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萨的尼古拉斯

丁力2017-08-19 02:19

丁力

在20世纪前的500年间,小城巴塞尔是欧洲的学术中心之一。在荣格读书的时候,巴塞尔人仍然以他们的历史为傲。

在瑞士独立之前,于1432年召开的巴塞尔会议(The Council of Basel)持续了将近18年,后来为躲避鼠疫,从巴塞尔迁到费拉拉和弗罗伦萨。这是一次“大公会议”,即包括基督教各派以及世俗统治者的会议,参加者有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各地的主教和国王。会议意在消除各方分歧,阻止天主教的分裂。巴塞尔会议(弗罗伦萨会议)失败了。在半个多世纪后的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2017年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第500周年。

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作为牧师参加了巴塞尔会议。他预见到会议的失败,在巴塞尔发表了《天主教的和谐》(1433-1434年,又译为 《论公教和谐》),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廷和皇帝。在这本巨著的第二卷,尼古拉斯指出,被统治者的同意是法律和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他还指出,人的权力(不是权利)是天然平等的,人的自由也是平等的。他是最早提出在制度上制约统治者的人之一。在认识方面,尼古拉斯把直觉放在理性之上。

1437年,库萨的尼古拉斯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寻求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东西方和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是当时少数懂希腊语的人之一。他在1448年被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

库萨的尼古拉斯被誉为他那个世纪的最杰出的哲学家。其实,他的才华表现在许多方面:神学、法学、天文、数学……他还是光学家,在1451年发明了近视眼镜。近视眼镜使用凹透镜。英国13世纪哲学家罗杰·培根(与300多年后的弗朗西斯·培根没有亲属关系)发明凸透镜,即放大镜,用来帮助阅读。罗杰·培根是实验科学的先驱,启发了英国经验主义。培根拥有自己的炼金实验室,还精通占星术。这位修士以经验和理性反对经院哲学,因此长期被关在监狱。

培根和尼古拉斯都研究镜片和视觉,培根是实验的,而尼古拉斯通过视觉接近上帝。库萨的尼古拉斯的《论上帝的观看》与他的另外三篇文章收在一个文集里,汉译本以其中一篇的标题《论隐秘的上帝》为书名。上帝在观看,人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观看”。尼古拉斯说,上帝是绝对的无限,不可能通过理性认识上帝(这也是他的《论有学问的无知》的主题),因为理性的认识是有限的。他对上帝说:“理性如果想观看你,就必须成为无知的,就必须被置于幽冥之中。”这是近似佛教密宗的观看。这种直观是在基督教之内的一种神秘主义方法。今人罗兰·雷希特在《信仰与观看》中这样总结尼古拉斯的“观看”:“灵魂越是走向外在客体,就越是返回自我。”实际上把尼古拉斯的“观看”解释为心理现象。

在给一位红衣主教的私人信件中,尼古拉斯论述了他的一贯观点:人可以凭借他的领悟、正义和爱,参与到神的单一性及与神的平等和沟通。这个事实构成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极大相似。以这种方式,人在他之内的微观层面上包含宇宙,并且超越整个宇宙,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同时成为三位一体上帝的感受的映像和创造的映像。

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论断,其源头当是我之前提到的大宇宙、小宇宙,也会让人想起儒家的《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其性”是“至诚”的目标,也就是实现自我。“天地”是非人格化的上帝,而尼古拉斯的“隐秘的上帝”也是非人格化的。“赞天地之化育”是创造,比尼古拉斯的创造似乎更为主动。

库萨是库斯(Kues)的拉丁化转写,是今天德国西部的贝恩卡斯特尔-库斯的一分部分。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从城中流过。库斯是组成这座小城的四个村子之一。这座小城今天的居民还不到一万人。尼古拉斯出生的房子现在保存完好。

在荣格时期,巴塞尔的学术仍然发达。荣格在自传中说:“巴塞尔是我的故土,因而我至今仍有一种淡淡的怀恋,尽管它而今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巴塞尔大学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1460年,名人辈出。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神秘主义者和科学家帕拉塞尔苏斯都曾任教于巴塞尔大学。他们是16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学者,后面还会说到他们。莱昂哈德·欧拉于1707年出生于巴塞尔,13岁进入巴塞尔大学,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位数学家之一。此外,这所大学的知名校友还有巴霍芬、布克哈特、尼采。这三个人与荣格曾同时生活在巴塞尔。

