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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奴役之路》的 多种译本

萧轶2016-05-07 01:44

萧轶

学界公认,中国较早接触哈耶克的人当为周德伟和潘光旦,第一位翻译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人被公认为殷海光。我的朋友林建刚在《哈耶克的“中国之路”》中对此有详述,于其他文章中也不断谈及哈耶克与民国知识分子的联系。去年翻阅江西《民国日报》,发现报纸上有早于学界公认的《通往奴役之路》译文。故此,作文补充,或对哈耶克思想的中国传播史有丰富之用。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但几乎没有引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唯一例外的是阅读甚广的潘光旦,他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条补注中提到了此书。在补注中,他虽然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成,但潘认为该书“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殊失之偏激……哈氏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的抨击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措施,我是不赞成的”,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其弊病。

周德伟曾回忆,1932年夏公费留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所,受罗宾斯和哈耶克指导,遍读新古典学派、奥国学派、北欧学派的著作。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周德伟回国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开始在课堂上和自己主办的刊物《中国之路》上传播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在《中国之路》上,余每期均有文章数篇,忆第一篇为 《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对独裁政制,师英人休谟、析尔克、白芝浩等之说,重法治下之个人自由。第二篇为《自由之路》,本古典学派亚丹·斯密山及近人米塞斯及海耶克之说,力主自由企业发挥个人之创发力。时余已熟知海耶克之初期著作,对于其集体主义之经济,凡反驳社会主义之论据尤为娴熟。”1947年,他得到此书后就很想译成中文,却因不久出国参加国际贸易就业会议而在欧美工作两年多,导致翻译计划搁置。于是,周德伟把《通往奴役之路》鼎力推荐给政论学者殷海光,谓此书思想远超拉斯基作品。殷海光阅毕甚感震撼,使他对自由主义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大为长进,1953年开始将译文在《自由中国》杂志连载。与此同时,中国狂热于计划经济,反对计划经济的哈耶克理所当然遭遇冷漠。

《通往奴役之路》的首位译者,江西国立中正大学1940级学生黄尚仁,应该比周德伟早一年读到此书,比殷海光翻译此书早六七年。在校期间,他是平剧社社员和国立中正大学经济学会干事,毕业后任国立中正大学校友会南昌分会理事,具体工作不详。早在1946年1月,黄尚仁便缩编译介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统制与自由之辩”为名,在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1月10、11日和14日、15日分期连载,哈耶克翻译为“佛莱德第·赫耶克”,章节分别为“计划与权力”、“计划与竞争配合之途径”、“大乌托邦之迷雾”“优败劣胜之原因何在”、“计划违背宪法之精神”、“计划是否必需”、“计划能解除吾人之困难乎”、“两种保障”和“朝新世界之途迈进”。当算是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概述编译,基本与原书篇目的目录次序一致,只是将原书的十五个章节编译为八个章节。

在《统制与自由之辩》的《前言》,黄尚仁写道:“著者成年之一半岁月,皆寓故里奥地利,与德人之思想,保持密切之接触,另一半时间,则居于美利坚及英格兰,经过后一段时间之深刻观察,著者愈信,曩昔于德国破坏自由之各种力量,已于英美诚其锋芒。”在抗战胜利后的世界,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的英国工党上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作为大国崛起,各国知识分子在战后追求平等的欲望,催生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不断增加。1991年《通往奴役之路》再版时,德特马·多林(Detmar Doering)博士在《导言》中说,尽管在二战中带领英国人走向胜利的首相丘吉尔对英国来说是国家英雄,然而他竟因1945年竞选讲演中引用了哈耶克此书中的部分言论,导致他所领导的英国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惨败。经济学出身的黄尚仁或许见此景象,在题记中写下“英美正循纳粹之旧迹盲目前进!”,不仅是对世界局势的关切,也是对当时国内的思想潮流进行劝诫。在结语中,他写道:“总之,唯有真正为个人谋幸福之自由政策,允称建设旧世界之新途。”

非常可惜的是,黄尚仁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仅仅是取其最为精华的内容进行缩编译介,而没有进行全书翻译,否则《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国的传播史将是另一种写法。当然,江西《民国日报》并非主流报纸,本身不足以引发知识界的注意;再者,正如许纪霖在《在自由与公正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1915—1949年)》中所说的那样,潘光旦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评论尽管是个人观点,但却在当时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圈内极具代表性:“假如当时其他人也读到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应与潘光旦不会差距太远。”在战争与建国的紧急状态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只对政治学感兴趣而忽略了经济学,对古典自由主义缺乏耐心去理解和接受,更遑论哈耶克从经济学来阐释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呢?特别是在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光谱笼罩下,他们大多主张时称“中间道路”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主张英美的民主宪政;在经济上追求平等,主张苏俄的计划经济。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由于平等的诱惑和对平等的强烈呼唤,导致他们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抉择陷入了苏俄迷雾。唯有苏俄式计划经济降临在己身,尝尽苦果之后,哈耶克的劝诫才能再度被唤醒。

很有意思的是,大陆第一个译本的出版,却是源于冷战对峙下的批判需求。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后来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滕维藻与朱宗凤合译的《通往奴役的道路》。这本“内部读物”只印刷了3500册,估计只供处级以上的干部群体在内部传阅。在长达六页的《译序》中,滕维藻言辞激烈地尖锐批评哈耶克:“他自命为 ‘客观的学者’,实际上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奴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倾向,怀有刻骨的仇恨。”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他所捏造的种种‘论据’,已为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和苏联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所完全否定。”并且,“哈耶克和一切资产阶级辩护士恶毒地诽谤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好证明这种制度已经得到广大劳动阶层由衷的拥护。”在译序的最后,滕维藻说明了自己翻译此书的目的:“1895年我们曾译出哈耶克的《物价和生产》一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我们又把这样一部充满毒素的书翻译出来,目的也是想供学术界了解和批评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时作为参考。”感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2014年出版《重读哈耶克》的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读了之后,就觉得很受震撼,颠覆了我许多之前的认识和信念,”并且萌生与冯克利重译此书的念想,后因出国而搁置。

除此之外,1945年7月28日,他还翻译了William Hard的时政长文《战后美对外政策应有之新趋向》刊载于江西《民国日报》,可见其人对世界局势与中国未来之忧心忡忡。非常可惜的是,关于黄尚仁的资料少之甚少。在一本国立中正大学校友的回忆文集里,有文章谈及黄尚仁的妹夫曾参加国立中正大学校友会,而其妹夫称黄尚仁已亡故,具体时间也未详告。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从中华民国《总统府公报》得知,其于1949年后去台后,担任过台湾生产教育实验所教导长,1966年12月请辞职务,得蒋介石批准。台湾生产教育实验所,又称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是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关押政治犯,进行思想教育的地方,吕秀莲、张温鹰、陈婉真、卢修一等都曾在仁教所“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