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佳荣

何炳棣先生（1917—2012）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1990年代“踏进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何先生自古稀之年开启这一学术转向，直至遽归道山，完成了十二篇论文，连同另三篇论作，合编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简体版由中华书局出版）。何先生曾言：“任何卓然成‘家’的学说都应该经得起严肃的批判。”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草成此文，请方家批评。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前十二章，除第四章《“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第六章《“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所论主旨相对特殊外（跟先秦思想也有关联），其余十章大体可分成两组，第一章《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第二章《商周奴隶社会说纠谬：兼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第三章《“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第五章《原礼》、第十章《从<庄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和第十二章《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为一组，其论题或可归纳为“探索华夏文化的宗法基因”；第七至十一章为一组（第十章比较特别，两边兼顾），其论题或可概括为“何炳棣版先秦诸子系年”。

华夏文化的宗法基因

何炳棣终生感念早年在清华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他最钦佩的是雷海宗先生。“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文化消极面之‘深’。”前者指引何炳棣以大综合、大诠释为治史最高境界，后者促使他重视并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深处的弊病。

黄土高原与毗邻平原的村落定居农业奠定了“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孕育出“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氏、宗）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在这套体制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周公、孔子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周公“把上古中国思想引进了人本理性的新天地”，而孔子建立了“全部人伦关系价值与理论体系”。简言之，周公制“礼”，孔子造“仁”。东周时期，礼崩乐坏，“但是，作为周代宗法核心的天子名号及其理论意识却全部延续而又演化于秦汉的皇帝制度之中”，因此“宗法基因”得以绵延两千年而不衰，如丝如缕以迄于今。

书的第一章是何先生先秦思想史论的一篇纲领性文章。第二、三、五等章，可看作具体问题上的探研，分别涉及商周的社会性质、殷周天命论的涵义、礼的起源与发展。第十章围绕“道术”这一关键词，论述了先秦思想基本关怀的非形上性。第十二章则以《西铭》为考察对象，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解析中华文化的宗法模式，“从这种宇宙论得出‘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政治概念逐渐就导致出‘臣罪当诛，君王圣明’这类政治实践……《西铭》宇宙本体论的目的正是赋予专制王朝以最高层次的理论根据。”此文在全书中篇幅最短，论述却最为明快。

内容讨论的是先秦思想，却不难看出深切的现实关怀。除了学术渊源外，另有“世俗”因素刺激作者投身思想史研究。过去数十载新儒家忽视、避免讨论儒家思想中种种“负面”作用。对此何先生直言，“宗法是民主的悖反”，“当代新儒家在传统儒家哲学中寻索民主思想的源头，岂不是缘木求鱼吗”？另一方面，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终篇“卷后语”写道：“只有具安全感，并终身践履其学术及道德原则的超特级人物朱熹才能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兴于天地之间也。’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单单从这些主张和判断本身，读者就能察觉作者思想内里的紧张与纠结。

简帛古书与诸子系年

第七至十一章与前一组文章相比，判断更直观，更具争议性。“简帛古书与诸子系年”，其实包含了两部经典著作的名称——李零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而何炳棣做了几项基本性的翻案工作，与简帛古书、诸子系年的关系颇为密切。

通常认为《论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私家著述，何炳棣则把这一桂冠戴到了《孙子兵法》的头上。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学界未能形成定论，而何炳棣断为孙武亲著，并以九牛二虎之力论证《孙子》的春秋属性。不仅如此，还考证了《吴问》的成书年代，“得出连自己都梦想不到的结论——《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国阖庐三年……早于《论语》两个世代”。

第八章《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推翻了《老》为《孙》祖的传统看法。对于聚讼纷纭的老子问题，在第九章另辟蹊径，凭借推理所得的“四个独立抛锚点”，一举查获老子的世系和生卒年。在作者眼里，老子生年定了，《老子》的成书年代自然水落石出。

何先生在第十章揭示了墨子在先秦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面对《孙子》那样不择手段的“行为主义”，墨子将其“伦理化，甚至宗教化”，阻遏百家走上“邪路”。第十一章详考墨者巨子制的来龙去脉，探讨墨家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方面的贡献与影响。史家历来认为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秦国方走上强国之路；作者则提出一个令人目眩的新观点：秦献公与墨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大事改革，遂奠定秦国称霸的基业。

