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暑期训练营B组 隋禹 黄格格

一夜间，王维平遭到了全国媒体的围攻。

据报道，1月15日晚的两会现场，市人大代表王维平来到公安局长傅政华面前，称经过自己的调研，发现目前公安工作的“四少一多”，即“堵车少了、罚单少了、滞纳金少了、发案率少了、破案多了”。“现在公安收入低，总是加班，因此队伍稳定，也需要考虑，应该适当提高待遇。”王维平说。这个为警察涨薪的言论引起极大争议，矛头直指王维平。

谈及他所引起的巨大争议，和大多官员的闪烁其词不同，王维平说：“这是明显的造谣，你帮我澄清一下，我不至于愚蠢到那个程度。”

当时我说公安收入低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傅政华，你是从基层干上来的，你们警察一年加班多少天你统计没统计过？他说我们这一年加班平均得170多天，我说那你给不给人家加班费？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这违反劳动法啊，超出八小时你得给人家加班费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我说老傅啊，你得考虑这队伍的稳定啊，原来这些人有灰色收入，现在越来越紧越来越少了，这点工资不够，不如干脆不干了。人家法官都不干了，干律师去了，律师挣得多啊，公安到各个单位当保安去都比你这儿挣得多，所以你得考虑这支队伍的稳定啊，特别是骨干，就是真正从一线摸爬滚打上来的这些骨干，你都得留好了，你这只队伍要是没保住，留下的净是一帮吃白饭的怎么办。我原话是这个意思，但是媒体给我改成了要给公安涨工资。为什么这话明摆着是造谣，我也是公务员，警察也是公务员，公务员涨工资都得全国一致的，他不可能单给公安涨工资，我不至于愚蠢到那个程度，我是老公务员，所以你帮我澄清一下，我可没说过这话。

为什么我一个搞环境的给公安提意见，因为我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特邀监督员，我监督了十五年了，发现问题就反映。我对公安做调研得出四少一多的结果。第一是罚单少了，罚单少了好，一年这个开汽车罚款一千多块钱那是最普通的，你说要是开车粗心一点的一年三五千罚款，你到底是为了罚款还是为了疏导交通？没必要罚的你别罚，现在改了，没必要罚的就不罚了，没必要的监视探头就关了，现在我一年也就交三四百块钱。第二个是堵车少了，按道理说罚单少了应该堵车多了，可不是，因为警察现在不设指标了，原来一个警察一个月罚多少钱有指标，现在没有指标了，所以堵车少了，因为他这一罚车，堵了一条道，谁也不会顺顺当当就把钱给警察，这不就堵塞交通了吗。现在把精力大多放在疏导拥堵上，不是放在罚单上。我们在几个点儿做了一些调研，后来发现这个堵车确实少了，每天都在这些点儿做监视。第三个呢我说的是吃拿卡要少了，他们改成了滞纳金少了。小偷给警察塞点钱，这案子就取消了。这其实是给基层警察违法乱纪提供了条件。警察代表了一个政权的形象，代表国家的形象，形象太不好了。现在治理完了吃拿卡要的情况好很多了。原来吃拿卡最严重的是在歌厅、桑拿，三天两头去查，每次查都得几万块钱，现在不让去了，公安局的人一律不许上歌厅上桑拿，见着就开除。所以吃拿卡要少多了，虽然深层次的还有，但是少了。还有就是破案率高了，发案率低了，确实有数据，今年去年确实比前年低。傅政华这人就是干公安出身，到现在他还是骑着自行车街上转悠，看警察在不在岗，是不是吃拿卡，是不是尽职尽责了，警容警纪怎么样，所以他的确很尽责，是个好人。

这位65岁的老人有着多重身份：致公党党员，循环经济专家，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特邀监督员，项目评估专家等等。他的社会角色也曾经历转换，主治医师，高级工程师，环境专家。他会随口说出一些听起来毫不客气但实际上的确说得通的话，比如：“因为我是民主党派，人大代表，说话随便点，我有言论的免责权，这是法律赋予的。”

