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暑期训练营B组 刘婷婷

 “钱不够花啊”，张斌锐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斌锐是85后，山西省高校通信工程专业08级毕业生。

毕业6年，斌锐的政治面貌从“中国共青团团员”变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婚姻状况从“未婚”到“已婚”，电话号码从138到186到158，体重从65kg到90kg……而他的工作，从电脑维修到旅行社业务代表，从银行职员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最后到县里的公务员——工作越来越稳定，工资越来越少。

 “09年10年在银行的时候，年薪少说也有十来万”，斌锐09年年底离开了省会太原，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进入北京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我现在都忘了自己当年具体在哪儿了，西四环，附近好多国企”。

 “那些比我大十岁左右的主管或业务经理们，北京当地的咱就不说了，其他很多也都是从各地涌进来的大学生，没背景没资源，就靠自己数十年如一日拼命工作，买了房买了车娶了妻生了子……”。对年轻人而言，北京永远是一座魔力之城，美食、派对、金钱、机会。2009年，北京房子均价15000。

斌锐到现在都觉得北京好，虽然他当年已经拿出了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一来“改善住房条件”，还是不得不跟隔壁的室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每天为了抢卫生间而早起几分钟”。“大学同学或单位的同事时不时会发起聚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有时候也带着各自的男女朋友去唱唱歌，”斌锐的哥们里有几个东北人，他们不习惯AA，“也不去什么高档地方，大家轮着请，聚一次千儿八百”。

斌锐平均每个礼拜参加一次聚会，每个月买一次单，“酒肉是穿肠过了，情感也没留下——几个兄弟没两年都撤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他们几个的年薪在10万元左右，日常过活得很滋润，可是一说到房子，个个都泄了气儿。跟着斌锐一起来北京的女朋友，在和斌锐父母谈条件时第一项就是要在北京买房——两人分手后，斌锐的女朋友回了安徽老家，嫁给了当地有几套房产的人。

2012年3月，斌锐递交了辞呈，回到了山西老家的小县城。

斌锐的母亲看到儿子拖着两个拉杆箱从大巴上下来时，跑着过去从他手里夺过拉杆箱，递到斌锐爸手里，“我就是心疼他，一个人在北京没着没落的，每天晚上累得连跟我们打个电话都没什么精神。”即使月入近万，斌锐在北京还是需要她们的“接济”，“每次没钱了就给他打去三千五千的，嘴里骂着他败家，其实哪儿舍得他吃苦……”。

儿子回来了，斌锐妈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几易其稿的简历上，斌锐的求职意向是，“从事通信工程技术工作或与通信相关的计算机网络、测控网络、信息传输、处理、识别及现代通信系统等方面的专业工作或专业营销及管理工作”；回到家乡后，斌锐参加了几场考试，最终进了县政府，算是一位副县长的秘书——所做的工作，与其求职意向相去甚远。

从公务员体系来讲，斌锐算最初级的“科员”，具体是哪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每个月基本工资加津贴，如果不扣五险一金，差不多能有2700；扣了的话就2000多一点儿。”斌锐的老婆在县里的中学当英语老师，每个月工资在2500左右。“我俩的工资加起来，既比不过我爸加我妈的，也比不过她爸加她妈的，差远了。”“所以Wendy（斌锐的儿子）出生后，我俩不仅没觉得钱不够花，反而觉得更手头更宽裕了，他们（斌锐的父母及岳父母）不仅包了Wendy的花销，连我家里要买的所有东西，他们也一并包了……”

在北京的时候，斌锐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没车没房，给女朋友买件首饰都要掂量下钱包，“现在完全没那种感觉了，那种局促的感觉，特别不爽”，斌锐家除了在县城有几套单元房和门面房，在省城太原的市中心还有套装修得不错的房子，98平米。

斌锐老婆比他小两岁，本科一毕业就回去参加了县里的教师招聘考试，“毕竟在大城市读过书，刚回来什么都不习惯，觉得没上过大学的男生眼界不够宽，配不上自己”，“我刚回去也是这种感觉”，他们夫妻俩在很多问题上的想法都惊人地一致——在朋友的婚礼上相遇时，就笃定了对方是那个“对的人”。“我觉得在县城里，这就是我能找到的各方面条件最好的了吧”，两人的话如出一辙。

Wendy喝的奶粉是夫妻俩轮流托朋友从香港寄的，衣服、玩具、甚至湿巾和尿不湿，90%都是快递小哥送到家门口的。“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一路，从帝都混到了县城，从银行混进了政府，从年薪十万混到了月薪两千，就像坐了那个升降机，一路向下；可我这幸福感呢，却像是坐了相反方向的升降机，升得还挺快。”斌锐左手抚摸着Wendy的肚子，右手作出一个上升的手势，“是不是呀，Wendy，Wendy，小Wendy”？

Wendy四脚朝天，咧开了大嘴“咯咯”地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神似斌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