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当我们谈论韩寒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付艳霞2014-09-05 22:57

付艳霞

谁给了韩寒一千张脸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一种动辄得咎的风险。因为“韩寒”两个字,在现在的中国,含义太复杂。他已经不再是借用他父亲韩仁均的笔名那么简单了,也已经不再是一个80后作家、一个成绩很不错的赛车手,甚至不是一个爱骂战的、略带轻狂的年轻人那么简单。谈论他,也不仅仅只是表达个人的情感好恶,某种程度上,如何看待韩寒已和文化立场、乃至思想立场有关——挺韩和倒韩都变成了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角度。

自从十五年前这个名字为人熟知以来,伴随着韩寒的出版之路和骂战之路,已经积累了无数的修饰语:“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第一名”、“天才少年”、“畅销书作家”、“小鲁迅”、“赛车手”、“公民”、“意见领袖”、“80后偶像”、“励志典范”、“《时代周刊》100名影响世界的人物之一”、“粉丝经济的受益者”、“被代笔的作家”、“国民岳父”……

围绕着所有这些修饰语塑造的韩寒的形象而展开的话题,也从现行教育体制与叛逆少年、80后作家有没有能力关注社会问题、到底是郭敬明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值得探讨还是韩寒批判体制的声音值得关注、韩寒到底有没有“被代笔”、“韩寒神话”是不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样本等等,不一而足。

尤其是自从著名的“韩三篇”之后(韩寒在博客上贴出的三篇文章),关于韩寒的很多探讨都涉及到了体制和主义:反智主义、启蒙主义、精英主义……至于在探讨过程中所隐含的潜台词,所牵涉到的重大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就更加丰富复杂了,甚至能够牵扯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很多情结:革命情结、偶像情结、精英情结、呐喊与彷徨情结等等。

如今,以上的种种都构成了“韩寒”这个词被人们提及时的“文化积淀”,慢慢的,一个人名变成了一个名词:人人似乎都明白它的含义,但达成认知的共识却特别困难,虽不能说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韩寒”,但至少,每一个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都可以充当大象之前的盲人,自信而偏颇地赋予它不同的名词解释。我们谈论的韩寒,可能只是自己心中的梦想、期待或者说诉求的引子而已。所以,与韩寒有关的一切总是莫衷一是。

青春从来都是不规则的,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也并不鲜见,但唯有韩寒脱颖而出并屡次引发争议。这恰恰是因为他生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逢互联网进入日常生活的时代,而且他总是能在一定的机缘下和转型期的文化现象、文化争议相遇。一个青年,能够成为拥有千万粉丝的偶像,绝不是一句“时无英雄,竖子成名”能够概括的,他背后有着无数的历史机缘和文化机缘。

可以说,是韩寒和特定社会阶段的双向选择,合力形成了如今的局面。而韩寒本人更像一个摁钮,本身没有多么复杂,但因为和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各种电路连接,不经意间开启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甚至建国六十年以来,关于青年成长、关于青年与社会的关系的全部话题。

韩寒简史的文学背景图

文学类图书有一个营销上的策略,就是以人带书、以话题带书,而一旦人的个性得以凸显、话题的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书作为商品的价值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它作为文本的文学价值也会被忽略。所谓“粉丝经济”,很多时候采取的也是这种“罔顾左右而言他”的模式。1999年前后创作、出版的《三重门》就是按照这种营销模式操作的成功案例。

中国文学走入了低谷,文学杂志的日子也不好过,于是上海的《萌芽》杂志想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并尝试与高考录取挂钩,提升杂志的关注度。一批80后的作家由此走进出版者的视野。

而同时,主流文坛也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后遗症中,一方面高呼“晚生代”、“新生代”的文坛新力量登场,一方面也在如火如荼地讨论着中国作家何时能“墙里开花墙外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时候,作家们在关心社会命运的通道堵塞和投诚市场经济无门的焦灼之中,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和世纪末忧郁症,当然,同时也有面对新世纪的未来狂想症(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潮,不止文学界,电影界也在为新生代导演的出现鼓而呼)。但世事难料,有时候种下西瓜却结出芝麻:大师没有出现,青春偶像却出现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方舟等等,一批所谓的“天才少年”借着文学对社会关注度的渴望横空出世,迅速打破了主流文坛一厢情愿的“顶层设计”。而世纪末的忧郁症也没有产生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却催生了卫慧的《上海宝贝》这样的“恶之花”。

应该说,从那时起,文坛,或者说文学界对传统价值的“断裂”不再遮遮掩掩,而80后的这批作家在巨大的市场成功的底气支撑下,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挑战。

