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文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婉讽了陆游的两个癖好：一是好谈兵，二是喜夸儿。其实，纸上谈兵与夸耀孩子，是许多男人都掩饰不住的喜好。看看军事类书刊在和平世界里的大卖，以及各种军事论坛的火爆，就知道纸上谈兵是多么有市场了，而热衷于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娃，也分明是现代版的“喜夸儿”。

近年来以通俗笔法阐释传统文化并广有拥趸的南怀瑾先生，显然也是一位好谈兵之士。在其《金粟轩纪年诗初集》中，有多首诗句忆及自己青壮年时对“兵”的热衷。如“华藏庄严归净土，阴符韬略漫传薪”、“笔下论兵轻覆楚，樽前迁客议沼吴”、“扪虱谈兵当日事，画龙点眼此时天”、“四壁琴书消永夜，吹毛有剑不须磨”、“麟去诗书劳掇拾，龙吟剑气起徘徊”、“每回看剑思游侠，常读经书仰圣贤”等，不一而足，活画出一个纸上谈兵、议论纵横的书生形象。

但其实，对于“兵”，南怀瑾也仅止于谈而已，终其一生，尽管身逢烽烟弥漫的抗战岁月，但他并没有投笔从戎，沙场杀敌的豪迈始终只是诗中的想象而已。整个抗战期间，他除了短暂地在西南地区屯垦戍边、在中央学校军官教育队教书外，很快就隐居于峨眉山大坪寺，在此专研佛教典籍三年，后到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讲学。

没有坐言起行，南怀瑾对此是心怀愧意的，他曾写下“却惭文史掩男儿”的诗句，表白自己因浸淫于文史而没有去战场杀敌的心迹，也曾说“我经常笑自己，一辈子对党、政、军、做官、做生意，我是统统买票不进场，自己也没有参与啊，但都有关系，”原因是，“我的个性，不买票，看不清楚里头演什么戏；进场了，怕参与进去戏演不好，一辈子这样。”他并自承自己是个“跑江湖”的。

我以为，上述种种自我评价，不应视为谦抑之词。盛名之下，南怀瑾对自己是坦诚的，这从他临终之际念诵自己的诗句“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这一细节可见一斑。这位声名煊赫的老人人生如此谢幕，令人不免感到意外。因为在告别世界之际，他并没有像一般大德高僧那样，得到功德圆满后的平静，感慨的仍是人间事功的艰辛。或许，正是“买票不进场”这种近似看客的尴尬人生立场，让南怀瑾在离世之际发出“事多失意”的最后感叹。

南怀瑾“买票不进场”的自我描述，载于《对日抗战的点点滴滴》一书。该书在其辞世后的第三年，也即2015年首次在台湾出版，书的内容由南怀瑾于2003年口述而成，缘起则是台湾著名宗教界人士杨管北的儿子杨麟要拍摄一部关于抗战的纪录片，找到南怀瑾回忆抗战往事。杨麟制作的《去大后方》在电视台多次播放。南怀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抗战70周年之际，将南怀瑾对杨麟的谈话检出来，纪录印行，让世人得以看到一个“买票不进场”的人，对于中国遭遇巨劫之际的历史记忆。尽管一个“不进场”的人难有切近的历练与入骨的感受，但由于其浓厚的江湖气质使其有接触三教九流的阅历，故这本口述历史小书，虽非严谨的历史著作，且时有散漫、随意之语，但仍不乏可观处。

在进入具体的抗战回忆之前，南怀瑾首先对人类能否还原历史真相，表达了极其悲观的看法。

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大半都是假的，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则曲折复杂。原因是，历史都是后人写的，而中间的经过，有时代的主观成见插了进去。要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是困难的，即使是亲身经历的回忆，也像是梦幻泡影一样，都非真实。就连自己本身经历过的事，要讲起来都难，更何况讲一个历史大变动的事实。在对历史持强烈怀疑态度的同时，南怀瑾却盛赞小说的真实。他说，小说的人名、时代、地点也许是假的，但故事里描写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大部分却是真实的。

南怀瑾对历史的这一悲观看法，当然并非多么了不起的独见之明，不过却也说得上是一种“深刻的片面”。

对于抗战的历史，南怀瑾也如是观。他认为，抗战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中国的历史已经经历了几千年来的一个巨变，许多历史真实的事相都没有了，因此他建议赶紧从事资料的拯救工作，同时提醒要研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应该注意两个要点：一是要研究韩国的近代史；二是要研究日本史而不限于日本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人研究历史的演变，只单独看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忘记研究整个大亚洲的历史，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琉球等，忽略了整个汉文化大圈子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说抗战，首当其冲回避不了的是蒋介石。南怀瑾认为蒋介石并非不想抗战，这一点，今日已经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还认为蒋介石是近世中国的“三个半可怜人”之一。“他要是在抗战胜利后，下台一鞠躬，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你们大家自己干吧！我太累了，不干了。那也真是千古一人，不得了的。”这番感慨，读了之后，大概只能让人感叹老先生的天真了。

