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根永

一些学者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不管对错，坚持传统，害怕自己的学术积累成为昨日云烟；还有一些学者习惯用公认的方法发表文章，换得生存所需的工资收入。我想赫希曼不会认可这些学者，他比较认可维特根斯坦式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先是开创了哲学中的语言学派（分析哲学），继而又回归常识、以“游戏”来理解日常生活，从而将自己早期开创的语言学派全部推翻。赫希曼在这方面和维特根斯坦有一拼，他自我颠覆的思想意识表现在这本自传的写作思路、学术文章的语言（数学或非数学）选择、学术思想的自我颠覆三大方面。

马克·布劳格曾经为雅诺什·科尔奈、阿尔伯特·赫希曼写过小传。布劳格称前者是第一批在共产主义世界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接触、分析计划体制面临的新问题的思想家，称后者是“横向思考”（Lateral　thinking）大师，能够从出其不意的角度分析老问题。也就是说科尔奈和赫希曼均是自我颠覆的思想家，但是两者思考的路径不同。

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香港版书名：《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从小标题就可以看出其不同寻常的思维。2012年，我读科尔奈的港版自传时，非常佩服作者梳理学术著作来龙去脉的独特写作手法。但是，2014年赫希曼的自传《自我颠覆的倾向》写作手法更独特，完全摒弃了常规的时间序列式写法，而采用文集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思想历程。正如赫希曼所说，他从来不想为了回忆而回忆，他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激发思想。

赫希曼的这本自传，写作风格融合了逻辑的严密性和文学的艺术性，尤其对圣经和古希腊神话信手拈来使人耳目一新。但是，这不代表赫希曼不擅长数学。其一，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发明了“赫希曼指标”（即“基尼系数”），但是这个指标被学者们错归到基尼名下。1964年，赫希曼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澄清这个指标的发明权。这段轶事，也说明社会科学家往往将赫希曼归到文字型思想家的行列，而忽略了他在统计学方面的贡献。其二，1945年，赫希曼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国家实力与国家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中设计了现代产业经济学经常使用的“市场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统计指标。

正如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在推荐暑期书目的文章中所说，赫希曼曾经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擅长数学，将准备发表的文章用数学重写一遍，“赢得同行赞佩后便宣称再也不搞这套把戏”。这从侧面证明了赫希曼文章的逻辑严密性，但是他认为数学模型表达思想存在不能囊括未知因素的缺陷，所以他更倾向于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正如汪丁丁在文章中提到赫希曼晚年回顾自己的生平，最深刻的感触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可见，学术写作语言的选择应该是赫希曼在早期对自己的第一次自我颠覆，这也明确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路径：理论模型的思考框架不能替代真实世界的现象。

沿着上述路径，赫希曼一生致力于修正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在本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中对自己的成名作《退出、呼吁和忠诚》中的逻辑框架进行了挑战，通过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过程的历史调查，发现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与最初的框架有多大的不同”（第51页），从而增加了原有理论的复杂多样性，强化了其解释力。

另外，赫希曼自我颠覆的思想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在《反动的修辞》第六章《从反动的修辞到进步的修辞》，该章完全颠覆了前几章的观点。赫希曼在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指出写作之初从来没有计划写这一章，如果计划了，反而可能写不出来了，这一章直到他“花费了冗长的三章，通过考察三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反动修辞，详细阐述了悖谬命题、无效命题和危险命题之后”（第66页），才展现在他面前。可见，赫希曼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实现了自我超越，他也认为“自我颠覆行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一种有益的行为，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它是一种令人喜乐的行为”（第107页）。那么赫希曼这种自我颠覆的思想意识可以归因于哪些因素呢？

首先，主要归因于年长赫希曼6岁的欧享尼奥·克罗尼（阿玛蒂亚·森的第二任妻子是克罗尼的女儿，赫希曼的外甥女）1937年对赫希曼的影响，这使他的意识从“一个人必须有成熟、完备的世界观”转变为“未经本人的质疑，从来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第140页）。

其次，智识会聚的学术团体对他的影响。其一，法国求学时的师傅徒弟型关系奠定了赫希曼不遵循常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风格；其二，赫希曼与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学术交叉关系奠定了他能够在大的思想差异中寻找共鸣；其三，赫希曼与卡尔·施米特的敌友合一型关系（赫希曼是反纳粹、施米特是亲纳粹）奠定了他从敌人身上提炼和改进自己观点的本领；其四，赫希曼与克罗齐埃的殊途同归型关系，使他知道“不同的研究领域，并独立地关注着不同的问题”（第155页），却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观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赫希曼的自我颠覆意识来自于他的学术诚实，绝对的顺服于真理，在真理面前谦卑。他从来“不想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去呈现世界”，他认为人应该“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第157页），“在宣告任何有关人类社会的未来的信息时，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最大程度的谦卑”（第219页）。因此，赫希曼不喜欢数学模型的狂傲自大，他更喜欢从悖论（非预期结果、序列式发展、祸福相倚、退出与呼吁）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他的基本出发点是：数学模型并不是唯一王道，学术研究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讲师，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