争议自然是难以避免的——2006年,韩寒和评论家白烨的骂战,不过是由价值观分化累积的情绪的集中爆发而已——在挑战传统方面,韩寒总是冲在最前面。或者说,同样是市场的宠儿,另外一个80后郭敬明从不挑战传统(他的抄袭是挑战法律),相反,无论是加入作协、与黄永玉对谈、还是出版方面的合作,他总是试图站在传统和体制的肩膀上。据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回忆,郭敬明从踏上写作这条路开始,就体现了成熟的社会素质和商业潜质。他把对成功的渴望变成了一条条可能的路径。事实也证明,有关郭敬明的争议,从未触及体制和文化禁忌。

跟郭敬明的商业理性相比,韩寒的表现更像一直处在青春期。这当然是个性使然,但也不能不说与退学的“失败者情绪”有关,这种情绪始终控制着他对体制的态度,当然,也决定着他巨大的市场成功。后来,互联网崛起,新浪博客等社交媒体迅猛发展,更为这种情绪提供了便捷的表达通道。慢慢的,这种情绪变成了他的LOGO。所以,“韩三篇”的出台与其说是韩寒犯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病,不如说是从中流露出来的、类似中产阶级成功者的保守情绪深深伤害了他的粉丝,尤其是正在准备成为他粉丝的人。在“粉丝经济”研究者看来,当粉丝在消费偶像的时候,绝不是在简单地消费它的实用性,而是通过消费进行自我表达,同时在寻找同类,达到社交的目的。

韩寒看上去是以文成名,但实际上,他的作品跟真正的文学品质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一直靠着这种与体制的关系和情绪独步天下。且不说他的小说从来都讲不好一个故事,也从未写出命运感,无论多大的篇幅都只是一些碎片式的感悟,情节转折缺乏必然性的逻辑,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缺乏牢固的基础;就是他更为人称道的博客杂文,用冯唐的话说,也是“小聪明而已”。真正独特的韩寒是他由文字而绽放出来的青春光华。

韩寒这个年轻人

今年暑期,韩寒编剧、导演的电影《后会无期》跟郭敬明的《小时代3》同期上映,在网络上几乎一边倒式的夸赞韩寒“有情怀”的舆情中,清华大学的学者肖鹰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最大的丑闻。“最大”的判断背景自然是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所引发的争议。文章从批评电影“名不副实、逻辑混乱、没有诚意”开始,进一步提起“代笔门”,判定“天才韩寒”是“一个辍学生假造的文化骗局”,韩寒是“一个必须清理的反智主义招牌”。而在2009年,肖鹰曾公开表示,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其出色程度远超过他作为作家的表现。”

实际上,如肖鹰一般对韩寒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成年人不在少数。他们最开始听闻“天才少年”的说法,可能会觉得不值一哂,甚至脑子里立刻会冒出“伤仲永”的故事;而后来,韩寒慢慢变成“励志偶像”,他们虽然觉得是小儿科,但也不会公然表达反对,阅历告诉他们,每一代年轻人都需要自己的偶像,而韩寒这个偶像还算靠谱;但到了后来,韩寒一再在博客上对热点社会问题表达第一时间的愤怒和关切,而且点击量动辄十几万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看了——在“灰色的成人”面对多变而复杂的现实,一再失语和无奈的时候,韩寒青春逼人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别开生面。

一直以来,中国都太缺乏关心社会的年轻人,能力是一回事,这种责任感就足以让人赞不绝口:太多的孩子只是温室里的花朵,与大时代脱节,在小时代逍遥。

后来,如果不是韩寒把巨大的市场成功转化成了纵横捭阖的盲目自信,或许他的成长之路会变成另外的、让成人世界继续欣喜下去的样子——如果说肆意点评一些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作家所显示的无知和肤浅还能够用“年少轻狂”来遮掩的话,那他以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情怀直接触碰“韩三篇”这样的命题,成人世界就无法再淡然处之了。

任何行当,任何社会,都有一条看不见但感受得到的金线不可逾越,是否尊重它跟个性无关,甚至跟个体的责任感都无关,它只跟响当当的知识、学养、能力有关,当然也跟阅历、情怀、理性等等有关。如果说文学的门槛还可以低到靠个性踏平的话,那么与社会思潮、社会模式有关的一切,却往往和率性而为无关。市场经济时代,价值再多元、标准再混乱,这一条金线也都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深陷代笔门并不是韩寒青春寂灭的实际转折点——君不见,更严重的抄袭门都不能毁人呢!

后来的韩寒青春锐气锐减,世俗之气愈增。按说,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偶像,凌厉之气由盛而衰、最终走上平凡之路都是自然规律,甚至是可喜的成熟标志,但粉丝从来就不想看到一个特立独行的青年偶像某一日堕落为一个平庸持重的“中年人”,更何况,这个人还试图戴着特立独行、仗剑天涯的青春面具秀自己——《后会无期》在高票房的背后所引发的高程度的不满,原因也大致如此。