同作者的个性一样，这些论断很鲜明，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他的论述准确、可靠吗？直截了当地说，作者给先秦诸子排次序，孙武在前，孔子次之，墨子再次之，老子殿后，难以让人信服，把其人“等于”其书，是不明古书体例的后果。

汉魏以后的著述体例与先秦古书的体例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现在有明确的作者概念，有著作权的概念，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关于古书的形成与流传，李学勤、裘锡圭、李零等先生都曾撰文讨论，其中李零在余嘉锡《古书通例》的基础上有比较系统的总结，可参阅他的论文《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收入《李零自选集》）。以《孙子》为例，李零指出：“出土简帛书籍不仅从未发现题写撰人，而且像《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文中出现的只是笼统的‘孙子曰’，从未见到‘孙武’、‘孙膑’之名（因此除有今本对照的十三篇和少数史事可考者，二者很难区分）。”

何炳棣认定孙武亲著《孙子》，这是违反古书体例的。所以第七章谓《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是没有根基的。

“史”与“思”

首先申明，本节标题采自何卓恩与柳恒合作的《思想史的“史”与“思”：从何炳棣与新儒家关于“克己复礼”真诠之争说起》，更进一步说，源自韦政通对何炳棣与杜维明学术论争的评判：“史学与哲学是两种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的工作，哲学史或思想史则介于二者之间，既要实学的基础，也要有推进转化之能。追求真相的史学工作是向古人负责，哲学是向哲学家所处时代负责。”这就涉及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通读此书，不难发觉作者探究思想史问题的方式与传统的思想史学者不太一样。第八章堪称最显著的一例。该文力图论证《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这个观点其实源自李泽厚先生的《孙老韩合说》（收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为中国古代思想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不过他也强调，“本文注意的只是表现在兵家思想里的理性态度”，并“不是说《老子》一定是直接从孙子或兵家而来”。这是很有分寸的学术表达。对于《老子》“著者及其成书年代”，李氏将这一重任交给“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何炳棣治史，恰以考据见长，当仁不让，接手这一难题，并立下“军令状”：“从繁琐的考据以求证《孙》为《老》源，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殊不知何先生是给自己“刨了一个大坑”——思想之流是灵动的、活泛的，无形而有形，有形而又无形，考据之网是实在的、固化的，怎能牢牢地把握古人的覃思妙想？所以就阅读感受而言，何炳棣酷肖少林方丈，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也能见招拆招，尚未臻于化境；李泽厚呢，犹如太极宗师，任凭风云变幻，他总是顺势而为，随势而动，无招胜有招。

还是李零先生风姿潇洒，举重若轻，笔底有波澜：

在他（指李泽厚）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思维和论学方式。扎硬寨打死战，固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的问题，但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作者常以“攻关”形容自己的研究，紧张有余，活泼不足，导致其思想史论述存在两大弊病：一是论证逻辑不够严密，这在第二组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不免感叹恐怕只有何氏自己才能从所引材料中得出那样的推论，比如他讨论《孙子兵法》中的“黄帝”与“四帝”，采取的就是他所批评的“专找‘歧出之义’作为突破口而任意大转其弯的论证方式”——当然，这也反映出何先生思维敏捷，目光锐利，直到晚年仍葆有丰沛的历史联想和想象力。二是在线性思维的巨大牵引力下，往往强材料以就我，比如认为“道术”只能指“君人南面之术”，“丝毫没有玄虚缥缈的形上意味”；比如认为先秦诸子只能A影响B，B影响C，并未切实意识到“思想传承散播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战国百家本有互相吸收、融合、改造”的现实与可能，严重低估了思想生态参差、丰富而复杂的内涵。

天不假年，何先生未能全部完成其心目中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史论著。如果以“轴心时代”为论述中心，视野可再放宽一些，而他的探研仍然不出“中国”的范畴。

拙文虽对何著的部分观点作了一些未必确当的批评，但承认他的探索是相当有启发的，希望能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今年适逢何炳棣先生百年诞辰，对学者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仔细研讨他所思考的问题。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