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

农民改革：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有人称为“大改革”,有人称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变革，也有人称“农民改革”。这次改革解放了农奴，使其获得人身自由，从而逐步使主导社会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建立，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1855年2月，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成定局的形势下，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亚历山大二世在37岁时继承了其父亲尼古拉一世的皇位。不少历史学家断定，新皇帝在继承皇位前是个顺从父亲的儿子，并没有显示出自由倾向。实际他的一生一直保持这保守心态，他决定进行废除农奴制的大改革，是出于形势所迫。从大量的史料来看，我认为，亚历山大1861年的大改革，是由以下重要原因决定的。

第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在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与欧洲的旧势力勾结在一起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使俄国成为阻碍欧洲乃至抗衡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俄国失去主导欧大陆的霸主地位，并在经济实力上进一步拉开了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此时，俄国封建农奴制的腐败更充分显露。如果不废除农奴制俄国将进一步衰落下去，正如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说：“如果在俄国奴隶制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一切最终结果将是，我们像一群野蛮人那样闯入欧洲，将一切踏碎，将一切都毁掉，而自身也将在这种绝望的行动中毁灭。”

第二，长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农奴制，导致其经济效率十分低下，这种生产方式不具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比较优势，成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另外，到了19世纪中期，许多地主，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农奴，不少贵族积累了大量债务。在此情况下，在19世纪前半期，自由劳动力，无论是真的自由身份还是其他农奴主的合同债务农奴的身份，已经普遍地存在于俄国经济中。

第三，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引发了反农奴斗争的加剧。根据俄官方统计，在废除农奴制之前，曾发生了550次农民起义，而苏联历史学家伊格纳托维奇则认为，农民起义的次数达1467次。不少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农民暴动在农奴解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事实上是经历了一场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一年后的加冕礼上说，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一个因素。

第四，不能忽视的道德因素。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文化优越主义者、西方化人士，以及由于当时俄国文学进入繁荣期，导致人道主义的情感越来越普遍与强烈。不少小说中描写了农奴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悲惨情景，让人们难以忘怀，激发出极大的同情。人们日益意识到，农奴制不人道，不能再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了，这种道德观对废除农奴制有着促进作用。

这四个原因，相互联系的，互相促进。

在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的1861年前，亚历山大二世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宣言中已承诺要改革，他在战争结束前已颁布了一些措施。他在1856年3月30日，在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时，第一次宣布要废除农奴制。他说：“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敌对情绪，发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深信，我们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因而从上面解决必比下面解决好得多。”

为了推动农奴的解放，对此问题展开公开讨论，亚历山大二世还取消了限制报刊讨论废除农奴制讨论的禁令，一些历史专家认为，在当时沙皇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的成员，都在努力唤醒民众，认识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力求在大改革过程中培育具有现代市民意识的阶层。

经过五年的准备与策划，以及二十个月的文件起草工作后，国务会议通过了改革计划，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签署了《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总法令》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3月5日（17日），这两项文件正式颁布。

随着农民改革的进行，亚历山大二世还着手地方政府的改革。1864年1月所颁布的新法律，反映了地方政府强烈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趋势。实行地方自治是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激发了地方政府积极性与主动性。尽管地方政府改革存在不少问题，如“地方自治”机构税收权利有限等，但成立一个“地方自治”系统，这对长期实行专制独裁的俄国来说，无疑是向民主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在1864年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后，在法律系统特别是立法方面的改革，使司法机构不再是行政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司法的独立，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思想，俄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农奴制或大改革之前的司法状况了。

从转型对现代化影响的视角来分析，1861年俄国以废除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改革并带动其他的改革，无疑加速了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有深远的影响。1861年改革后，俄国一些农村较为发达地区，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业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机器使用也有一定的推广，雇佣工人也从60年代的70万人增加到90年代的360万人。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很多俄国学者认为，尽管俄国各阶级政治上无权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缺少行使公共权利的环境，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获得了一些权利，这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俄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和加强了这一进程。知识分子、居民中的受教育阶层、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个体农户的增多，为进一步的演进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使人们更加相信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个人才有可能获得基本的公民权利。遗憾的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悲剧事件的发生，使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农民改革之后的两次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后，1845年出生的亚历山大三世于1881年继承了俄国王位。从此开始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这段期间，经历了1905年革命与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中有些年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是俄国沙皇统治危机日益深化，各种反抗活动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

亚历山大三世执政后，不仅没有继承其父王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进步措施，而且实施了反改革措施。他的基本信念是：沙皇掌控的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是神圣的和必要的。这位新统治者竭力维持俄国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官僚化和等级制度，为此，他一方面决心镇压革命以保证其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在改革方面不断倒退，例如在1881年夏公布的“临时性法令”赋予了政府官员广泛的权利，可以处置各种出版物与被认为会危害公共秩序的人。1884年颁布的大学规章，取代了1863年颁布的较具自由色彩的规章，取消了大学的自主权，不允许学生在学校建立社团，大大压缩教育经费。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他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这位皇帝对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有着浓厚的怀旧心理，他认为：“沙皇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是俄国实力和稳定乃至整个国家进步的唯一保障。”即使在1905年，在被迫对大规模的骚乱做出回应并同意建立全国代表大会的要求时，还说：“让我们仍如昔日那样建立起沙皇与全俄人民之间的联盟还有朕与子民之间的融洽关系，这些都以一种与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原则相对应的秩序为基础。”一般都认为，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是极端保守的主义的。但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在任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着重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些比俄国政府其他部门较有进步的与有远见的政策。