青年的故事讲到哪儿了

通常说来,青年,首先是指年龄,跟未来相关;其次,在文化层面上,又暗含着对支配性体制和成人世界的叛道。而在任何一个国家,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都是最为值得重视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在一种社会体制下,青年是什么样的风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观察和研究这个社会形态的最有效、最便捷的眼睛。而青年是否称其为青年,取决于世界的实际控制者——成年人,是他们直接生产着与青年有关的文化生态,直接向青年人灌输何为青年的价值观。“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经把青年分为“醒着”、“睡着”、“玩着”和“前进”几种,然后期待“前进”的青年能够靠着“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把一个“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但到了1925年,他终于难掩对青年的失望,“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后来,他的失望更甚,“我现在对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

(1926年12月2日致许广平)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在对待青年的态度上,是持“进化论”观点的,他笃信“青年必胜于老年”。当然,这样的笃信是因为他对“风雨如磐”的社会极度失望,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这一代只能“彷徨于无地”。他因为寄望于青年而扶助爱护青年的故事更是想起来就让人温暖。如今,鲁迅从课本里消失了,而且,有关的阅读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读不下去鲁迅——曾无比亲近青年、爱护青年、寄望于青年改变社会的鲁迅却无法和如今的青年交流了,是时代变化使然吗?是鲁迅所说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是这一代的思想真的有了深刻的变革吗?个中滋味令人思之黯然。

罗曼·罗兰说:“人类的历史事件在实践中出现以前,经常是在灵魂深处首先宣告的。而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是青年人。”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时代的每一个转角几乎都有年轻人的影子,他们热烈的青春或者成为时代的推助力,或者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改革开放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有的青年变成了蚁族和屌丝,有的变成了“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则变成了粉丝……

在一次有关“理想大学”的讨论会上,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青年,始终是生长在社会的土壤上的。而且,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是“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温饱,第三是发展”,日高日远的理想总要扎根在生存和温饱得以保障的路上。

转型期中国的这一代青年的特殊面貌,或许会成为未来中国文学和社会学关注的话题,只是不知道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会如何看待韩寒和郭敬明与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诸种联系。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网友整理《后会无期》的名言,把“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列为头条。80后确实听了很多道理,他们的父辈大多经历过“文革”,感受过青春虚度的痛苦,也体会过梦想未竟的失落。而且,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从这一代开始,家庭教育开始从粗放式养育进入精细化培育,所谓“从尿布的一代过渡到尿不湿的一代”,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都是从80后开始的。韩寒是这里面的一员:如果他的父亲不是一个有写作梦想的文化人,或许他的叛逆也会以回到高考的轨道,“泯然众人”为结局。

想到韩寒和他的父亲韩仁均,想到至今尚无定论的“代笔门”,总是会让人想起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美国喜剧《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一个做着作家梦的单亲父亲面对青春期的儿子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儿子在手淫的时候魂飞极乐,万般痛苦之中父亲代他写下了遗书,之后,原本不起眼的儿子开始在学校引发巨大的关注,他这个父亲也由此实现了有关写作和生活的一切梦想。但真相是笼罩在功成名就之上的乌云,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散去。电影无时无刻不在说,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真相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父亲、一个人,要有面对真实的勇气。站在这样的角度,方舟子等人对韩寒的质疑,至少提供了一种监督和警醒的力量:即便是偶像,也不能滥用粉丝的信任——事实证明,这种监督颇为有效,无论《后会无期》的艺术水准如何,至少它是一部态度认真的电影。不像之前以韩寒之名出的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完全是在实施一种丑陋的偶像霸权。

对于韩寒的粉丝而言,偶像并未坍塌,因此韩寒还应该对他们负有责任。而无论善意的旁观者怎么惋惜,他的父亲,他团队的推手,他的品牌的维护者,也都已经形成了牢固的价值观,《后会无期》强大的吸金功能是不是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价值观还有待观察:如今的时代,独立于体制并不是最难的,在市场和利益驱动面前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独立才最难。

无论如何,在商业价值之外,偶像,或者说公众人物该如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或者退一步说,偶像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价值,都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偶像韩寒而言,这或许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对于青年韩寒,或许也该有另外一种更为客观的认知——一个青年用自己的年轻气盛为这个社会增添了多元的色彩、一个青年用自己的青春逼人实现了跟成人世界的“对话”,激发了这个社会的问题意识,是不是就该“放他到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合理地度日,幸福地做人”(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呢?而,如果一个年轻人由人们眼中批评体制的“英雄”变成了投诚市场的凡人,是不是也该找一找环境和社会的原因呢?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南风窗》杂志发表了记者李北方的《青年的沉浮》一文。文章引用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这个世界需要青年的品质,并非人生的一个时段,而是一种精神的状态,一种意志的性情,一种想象的品质,一种勇气对于怯懦的战胜,一种冒险欲对于安逸生活的压倒。”文章进一步指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青年问题不仅是代际问题,还是阶层问题,因而需要青年有批判性的眼光和认知,这种批判性“不是课堂教会的,而是生活教会的”。

文章最后说:“青年富有理想,社会就有进步;青年敢于创造,民族就有希望。”从这个角度说,青年韩寒比偶像韩寒更该被讨论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