在《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18年)的导言中,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批评20世纪初两种对立的历史观。他说:“在这一对立中,正好表现了浮士德的两个心灵。一类人的危险在于其聪明的浅薄。在他们手里,全部古典文化、全部古典心灵的反映,最后都不过是一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生理的事实……另一类人的构成主要是后起的浪漫主义者——近时的代表是巴塞尔大学的三教授:巴霍芬、布克哈特和尼采……他们迷失于古代的云雾中,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力在语文学镜子中的影像。他们把自己的论点只建立在他们认为可以支持它的证据之上,那就是古代文献的残篇断片,可是,从未有一种文化是由它的伟大作家如此不完整地呈现给我们的。”

斯宾格勒批评两种对立的学术风格。第一类只注重生硬的外部条件,无视古典文化中的心灵;而另一类则是浪漫的,解读史料时不够严谨。他列举的第二类的三个代表人物:巴霍芬、布克哈特、尼采,都是巴塞尔大学教授。在这三人中,尼采最年轻,去世也最晚,在1900年。

斯宾格勒把这三位教授归入同一类型,称他们为浪漫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禀赋各异,思想差距也很大。其实,从浮士德的两个心灵来说,荣格确实更接近浪漫主义,原因除了他的天赋之外,可能还有地理的因素。巴塞尔城的历史积淀和巴塞尔大学的学术传统必然会对年轻的荣格产生影响。

虽然斯宾格勒批评浪漫主义,他的《西方的没落》却是接近这一传统的,论说的基础更多是直觉,而不是扎实的事实。

在歌德与席勒的德国文学古典时期,德国浪漫主义已经出现。歌德曾说过:“古典是健康的,浪漫是病态的。”浪漫主义首先表现为一股文学潮流,其思想来自哲学。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比康德小六岁,比歌德大19岁。他是柯尼斯堡人,康德的同乡和朋友。在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晚期,哈曼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撰文对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提出异议。哈曼的思想对歌德、黑格尔、基尔凯郭尔等人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赫尔德(1744-1803)是他的学生。在以后的岁月里,哈曼主要被当作启蒙运动的反对者。以赛亚·伯林把他列为第一个浪漫主义者。

诗人总是与理性保持距离。德国浪漫派的赫尔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都是杰出的诗人,也研究哲学;施莱格尔也注重诗歌,不过他的主要贡献在哲学。后面这三位都出生于1870年代初。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在中国一度走红。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在浪漫主义中渡过了青年时光,而后成为浪漫派的激烈批评者。他在《浪漫派》(1835年)中宣告了浪漫派的终结——但还不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传统延续到20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强调诗歌的重要性——他倒向了纳粹。

浪漫派出现于德国争取民族自由和统一的时期。他们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反对拿破仑的法国的侵略。他们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抗“西方”(德国真正加入“西方”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倡导理性的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18世纪法国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浮现时,作为对抗,德国浪漫派作家挖掘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如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神话、童话。但还不止于此。浪漫主义是启蒙与理性的反动,它的推动力量是非理性、人类的幽暗本能。

在中国的通俗印象中,浪漫与理性似乎分别是法国和德国的特点,但至少在19世纪末的前后数十年,情况不是这样。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指出,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是一场反启蒙(也就是反理性)的运动。德国浪漫主义排斥理性的规律,强调天才、创造。这是精神的一种体现。“精神”是一个复合概念,被陆续添加了很多隐晦的东西。歌德曾经提议,德国人在30年内不要说起“精神”。

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看到骑马进城的拿破仑,赞叹他是“世界精神”。这时,黑格尔刚完成《精神现象学》。这本书讲述个人意识的历程,个人意识可以到达“理性”。这一历程遵循的是几千年来人类意识发展的共同阶段。在理性之后,意识上升到精神阶段。黑格尔认为,“精神”实际上是高级阶段的“意识”,分别在范围和高度上超过个人,进入社会和宗教。对于黑格尔,哲学和宗教并无本质不同。他说,哲学是对于非世间者的认识。

但是,精神是否真的能够离开个体而上升?在他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1911年)中,别尔嘉耶夫说:“精神也返回内在自身,即返回自由。黑格尔理解了精神这一过程的一个方面,但不理解精神运动的全部过程,甚至很可能并未理解到其中最主要的东西。自由人不在客体化世界的表层体认自己,而在精神的中心位置上体认自己。”十月革命后,别尔嘉耶夫先是被逮捕,然后被驱逐出苏联,终老异乡。

