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

一

上一次打桥牌还是这个世纪初的事情。那是个周末，在小镇高中的一角，临时搭了几张桌子打牌。华人中文学校租用这里做场地，像个喧哗的集市。在话语声、脚步声中打桥牌，是需要一点定力的，更何况时不时还有人停下来看一看或者打招呼。在我的印象里，曾经热闹一时的芝加哥华人桥牌协会就这样落幕，随着时间无疾而终，世上很多事物就是如此消失的。

1991年冬天，我已经在芝加哥郊区成了上班族，早九晚五的生活周而复始，构成一种人到中年的安顿。安顿思娱乐，我有时会开车50公里进城到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一间灯光昏黄的学生公寓打桥牌，午夜后才在寒风中离开，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听着“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冬天……”1995年春节，芝加哥留学生学联主办一场综合晚会，委托北大校友会协办其中的一部分活动，我就建议办一场公开桥牌赛，登报征集参赛选手。新闻发布后反响相当热烈，不到两星期功夫就组成了六支队参赛。以此为缘起，在我的倡议下，取芝加哥别名风城之意，设立了“风桥杯”，之后每季度或者每半年举行一次比赛。随着参与者的增加，我和几位朋友创办了芝加哥华人桥牌协会，先后策划了十多次桥牌比赛，全盛时期会员曾有140人之众，举办过有12个队参加的复式比赛。

冬天开始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了一个桥牌微信群，在那里我见到几个曾经熟悉的名字，惊觉塞纳河的水又流过了许多。我其实并不习惯微信聊天，也不喜欢网上打牌，于是在一个雪夜，邀请朋友们到我的地下室一聚，打了一场复式桥牌友谊赛，一共有四支队16个人参加。其中好几位是阔别十余年之后第一次再会，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啊！现代人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大城市，经年不见其实是很寻常的事情。

聚一次毕竟不容易，所以无论喜欢与否，现在多半去“桥牌基地”打牌，就连名声颇为响亮的“北美华人桥牌联赛”都是在网上举办。我在中断16年以后，恢复两个月、改换新的叫牌法两星期，就赶鸭子上架参加了这一比赛。预赛第一场就遭遇去年的联赛季军，波士顿的这支队伍高手如云，不乏当年国内省队的专业选手。不过大概是他们轻敌了吧，而桥牌比赛决定胜负的关键，大多是看谁在瞬间判断中犯的错误少。那场比赛结果竟然是我们一路领先，毫无悬念地以较大比分取胜。

根据瑞士赛制的规定，第二轮是与上一轮和自己战绩相当的队伍交锋，这样我们就遇上了一支年轻的队伍，队员虽然年轻，却是美国青少年桥牌冠军，听说是把这场比赛当成五月世界锦标赛的热身赛。我是稀里糊涂被编入桥牌队的，这支队伍有个很古怪的队名：水滔滔。倒也颇符合我的特点：桥牌打得有些水，但也像水一样，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第二轮对手的实力的确很强，开局就气势压人，幸好我的新搭档是芝加哥著名高手，二十多年前曾经获得美国桥牌协会美中区冠军，比赛经验十分丰富，远非我这种业余客串可比。我们上半场稳住阵脚后就开始反击，上半场最后一副大胜扳平。下半场双方比分一直咬得很紧，到倒数第二副结束的时候，我们反超领先，却又在最后一副被对方追平。最后的比分定格在桥牌比赛少有的平局上，却也恰好反映双方实力。英雄出少年，下一代华人桥牌打得这么好令人欣慰。

求胜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我觉得胜负其实并不怎么重要。桥牌本是绅士的游戏，娱乐性与风度至为关键，仅仅是到了现代才逐渐演变成一种竞技性的体育。桥牌于我，更多是一段段久违的记忆。比赛结束后，我和搭档视频里检讨得失，多年不见，他神采依然，只是增了不少白发。我忽然意识到，那些打牌或者不打牌的时光河水，不知不觉就流过去了。

