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到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工作之后，荣格开始学习精神病学，并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他说：“早在1900年，我便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荣格当时还不能掌握这本书的内容。1903年，他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精神病人，这时再次读《梦的解析》，才发现两人的想法殊途同归。荣格说：“主要使我产生兴趣的是把受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的方面，而这一概念则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导源出来的。这对于我很重要，因为在我们进行的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除了词语联想之外，被压抑的心理还可以通过梦表达出来。

1906年，荣格写文章，在专业会议上发言，为弗洛伊德辩护。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1906年以后有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E.布洛伊勒和他的助手C.G.荣格，以及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学颇有兴趣。于是，我和他们建立了个人的联系。”这个联系是通信联系。

当时，弗洛伊德还没有被广泛接受，荣格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两位教授给荣格写信，警告说这会严重影响他的前程。荣格没有接受劝告。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院长布劳伊勒的影响下，荣格把词语联想融合进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用于治疗精神病人。基于这些实验的结果，荣格在1907年发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受到弗洛伊德的好评。

“早发性痴呆”的概念在19世纪中期进入精神病学。1907年，布劳伊勒用“精神分裂症”取代“早发性痴呆”，次年在柏林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介绍给世界同行。实际上，对早发性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并不完全重叠。这两个词并用了多年，“精神分裂症”到1920年代中期才被最终接受。

在研究“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荣格用了“情结”的概念。“情结”是德国精神病学家齐恩（Theodor　Ziehen，1862–1950）在1898年提出的。齐恩在为病人做词语联想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一现象。他认为，如果病人对某个词的反应时间长，表明他（她）可能对这个词有情结。“情结”由无意识中的情绪、意向、感觉等构成。在齐恩的基础上，荣格和弗洛伊德发展了“情结”的概念。荣格把情结描述为无意识中的“结点”，还一度把他的心理学称为“情结心理学”。

弗洛伊德也使用“情结”，提出“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话人物，他在无意之中杀死了父亲，登上王位，娶了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在知道真相后，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出走流浪。公元前429年，索福克勒斯据此写了戏剧《俄狄浦斯王》。在19世纪后期，《俄狄浦斯王》的现代版在伦敦、维也纳上演，取得巨大成功。这部悲戏本来是说人的命运。俄狄浦斯的父亲受到诅咒：他将被儿子杀死，而俄狄浦斯自己的弑父娶母的命运是德尔斐神谕确定的。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厄运，都要极力逃脱，仍不免掉入陷阱。俄狄浦斯出生后被父亲扔到山上，却被别人捡走，没有死去。他逃离父母，却不知道他们只是养父母。

不可逃脱的命运是古希腊悲剧的永恒主题，弗洛伊德却在戏中受到了别样的启发。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看过《俄狄浦斯王》，深受触动。他在1897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发现自己对母亲有持续的爱，嫉妒我的父亲。我现在认为这在儿童早期是普遍的。”主要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弗洛伊德在1900年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杀父情结），指出这是所有神经官能症的核心情结。此后，他不断填充这个概念，直到1930年代才完成。弗洛伊德执着于“性”在心理中的主导作用是他和荣格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荣格敬重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很欣赏他。1907年，荣格应邀到维也纳见弗洛伊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下午，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荣格认识的第一个重要人物。荣格在自传中回忆：“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一直有点不明确；我无法清楚地把他的印象写出来。”这种不明确的第一印象，大概是弗洛伊德过度的自我保护意识造成的。

在这次交谈中，荣格被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吸引，但也有保留和疑虑。他几次提出疑问，弗洛伊德都归因于他缺乏经验。荣格承认，当时他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支持他的反对意见。对于荣格的观点，弗洛伊德也有不赞同的。他们的分歧在于一个人注重性，另一个注重文化。荣格说：“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大可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任何无法直接从性欲方面来加以阐释的，他便转而认为是‘精神性性欲’。”

荣格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如果按照逻辑推论下去，这种“假设”就会导致作出文化寂灭的判断。“文化因而便显得只是一种闹剧，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弗洛伊德很赞同他的这个推论。有趣的是，重视性而轻视文化的弗洛伊德在文化界激起热烈反响。在心理学家逐渐放弃精神分析学之时，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仍继续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获取灵感。这大概是荣格当初没有想到的。这个现象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性欲理论可以用直观来把握，而荣格对文化的解释过于复杂，过于“理性”，不太容易被理解。

