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雨亭

今天，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深圳。

在过去一年，我们重新发现了深圳价值。正当经济下滑、环境恶化之际，深圳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活力，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城市当中，投资率最低、环境最好、负债率最低、创业环境最好以及发展模式最具可持续性的城市。

华为、中兴、腾讯、华星光电、比亚迪、华大基因这些代表了深圳未来产业方向的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培育了企业独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也成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典型代表。

这些功成名就的企业，不仅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荣耀，也在通过与政府的合力，孕育新的创新种子。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2月份到访的深圳南山区，正在形成小微企业草根创新与大企业引领创新相互作用的独特创新生态体系。在南山区约185平方公里区域内，分布着80多家创新载体，约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创新载体。

深圳南山区正在朝着“中国硅谷”的目标直跑。初步核算，2014年年实现本地生产总值3464.09亿元，增长9%。南山人均GDP去年达到30.87万元。如果按照人均GDP水准，南山区已经超过香港，接近新加坡。

推崇创新的氛围、活跃的市场经济，也使这座城市成为创富者的乐园。根据2015年胡润富豪排行榜统计，深圳有34名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位列中国城市第三名，排在深圳之前的是香港和北京。

在内地传统的四大一线城市排名中，“北上广深”的城市格局已悄然发生变化，根据广东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4年广东省现代化进程》测评结果中，广州不但在总分上输给了深圳，还在五大单项指标上，错失了“省内第一”。这也意味着深圳对广州的超越正在从以往的单向指标超越逐渐向全面超越过渡，未来“北上深广”的一线城市格局或将成为新常态。

资金总量更能反映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根据2014年末的数据显示，北京的资金总量达到10万亿人民币，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突破10万亿的城市。上海资金总量7.39万亿，深圳3.74万亿，而广州是3.55万亿。如果按照资金总量的增速，北京雄踞第一，增长了9%，其次是深圳，增速8.9%；上海第三，增速6.7%，广州略显“寒酸”，仅有4.9%。

这些数据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意识到深圳的重要性。两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就曾通过造访深圳，向外界发出了强力的改革信号。1979年，正是邓小平到访深圳，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事实证明，深圳的政治地位也在悄然提升。主政官员配置在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里也史无前例，高规格的任命引来外界推测，它有可能让深圳现在行政基础再上升个半级吗？

这一切并不完全只是猜测。不久前，广东、广西、海南三省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在深圳，况且在各大省市的自贸区争夺战中，深圳获得了一席之地，前海将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担负起“中国梦的梦工厂”的使命。

回溯历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批准成立深圳经济特区，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这是国家在经历禁锢后的一场思想和生产力试验，深圳是这场试验当中最杰出的践行者。在那片不大的土地里，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国人在那里精神自由，扔掉枷锁，创造个人价值与经济能量。

凭借着一股理想主义气质，以及长期被压抑的发展渴求，让深圳的开拓者们拥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次次的探险破局，成就了“深圳速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输送动力。

短短30年，深圳从一个人口仅有3万人的边陲小渔村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大都市，GDP也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今天的1.6万亿元，经济总量超过葡萄牙，进入全球城市前30强，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并不多见。

这个过程中，深圳不仅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样板，更锻造了一支最具市场意识的地方政府。深圳政协委员金心异坦言：“中国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座城市比深圳更接近市场经济了。”

这是一座完全能做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城市，政府权力与市场边界相对明晰，极少过多干预市场。这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它已经形成了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相对于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痕迹的其它地区和城市，深圳可能是中国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

也正是如此，它吸引了来自全球大量的科学家、创业者、知识分子和打工仔，他们在这座包容的城市里，寻找梦想。正是这座城市的移民文化和基因，让它迸发出了意想不到的活力。

经过30多年发展，深圳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不仅成就了自身的繁荣，也见证了市场经济的奇迹，见证了一代人追寻梦想的努力。如今，它重新站在了历史十字路口。

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深圳能否像30年前一样为中国下一轮改革提供样本，充当标杆和尖兵？

“只有深圳才能担得起中国下一轮改革实验的责任。”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他看来，深圳无论是在经济体量、法治环境及社会成长方面，都毋庸置疑走在了中国其它城市的前列。尤其是在法治环境上，深圳一直在努力构建“法治政府”，已经卓有成效。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薇薇认为“法治环境将是深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深圳自身也已到了改革“深水区”，它必须用下一步动作来解决贫富分化、社会隔阂、官员腐败，以及全球化挑战等众多难题。

深圳需要改革，但它却要面对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社会环境，曾经的改革者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然缺乏改革的动力。

深圳政协委员金心异认为，“深圳当务之急，就是培育出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民社会，这比政改都更迫切和有意义。它将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提供经验，为中国下一轮改革试验提供样本。”

即便是深层次的推进“政改”，深圳也将是更适合的城市。过去30多年，深圳在民主直选与“两推一选”上已有相应经验，曾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提供参考。

现在的问题是，正在新的改革道路上匍匐前进的深圳，能否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重新成为中国改革的前线呢？这一切，既取决于中央对深圳角色的定位，也取决于深圳主政者的智慧。

“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这是习近平在访问深圳时给予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