我当公务员三十年了，我觉得公务员首先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因为公务员是代行国家职权管理社会的角色，所以应该讲究先公后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一个这样的观点，是说我们从来不主张大公无私，因为没私就没公，两者是互相排斥对立统一的，大公无私就是违背科学的一种说法。你不吃饭吗？你不穿衣服吗？你不住房吗？你没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吗？先把国家的事老百姓的事办好了，然后再满足自己的要求，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人都有私心。公务员所谓的责任感，就是因为他代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管理社会，首先要有责任心，要把公字放在前头，但是也不能没私。社会应该理解公务员是有私心的，但前提是公务员应该有责任心，有公德，所以要尽可能克制住这种私心，克制这种腐败，一方面靠自己的觉悟，一方面靠制度。从客观的情况来看呢，公务员待遇一般，我今年都65了，工资才6000多块钱。在我们单位已经是最高的了，我们局长和主任也就这工资，科员只有3000。

原来吃饭总是免单，逢年过节发点东西，处级以上配个车。现在反腐败力度大，待遇越来越少，这点工资说实在的不够花，真的不够花，一个基层公务员一个月挣3000，三辈子都攒不出一套房钱来，不买房光是租房也租不起。北京西城区一室一厅的房子每月都要7000，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所以公务员待遇不高，在国外奉行的高薪养廉，就是起码得保证公务员生活无忧。我的观点是，即便你再去约束他，现在他生活有忧了，并不是说生活忧就得腐败，但客观上是这样的。

我之前是一名传染病医生。那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忽略了环境，各地为了考核业绩不择手段，其实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当时年轻，在中国最好的医院，北大一院，30岁就出了五本专著。我们搞传染病应该贯彻保健和预防的方针，但是如果环境治不好，病就很难治，而且怪病越来越多。30年前我就琢磨这事，我并不觉得医生没当好，就是觉的当的没意思，倒不如搞环境。

后来我到这个单位一看，这都是时传祥，很少有知识分子，即便有，都是搞机械的，搞垃圾车粪车的。我最初到这来什么都不懂，就逐渐的被边缘化。我不服气，就去学了分析化学硕士，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环境工学，环境工程，学了好多年回来了就彻底改行了。改行是个艰难的过程，尤其是我从一个已经算是小有成就的专业行业，也算是阳春白雪，到一个陌生领域是需要勇气的，这是一个挺艰难的过程。

王维平的性格中有不甘寂寞的一面，他从来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视天下兴亡为匹夫之责，他提出新的审计制度，上书胡锦涛，相信普通人的智慧也能影响高层决策。

我在99年世界管理大会提出中国应该实行环境会计和绿色核算制度，因为当时伴随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如果我是当县长，一年之内能让这个地区的GDP翻三倍。我会把树全都砍了，再弄十五个小造纸厂！当时我就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我不能空谈理论，必须把它落实到制度上，特别落实在考核各级官员的制度上：不惟GDP。而各地方都追求GDP，既然不惟GDP，就需要有新的制度来取代，所以十五年前我就提出来这个绿色GDP。现在正在着手起草的是干部离任审计，我认为这个过程不应该只是审计你的功劳，你的业绩，还得审计你对生态环境的作为，到底是破坏了还是修复了，环境污染是恶化了还是好转了。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所以一定要落实到制度上。

