卷调查进行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五国调查之后，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后续性的调查。英格尔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在基本研究方式上与阿尔蒙德一样，都坚持实证主义范式、运用跨国问卷调查进行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但是，英格尔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优势，这两个方面的优势是所有其他跨国文化调查项目无法比拟的。第一是规模大，英格尔哈特所主持的价值观念调查涵盖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第二是时间跨度长，英格尔哈特所主持的价值观念调查每过五年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世界价值观念的时间序列（time　series）的数据，可以用来检验文化代际转型（generational　replacement）的理论。

英格尔哈特在这些书里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价值观代际转型的理论，构成了当前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对西方当代社会变迁最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

比如，阿尔蒙德就对英格尔哈特赞誉说：“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他的第一篇文章发现了较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龄群体的态度转变，并预测随着这几代人的成长，这种转变会引发一系列新政治议题的兴起，而且这种转变会带来民主的发达工业社会中政党体系的转型。这个预测已得到事实上的确认。”

马克思·凯西（Max　Kaase）与肯尼思·牛顿（Kenneth　Newton）也认可英格尔哈特的理论观点：“我们发现了足够的（证据）支持（英格尔哈特的）模型，这一模型强调社会变迁会影响价值变迁，价值变迁进而影响政治态度与行为，特别是通过代际转换这一过程实现这一点。”

多个渠道的统计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价值观代际转型的理论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引用率最多的政治学理论之一，这进一步表明了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在政治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

（本文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