他改革的主要内容与政绩有：积极引进外国资产阶级的资本，推动外国资本与沙皇政府的合作；其次，实行货币改革（1897年），使卢布在市场上价格降低三分之一；第三，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第四，通过实行高关税保护俄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尼古拉二世统治后期，一方面工业取得了迅速发展，在俄国资本主义终于取得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俄国仍然是沙皇专制统治、小农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2/3的封建主导型国家，1861年的农民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与生活条件，农奴为了获得土地要为其花大量赎金。加之，还推行了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导致俄国国内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并出现了直接对抗，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社会各阶层反封建专制主义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力量开始壮大与觉醒，对封建沙皇专制制度持严厉批判的激进政治精英，于1903年建立解放联盟，又于1905年组建了立宪民主党。激进主义者在世纪之交组织了两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

20世纪初，俄国国内工人游行示威、罢工活动在全国蔓延。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反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这并没有扑灭革命的烈火，1906年和1907年仍有110万人及74万人参加了罢工。

另外，这一时期国家杜马已成为两大势力争斗的舞台。国家杜马一直是由封建贵族控制的，在1905年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社会其他阶级参加杜马选举。封建统治者在反封建斗争浪潮中被迫实行部分的立宪制。这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沙皇专制统治制度终究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广泛的群众性起义与种种反抗活动，迫使沙皇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做了一些让步。但革命进步势力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杜马日益强烈要求解决俄国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而这正是贵族地主难以容忍的。1907年6月初，沙皇政府以国家杜马中的革命党人代表在军队中谋反为借口，将他们逮捕，并随即发布命令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这次事件史称“六·三政变”。一般史书以此为界，认为它意味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终结，并将以后的时期称作“斯托雷平政府反动统治时期”。“六.三”政变后，斯托雷平一方面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成为俄国最大的自由主义改革家。

斯托雷平有关土地改革有关规定与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自由和随时退出村社。将农村村社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不实行定期重分的土地的村社中，将土地直接归农民所有；另一种是在实行定期重分的土地的村社中，任何农户都可以把重分土地时所有应划归他的土地确定为私人所有。当农户占有土地超过应分限额时，超额部分只要向村社支付1861年的赎地价格即可确定为原耕种者所有。所有划归农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和抵押。原村社的公共产业，如草地、森林、水源仍为公有。

为配合土地改革政策，沙皇政府从1906年开始，大规模将欧俄地区的农民迁移向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等地区。1906-1910共有250万农民移民到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等地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虽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与沙皇制度的统治，但从社会进步与国家现代化转变角度来讲，在客观上起到了破坏俄国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动摇了数百年的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强化了市场经济原则的作用，也为形成多种经济成、提高经济效率与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创造了重要条件。

列宁在评价斯托雷平土地改革问题时指出：“拿右派地主和十月党人所赞同的斯托雷平纲领来说吧，这是公开的地主纲领。但是能不能说，它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是排斥或力图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呢？能不能说它是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由于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国家垄断，从而出现了主要大国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爆发了以欧洲列强为核心与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作为这次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与参与者俄国，不断遭到失败，使得俄国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国内广大民众生活更加困难，终于在1917年3月8日到11日（俄历2月23日到26日），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由于严重缺乏面包和煤炭而发生了骚乱与示威活动，并且不断扩大，沙皇政府派去镇压民众的后备部队倒戈。

谁也没有预见到这次最缺乏领导的、最自发的二月革命，最终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300年的军事封建统治，从而为俄罗斯的新生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比1905年的革命更具深远的意义，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目标定为推翻沙皇政权。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以工兵为代表的工农专政。但要指出的是，“两个政权”虽各自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十分浑浊，但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与民族自治问题，不仅一个也未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尖锐了。所以，二月革命也只能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开端。

曲折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从彼得大帝开始一直写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现代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不论是通过改革使体制转型来推进现代化，还是通过革命来推动现代化，总的来看，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出于形势所迫。

第二，俄国的现代化往往与对外扩张相联系，因此，在发展工业时往往首先发展与军工有关的部门。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一千年来，征服、恫吓及奴役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证明形式。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自由感、自豪感或庄严感。对俄国来说，对外的每一次胜利都造成了国内的巨大失败，导致了不自由成分的加强。民族的自我肯定是通过地理扩张达到的。”

第三，每一次改革都遇到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正如上面指出的，在俄国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的领导者是封建贵族，是各时期的沙皇，而改革的对象亦是这些人。因此，改革中的矛盾斗争必然是十分激烈的，历次改革都不可能彻底，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每次改革也不允许动摇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

第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十分曲折的、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俄罗斯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它长期保留着农奴制及与此相关种种畸形表现，如沙皇个人专权、独裁，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国家就是一切，俄国以国家吞没了一切，等等。

第五，由于俄国在历史上一直落后于欧洲，因此，它的现代化一直具有“赶超”欧洲的特点。但这种“赶超”，或者说“欧化”，俄国都尽力保持自身的传统。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俄国特殊性与世界普世性（或共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反映在，俄国在向欧洲学习现代化时，主要是在经济、技术与军事层面，而在社会层面如，民主、政治、法制、自由与个人权利等方面，往往是十分谨慎乃至抵制的。这亦是俄国现代化迟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六，在这一段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俄国在政治领域的进展十分有限，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总得来说仍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的经济的转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工程课题：《转型与俄罗斯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