荣格也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出回应。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也蕴藏着共同的人类精神,但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它附属于权力。而且,荣格不仅知道“精神也返回内在自身”,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荣格深入挖掘意识之下的无意识,但也提出“个体化”。在构建他的心理学体系时,荣格没有使用德国哲学中常见的抽象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超验联系。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浪漫主义”的直觉和神秘体验,不完全是科学试验。在这个意义上,荣格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继承者。

哲学并不经常向权力献媚,至少不向入侵者。1807年和1808年,在法国占领之下的柏林,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发表系列演讲,倡导以“民族精神”对抗法国,这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他的民族主义被称为浪漫的民族主义。在法国,浪漫主义也是反抗的力量。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人人皆知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就是对法国1830年革命的纪念。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更深远,几乎涵盖了文学、哲学、宗教等最基本的文化领域,塑造了德国的“民族精神”。

费希特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然而,他的哲学的核心概念却是“自我”。在这个基础上,他发展出自我-意识的理论。自我、个体自由与民族并不必然对立。在德国哲学中,个体自由常常被当作目的。他们的末流后学忘记或蔑视这一事实,灾难就会降临。

在哲学家们停止的地方,向下继续探索无意识,还有待后来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不为意识和无意识设定一个目的。对于他们,意识和无意识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的存在,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哲学上的这种“自我”,在荣格心理学上是“自性”,也是能够变形的自我。“自性”被批评是对上帝的隐喻。荣格说,自性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影像。库萨的尼古拉斯会赞同他。“自性”不是哲学中的超验设定,但也不能被实验完全证实。心理是变化的、非物质的,不能完全用物理学和生物学来解释,这是神秘主义存在的一个前提。

荣格是瑞士人。他的母语是德语,他的家乡在德国边境上。在文化上,荣格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德意志人(他谈起过他的地方口音),但仍是德意志人。所以,在德国文化中可以找到荣格心理学的种种隐秘源头。荣格的概念不是哲学的,但哲学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心理学。

德文书《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2007年)出汉译本时,书名被改成《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原书名中的“Aff覿re”被舍去——这个词的定义之一是牵涉到公众情感和道德评价的事件。这种事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同于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事件”(event),即短时段内发生的事——相对于蕴涵历史结构的长时段而言,事件不足以构成真相。此书的作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称浪漫主义为“一个德国事件”,“事件”用的是前一个词。

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中,沃尔夫·勒佩尼斯说:“如果能给独特的德国意识形态下定义的话,可以说它包括了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对立、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对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以及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文化”在德语中相当于其他语言中的“文明”,但德国人认为高于其他文明,因为更多精神性,更少功利性。这四组对立,其实可以归结为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对立。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仍要抵制“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想”。

卡尔·斯密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中说:“在费希特的个人主义影响下,浪漫派觉得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亲自承担起世界创造者的角色,他们要用自己创造出现实。”这是政治之所以“浪漫”的缘由。为了取代上帝的作用,施密特说:“浪漫派从天主教会找到了他们寻找的东西:一个巨大的、非理性的共同体,一个世界史的传统,以及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格化上帝。”库萨曾经寻求过这样的统一。施密特说库萨的方法是神秘主义的,不是浪漫派的。施密特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从上帝那儿发现的东西,浪漫派试图把它赋予自身,但又不放弃指定两个新造物主,即人类和历史的可能性,不放弃这个统一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浪漫派也是神秘主义和库萨的继承者——他们没有改变抽象的概念,但重新做了组合。

虽然浪漫派作为一场运动在19世纪初就已经结束,但余脉不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荣格心理学的必要准备;此外,在政治层面上,经由尼采草灰蛇线延续到希特勒。不过,这个联系很可能有点牵强。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能杀人。实际上,20世纪的另外一些大灾难的原因是有人相信可以通过理性的计划推动历史发展,在实施过程中同样也激发群众的幽暗本能,为了一个宏大目标不惜大规模屠杀。由此可见,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缠斗中,任何一方的完全胜出都是有害的;还可以说,在心怀叵测的煽动者和群情激昂的大众面前,任何思想都可能是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