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文

由于讨论丝绸之路的许多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手笔，而且在近代以来中国的语境中，东西方并举时的“西方”经常是指欧洲，因而当人们谈到丝路的对外交流中，其中的“西方”经常被置换为欧洲，仿佛丝绸之路是从洛阳/长安笔直通向罗马的高速公路，虽然在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西方”分明是指西域、波斯和印度，当时的人们如果知道“丝绸之路”，也不可能将其终点设定在欧洲或罗马。

在真实历史中，罗马并非中国的直接贸易伙伴，其中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亚粟特、波斯商人，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表明当时的罗马帝国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当然，这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界定“丝绸之路”。不过这是一种有用的虚构，在当下几乎所有关于“新丝绸之路”的报道和讨论中，“东西方交流”的“西方”一词，都确定无疑指的是欧洲，尤其是西欧。

因此，在“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上，投射着许多后人，尤其是现代西方人的观念。

“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一条直线”的潜在设想影响深远，但李希霍芬提出这一设想不是偶然的。在他所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先后完成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通道，美国铁路大亨爱德华·哈里曼甚至设想了一条环绕世界的铁路，各欧洲帝国也都在设想贯通非洲或亚洲大陆的铁路线（无论英国规划的开普敦至开罗线，还是德国设想的3B铁路），以强化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李希霍芬当时在华调查多年，目的之一就是设计一条从山东出发，一路穿越亚洲内陆并最终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这就不奇怪，在他标列出来的地图上，中国和罗马时代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一条横贯欧洲的铁路线”。

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当然不是一部观念史，不过她在系统整理前人研究并结合新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早先的理念提出了挑战。首先，“丝绸之路”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而是一个道路网络，一个体系，或不如这么说：它应该是复数的Silk　roads，而非单数的Silk　road（不过韩森原著书名中对“丝绸之路”仍使用单数）。可以说，任何这一类“某某之路”都是网络。现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中国长城、罗马边墙（lime）之类看起来是防御职能的边界“线”，其实也是由堡垒、营地、后勤支援和道路网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和复杂网络，那就更不用说开放流通的商路网络了，那会包含着无数节点、干道和支流。

韩森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是：她虽然赞成丝路文化交流的国际化，但与流行的观念中那种西域胡人商队驱赶着驮运昂贵货物的骆驼、穿越沙漠远道跋涉而来的“标准丝路印象”不同，她坚持认为丝路经济活动主要并非长途贸易。她举出许多敦煌、吐鲁番文献，认为丝路上“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那些绿洲聚落大多以农业而非商业维生，“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而唐代时丝路经济也主要依赖中国中央政府投入布帛财物的强力刺激，并非源于活跃的国际物资交流，因此“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当然，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军撤离西域，流入当地的钱币戛然而止，这种状况就更糟糕了，商业文书急剧减少，“没有提到任何传统观念中丝绸之路上该有的东西，没有带着大宗商品千里跋涉的商人”，有些地方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经济当中去，“九、十世纪的敦煌经济中，本地制造的商品小量流通，长途旅行很有限，外国商品很稀少。贸易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继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生活”。

在此，她否定了丝路作为国际贸易商道的重要性，转而肯定它作为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方面的意义。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观点，因为以往的“丝路形象”，主要便是奠基于长途贸易的经济活动之上的，而现在所说的“新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其实也特指那种经济货物的流通以及由此而来的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她所说的当然是对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本身是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而非重视贸易，汉唐中国对丝绸之路也不大可能从经济收益和对外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当地那些绿洲城镇毕竟也不是香港或新加坡，其经济活动不大可能那么依赖外贸。

但要论证这一观点也非常困难。韩森教授的证据，说到底是“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出土文书只能证明当地存在小规模经济活动，而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远距离国际贸易。然而，证其有易，证其无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封闭农业社区，其文化交流却是国际化的。的确，关于远途奢侈品贸易的文书极为罕见，但在中国境内的那么多波斯、粟特人的墓地和文献记载却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有着巨额利润的可能，又是什么驱动着这些逐利的商人长途跋涉呢？在中国传统文学文献中，“胡商”的形象通常都与珠宝有关，这恐非偶然，因为高利润高风险的长距离贸易大多以高价值的商品为主。

早在2004年时，韩森已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她在检查高昌国正税之外一个单独税所留下的三十七笔税收记录时发现，“这些文书让我们最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商人购买丝绸织物！”但她随后自己给出解释：“因为丝绸是按长度而非重量出售的，所以不列于称价钱文书。”韩森《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这些文书记载常常也不包括丝路上最频繁的两项贸易：动物或奴隶买卖。即便我们假定这些商人都会像现代人一样忠实地过关申报，文书也不可能忠实地记下所有的过境贸易，因为它本身就只记载部分信息。韩森的基本假定是：如果存在长途奢侈品贸易，那它至少应该留下证据，但说实话，唐代中央政府每年投入西域90万匹绢帛（据《通典》），又留下多少实物或当地文书能证明这一文献记载呢？而长距离贸易也不是没有证据，现在对粟特文古信札的解读已证实：在这4世纪的信札中，寄信的商人叮嘱对方如果从中国到楼兰，一定要买丝织品或樟脑，然后“带回来给我”。

在前现代文化中，“经济”或“贸易”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那种已分化的、自我规范的领域，因此人们长途跋涉往往并不是纯商业目的，但无论如何，有组织商队的存在、沿丝路沿线的移民聚落，这些本身意味着对人们而言，存在着刺激他们远距离流动的机会，而如果没有一个商贸网络的存在，他们也不会知道远方存在那些对奢侈品的需求。当然，丝路也经历了诸多变迁，在汉唐的和平年代，长途贸易可能更多（因为这本身要求安全的环境）；而韩森用以否定丝路国际贸易活跃度的文书，本身就有很多是出自那些长途贸易已经衰落的年代。安史之乱后，陆路通道长期经历战乱，到最后连长安也被毁弃，而海上的新航路又已开辟，以至于繁荣的长途贸易衰落了。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外贸易活跃的社区，它的经济活动必然仍有大量是本地性的。如果一千年后，人们根据出土的某些菜市场、商店的文献来推断当下上海的经济生活，说不定也以为这个城市没多少外贸活动。

美国艺术史家Bernard　Berenson曾说，一些19世纪的评论家“打碎一块手表观察它的零件，企图听见它如何发出滴答响声”。这话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迷失在细节中”（lost　in　details）。韩森的论述无疑是实证主义的，她一如既往地强调以最日常的文书为主，这和她在《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等书中展现出来的风格一致：注重日常生活以及最原始的材料所呈现的真实，并往往由此对传统的历史认识提出质疑和挑战。在《开放的帝国》中，她认为中国不是世人眼里“封闭、停滞”的帝国，并关注趋势性因素；但在《丝绸之路新史》中，她又认为丝路的经济生活并没有那么开放，对一些潜移默化中推动历史变化的趋势性因素又提出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