可是到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因为现在转型发展了，需要有新的考核制度来取代他，那就是考核环境。人家说质量，要又快又好，我说这不行，要又好又快！我给胡锦涛写信，胡锦涛同意，要又好又快，那什么叫好，你得说出来，好有六条：一是单位GDP能耗，我们创造一个GDP的能耗是日本的七倍，所以单位GDP能耗越低越好，然后单位GDP水耗越低越好，单位GDP原材料消耗越低越好，也就是你得资源消耗的越少创造的价值越高，然后是单位GDP污耗，就是你创造一个GDP你排出的污染物越少越好。还有就是人均GDP，以及单位国土面积承载的经济总量，这六条，作为表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指标，这就成为了用实行绿色GDP考核各级干部的制度基础。所以我觉得我活的还挺开心的，你别看我是小人物，而且越来越老，还没什么级别，但是我自认为我对这国家还是尽了力的。改革是最难的，能够在改革问题上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新制度，因为中央领导不是神仙，他靠凝聚大家的智慧做决策。我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循环经济，绿色GDP，环境会计，后来又提环境审计，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环境审计，审计不能说光花钱就能做审计，你得考虑环境，形成制度，落在会计账上，有据可查。

被要求谈及公务员的薪酬改革和生存状态时，王维平毫不避讳隐性收入与公务员素质的下降。他仿佛什么都不怕，享受着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承受着它的代价。

我印象最深的薪酬改革就是王岐山在任的时候，06年改了一次，工资一下提了。3581工程，科级干部3000元，处级干部5000元，司局级干部8000元，部长级干部10000元。06年07年那时候就算比较好的了，那时候租房一个月300，租得起。现在一个月7000，我都租不起，65岁的公务员都租不起，所以这也是政府的事。

原来考公务员多因为公务员灰色收入多，手里有权。将来呢，反腐败越来越明确，灰色收入也就越来越少。国务院明确提出公务员要涨工资，因为不涨工资基本生活都费劲，我认为目前中央的政策是合理的，一方面严加约束，一方面考虑提高待遇。而且公务员还是有责任，有风险的。由于待遇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重，现在考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少了，这证明人人都有这个心态，好就趋之若鹜，不好就敬而远之。现在很多人都不选择公务员岗位，这就造成了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下降。而公务员恰恰就是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人，你没有本事，素质越来越低是不行的。

我们那时候的公务员起码得把这工作干好了，得下去深入了解情况、多听意见、反复思考、反复开会。现在不一样，很多领导干部一拍脑门就制定政策，所以才容易出现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这都说明这领导干部的素质低，能力差。我们这改革还是需要从这吏治的角度改革，分清责任，谁出事就追究谁，提高待遇，起码是生活无忧，否则很难抑制腐败，飞蛾扑火。

中央透露出新一轮工资改革的信息，我是赞成的。第一，工资得涨，公务员待遇低。第二，不一定要按职务来安排工资，过去是3581，但我觉得也应该按照责任大小，贡献大小，资历长短，任务的重要程度来划定工资，不应该只按级别。

80年代有过一次公务员下海大潮，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好多人都成了大款，一些公务员就辞职了。比如说公司聘请他一年一百万，人家这边就辞了，人家在这儿三辈子也挣不出一百万。但是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人家学法律的，本来在我们单位的法制处，后来人家考了律师证当律师去了。

这就说明公务员队伍该如何稳定，这很重要，第一要有合理的待遇。待遇太低，又苛刻，灰色收入又没了，所以优秀的能干的人都走了。其实这可以理解，因为人都有私心，但如果这样这支队伍就留下一些不干活的或者不能干的，这是不行的。

我做医生时待遇比公务员好，现在医生也比公务员挣的多。现在也回不去了，我连药方都不会开了。选择做公务员也不单纯是因为责任心，我觉得公务员的压力比医生小，比较安稳。医生公务员辛苦，所以医生待遇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公务员的优点就是相对稳定，福利待遇不敢说，现在福利待遇越来越少，基本工资又只够活着的。对于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我觉的起码要7000才合适，一次提不到分几次。现在都没有福利分房了，租一室一厅在城乡结合部还得三四千，以后要有了孩子需要抚养孩子。同时，也不能伤了公务员队伍的心啊，现在在岗位上累死的人不少，过劳死，水灾，压力又大，这些人退休了以后又穷困潦倒，你不是伤了他们的心吗？那谁还给国家做贡献啊？以后都跟自己孩子说千万别当公务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