南怀瑾关于“发挥抗战精神的三部小说”的说法，比较富于新意。他说，不要说儒家、道家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发挥抗战精神的是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精忠岳传》《水浒传》，这是全国不管上中下都知道的中国文化。普通中国人一般都受这几部小说的影响，而并不是儒家的大道理。他以戴笠为例说，戴笠挂关公像，要手下的一众特务磕头，站起来发誓，要为国家尽心尽忠。所以，不要以为戴笠所领导的特务是信奉三民主义精神的，他们信的上述三部小说提倡的忠义精神。南怀瑾认为不要小瞧这种精神。戴雨农在大后方所培养的人，为了打日本人，打游击战，搞暗杀，都是靠这种精神。

但是，南怀瑾对于这三部小说的整体影响给予了差评。他认为，满清被推翻之后，割据势力中的军阀不乏出去留学的，基本都是到日本，也有到的德国的，但留学经历基本没起什么作用。一百年来，凡是军人，满脑子思想离不开《三国演义》；社会上的黑白道也离不开《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思想。这些人都想“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独霸一方”，具体说，都想学刘备、孙权、曹操。他认为，这是中国“国运可怜”的根本原因。

身为浙江人，南怀瑾对浙籍政治家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认为，凭浙江人的气度，作个吴越王钱鏐就很好了，而要当全国的领袖则很难。同时，作为温州人，他对温州人在国民政坛上的作为颇有感慨。“高陶事件”的主角高宗武、西安事变时陕西省财政厅长朱镜宙、抗战前在河北成立冀东伪政府的殷汝耕、梅思平，都是温州人。人物辈出，让南怀瑾感叹温州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毕竟是“买票不入场”的人，对于抗战这场宏伟的历史事件，南怀瑾的回忆中，鲜有亲历者的剀切、细致，也缺乏对重要一手资料的接触与披露，这使得他的抗战回忆，远远无法与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齐邦媛的《巨流河》比肩，只能称之为一部小品。

惟有两处，才与几个重要历史当事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而这已经是大幕已然拉上，发生在后台的一些花絮了。

一个是高宗武。这位民国外交的青年才俊，29岁即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汪伪政权初建时的重要人物，在汪政权开场后不久即逃离，揭露了汪日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根据南怀瑾记述，高宗武的父亲与南怀瑾的父亲是至交，高宗武在“高陶事件”后远遁美国，对这段历史三缄其口，是蒋介石拿了五万美元让他赶紧出国的。高宗武后来从美国回到台湾，南怀瑾请其夫妇吃饭。席间，高宗武喝酒甚多，并感慨自己是“大汉奸”，同时一再恭维南怀瑾将来会是“历史人物”，请其给自己做个评价。南怀瑾对高说，你是“在汉奸与爱国之间的赌徒”。高问其详，南怀瑾说：“人家赌是赌钱，赌身家性命，你是拿国家出来赌，赌自己的一套。”这一说法，在近年来对汪精卫的评价中也出现过，或许是一个比“汉奸”“卖国”更接近真实的说法。

另一个是程沧波。程在抗战初期任《中央日报》社长，七七事变不久，国民党于1937年7月16日举行第一期庐山谈话会，遍邀当时社会各界精英上山，共商抗日大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程沧波为蒋介石起草了著名的《告全国军民书》，中有“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名句。1949年后，来台的程沧波与南怀瑾往来颇多，彼此间时有诗词唱和。程沧波曾经向南怀瑾讲述在庐山起草《告全国军民书》的经过。而南怀瑾的回忆，与程沧波在自己的书中所做的回忆在细节上有出入。在南怀瑾的讲述中，蒋介石是送走了胡适后，把程沧波单独留下来，交代其起草此文的。在程沧波自己的回忆中，胡适其实知道程沧波在起草此文，并且在中间曾跑到程沧波的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都嫌长，希望程能用三百字完成此文。程沧波回答说，自己没有这个本事，能用六七百到一千字完成就已经不错了。

军统局的主任徐恩曾，是南怀瑾在台湾近距离接触的另一个国民党人物。这位戴笠手下的干将，来台后病得很可怜，看到鬼来要他的命，白天黑夜电灯开着都还看到鬼。他的太太费侠请南怀瑾去帮忙。南怀瑾去徐家，看到徐的床头放着《圣经》《易经》《金刚经》等什么都有，用来避鬼，心里想：你这个家伙当时乱抓人、杀人、乱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可是对汉奸，对敌人，反而抓不到。

对于张学良，南怀瑾评价不高，认为其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纨绔少年、公子哥而已。对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南怀瑾说，真正的内幕，是用谋略，也是用钱买来的。这一内幕，是何成濬来台后在饭局上讲给南怀瑾等人的。何是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担任过湖北省省长，有小孟尝之称。他说，当时带了很多人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拿钱买通东北军的将领，团长、营长，起码一百块，团长以上的每人五百、一千。何回来后对蒋介石说这些钱没法报账，蒋一拍桌子说：“唉！雪竹（何成濬的字）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五十万大洋买过来半个中国，还有什么账可报的！”这一秘辛，似不见于正史记载。不过何成濬纵横捭阖于混沌的民国时空中，确实有过“花钱办事”的往事。

总的来说，南怀瑾的抗战回忆，偏于宏大议论而疏于细节描写，时有花絮式的文字而罕有核心事实的披露。作为一个“买票不入场”者，大概也只能从历史的洪流中摭拾到这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