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不成立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性已不再是禁忌。他在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望族，家族中多有名教授和企业家。他在童年时经常听到祖母叮嘱家族里的年轻女子在出门前换上干净内裤，以免在偶遇中尴尬。但是，从弗洛伊德对20世纪文学和绘画的巨大影响力来看，精神分析学确实打动了最敏锐的一群人。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年轻的荣格不可能强烈反对他尊重的弗洛伊德。他那时不会想到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圈子引起巨大的反响，但他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声望上升而减少。

三年后（1910年），他们在维也纳又一次会面，弗洛伊德说：“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这是荣格在自传中的回忆。他说，弗洛伊德当时情绪激动，语气就像父亲一样。这段话使荣格震惊。

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长荣格19岁。他把荣格看作儿子（因此要维持父亲的权威）和学术继承人。荣格也承认曾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犹太人（也把自己视为德国人）。犹太人在当时深受歧视，许多犹太人也因此轻视自己。弗洛伊德看重荣格的原因，除了欣赏荣格的才华之外，他还希望这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出面推广心理分析学，自己站在幕后。荣格不能接受把一个理论变成“教条”和“堡垒”，而且是针对他的神秘主义倾向。但在此后数年，荣格一直跟随着弗洛伊德，却渐行渐远，直到关系破裂。

弗洛伊德对荣格也有批评，认为他是神秘主义者。荣格在自传中说：“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含义，实际上是哲学与宗教，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灵学，精神方面所了解的一切。”反过来，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批评说：“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玄得很，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推测性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大多数心理学家也持与荣格类似的批评观点，而另一批人，最杰出的一些作家和画家们，却在精神分析中找到了灵感。人的精神存在于科学的证明之外，至少到今天仍是如此。在这一点上，荣格和弗洛伊德的互相批评实际上变成对自己的批评。

萨宾娜·施皮尔赖因（Sabina　Spielrein，1885－1942），一个俄国女人。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但父母关系紧张。萨宾娜富有才华，自幼雄心勃勃，却经常受到父母的体罚。她患有躯体功能障碍和妄想，妹妹死于伤寒后，更患上歇斯底里，面部肌肉抽搐、不能控制地哭笑，18岁时到瑞士求医。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萨宾娜转到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医院，治疗医生是荣格。在此之前，她已经在俄国和瑞士经历了至少三次恋爱，第三个是她在瑞士的心理医生。

荣格在自传中没有直接说到莎宾娜。但在伯戈尔茨利的那一部分内容，他说到一个富裕的犹太妇女，有恋父情结，祖父是拉比，这符合莎宾娜的情况。荣格在前一天梦到这样的病人，第二天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前来就诊。她对前一位医生发生移情，医生请求她不要再去，她就到荣格这里来了。荣格把病因归于她失去了宗教信仰，但这可能只是不太重要的部分。第二天晚上，荣格又做了一个梦：他在家中举行招待会，这位姑娘也在场。天下雨了，姑娘向他要伞。“这时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啊！我竟跪下来把伞递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显然，荣格动情了。

在医疗记录中，萨宾娜告诉荣格，父亲打她，她却得到受虐的快感。为此，院长布洛伊勒禁止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与她接触。萨宾娜恢复得很快，当年晚些时候已经能够帮助荣格给其他病人做词语联想测验。她从荣格的病人变成他的学生，在1905－19911年在苏黎世大学读医学。她的毕业论文是论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指导老师是布洛伊勒和荣格。

荣格的妻子艾玛知道丈夫出轨后，给萨宾娜的母亲写了匿名信，希望她干涉。因为荣格和莎宾娜发生肢体冲突，他们各自向弗洛伊德报告了恋情。弗洛伊德开始似乎并不在意，但他后来向莎宾娜承认，这件事太坏，改变了他对荣格的看法。此外，弗洛伊德明确向莎宾娜说过，他们俩拥有一个共同身份：犹太人。荣格的做法违反精神病医生的职业道德。他因此离开了伯戈尔茨利医院，但仍在苏黎世大学任教。这件事还导致荣格与布洛伊勒的关系破裂，也埋下了他和弗洛伊德将来分裂的一个种子。

获得博士学位后，莎宾娜继续活跃在心理学界。她还与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合作，在1922年的第七届精神分析大会上提交论文。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学和认知发展有开创之功。

1923年，莎宾娜离开苏黎世，回到俄国，在莫斯科大学任职。她加入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学生建立的孤儿院，一起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给孩子最大的自由。这所孤儿院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中有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的子女，包括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

1937年和1938年，萨宾娜的三个弟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先后被处死。1942年7月，纳粹德国第二次占领顿河畔罗斯托弗（靠近顿河的黑海入海口）的时候，十多年前已经回到家乡的萨宾娜和她的两个女儿被党卫军枪杀。同时遇害的有27000多人，大多数是犹太人。

有学者认为，荣格的“阿尼玛”概念因莎宾娜而得到深化，实际上给荣格灵感的不止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在提出他的“死本能”概念时，在脚注中感谢莎宾娜的先驱工作。这是她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

萨宾娜的日记和手稿留在苏黎世，60年后才被发现。根据新发现的资料，约翰·克尔（John　Michael　Kerr，1950–2016）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危险方法》（1993年），以荣格、弗洛伊德和莎宾娜为主要人物。根据这本书，有了舞台剧《谈话治疗》。根据这个舞台剧，又有了电影《危险方法》（1911年）。

作为精神分析师的萨宾娜直到前些年才被重新发现。另一位俄国犹太女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1861－1937）一直享有盛誉。她们都对精神分析学有深刻的理解，也都在这个领域著书立说——但莎乐美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较晚，最初也不是以病人的身份。不过，莎乐美的知名度较少是因为她的才华，更多是因为她和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的交往。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三个人都在德语思想文化界最杰出的人物之列。

莎乐美出生在俄国彼得堡，父亲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将军。1880年，莎乐美在19岁时来到苏黎世大学求学。一年后在意大利疗养时，她遇到保罗·利（Paul　Rée）。利博学深思，莎乐美被他吸引。可是，当利向她求婚时，她拒绝了。她更愿意保持友谊。

尼采在1873年认识比他小5岁的利。利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亚理斯多德的《伦理学》。一些学者认为，利对尼采的著述有很大启发，特别是《人性的、太人性的》。1879年，因为身体状况恶化，尼采辞去在巴塞尔大学的教职。此后数年，他在意大利、瑞士等地疗养。1882年，保罗·利把莎乐美介绍给尼采。他们一起渡过了一个月，莎乐美去柏林和利生活在一起。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嫉妒他们的关系，与利和莎乐美发生争吵。尼采死后，伊丽莎白整理出版《权力意志》。

还在与保罗·利一起生活的时候，1886年，莎乐美与近东学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订婚。他们在第二年结婚。两人在婚前达成协议，双方都不必履行婚姻义务。他们的婚姻一直走到最后。1901年，利坠崖身亡。

1897年5月，莎乐美遇到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她这时已经36岁。里尔克与荣格同岁，但他很快迷上比他大14岁的莎乐美。两人爆发激情，在慕尼黑附近渡过一个夏天。1899年，里尔克和莎乐美夫妇一起到俄国，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和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1900年，里尔克和莎乐美两人再次到俄国。那位著名画家的儿子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他后来把里尔克的诗翻译成俄语，并在1926年（里尔克的最后一年）写信把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三人之间的往来信件四十余封。

他们的恋情逐渐退热。1901年，莎乐美向里尔克提出分手。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莎乐美分别为尼采和里尔克写了书，介绍他们的思想。

1911年秋，莎乐美50岁，在魏玛举行的心理分析大学上认识弗洛伊德。她要求向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拒绝了她。经过半年自学，第二年春，莎乐美到维也纳登门拜访弗洛伊德，提出拜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为师——她还不知道阿德勒已经反出师门。这一次，弗洛伊德接受了她。

两人在余生中一直维持着深厚的友谊。1937年2月，莎乐美去世，享年七十六。当月，病中并受到纳粹迫害的弗洛伊德发表一篇纪念短文，肯定了她对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在她生命的最后25年，这位卓越的女士专注于精神分析学，为之贡献了宝贵的作品，并且付诸实践。”

弗洛伊德还说：“众所周知，她还是一个女孩儿的时候与弗里德里希·尼采保持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建立在她对尼采大胆思想的深入理解之上。这种关系在她拒绝尼采的求婚之后突然中断。大家也都知道的是，多年之后，她扮演了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的缪斯女神和保护母亲，这位伟大的诗人在面对生活时有些无助。但除此之外，她的个性一直不为人所知。”

莎乐美把她的一部小说献给她的朋友、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精神分析师。

莎乐美用爱情和友谊串联起来这三位说德语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现代主义的重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