二

2006年冬天写过一首《偶感》：

不爱功名爱绮乡，

风流未若阮郎狂。

平生所擅唯游戏，

朋辈先飞半栋梁。

自古逍遥实避祸，

从来睿智是骑墙。

红楼说罢说三国，

客串文人忙赶场。

尾联到底说的是哪位文人，我自己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首七律要点在颔联，既有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也多少带一点对同侪的调侃。当然游戏之人也有认真之处，而所谓栋梁的命运好似《红楼梦》，浮沉兴衰在所难免。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桥牌，一生中与桥牌断断续续相遇，桥牌也是与许多朋友结识的桥梁，交情或深或浅，绵延至今。桥牌来自欧洲，我没有考证过何时流入中国。桥牌的中国传播史是足够写一篇研究论文的，在民国时期，好此道的知识分子已经相当之多，应该大多是但是不限于留学欧美者。父亲出生于1918年，不但没有留过学，而且弱冠之年就步行去了延安，然而他在戎马倥偬间偶尔打桥牌，由此也可见那时桥牌已流行颇广。

去年在了解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的生平时，发现他于桥牌、麻将都很精通，且自制手书叫牌法。我于二者都谈不上精通，但也曾制定叫牌与麻将的计番方法。当我发现自己无意之中在这方面效仿先贤，既深觉荣幸，又有些感慨乃至啼笑皆非。貌似我们在游戏方面多少还能继承老一代知识分子，学问方面却是远不能望其项背了。

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并不能切断热爱游戏的传统，这似乎一直是深受道德教化的中国人天性的另一面。我甫记事就是文革如火如荼的火红年代，但我也从小就扑克牌打得昏天黑地。麻将在文革中被禁止了，桥牌也一度遭到批判乃至禁止，但是最终躲过一劫。我不清楚革命为什么没有认真革桥牌的命，按说它可是标准的资产阶级游戏，然而打麻将被抓起来的时有耳闻，却很少有人因为桥牌倒霉。从技术上讲，只要扑克牌存在，桥牌也就无法禁止，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也都打扑克，只是多半打升级或者争上游而已。

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所以大多数人都没少打扑克，我的文革记忆与打牌的场景交错在一起。我自己没有学上，没有书可读，收音机里来回播放样板戏，打扑克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这也就能够解释，文化与学术一旦被切断很难恢复，而文革结束后没有几年，桥牌就又在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构成游戏生命力的一个脚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教会我打桥牌，不过他应该水准不高，兴趣也不大，1972年他受命主编《中华民国史》之后就很少打扑克了。

真正学会叫牌，是从胡沙先生那里。胡沙先生14岁即参加八路军，却十分好学，先入华北大学俄语系，结业后任教务部秘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不满30岁调入高教部任副司长，七十年代初任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他深目高鼻，长身面黑，很有风度，除俄语外，又自学了英语、法语，在他的同代人中相当罕见。晚年八十多岁时，他还自学使用电脑，写文章、发邮件都很熟练。

人或倾向遵循固有习惯，或喜欢了解新事物，胡沙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他似乎是在驻法国期间喜欢上桥牌，而且相当用心钻研，回来后有时叫我去打，在牌桌上给我指点。四十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在黄昏时分坐大一路从日坛路到西单，然后疾走15分钟到大木仓胡同35号，打三个小时桥牌后匆匆忙忙赶末班车回家。

因为闭关锁国，人们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在胡沙先生家有时能看到外国杂志，虽然内容看不懂，可是每张图片都能让人看半天。桥牌不仅好玩，而且也与外部世界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记得是听胡沙先生还是别人讲，国外有很多桥牌俱乐部，还有世界锦标赛等等。那时我自然无法想象，30年后我会走入郊区一家桥牌俱乐部，家具古朴光线幽暗，只有几位老人开了一桌，他们都已须发皆白。

在我少年时，桥牌意味着洋气与时尚，虽然这两个词当时都是禁忌，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但人们内心深处依然是心向往之。那时候没有桥牌书，连《桥牌入门》都没有，规则都是口口相传，我最早看见的叫牌法是手抄的一张纸。文革是手抄本的时代，传播《少女的心》是可以判刑的，我还记得家兄的一位同学，深更半夜送《一只绣花鞋》的手抄本，仿佛在做地下工作。

不止桥牌，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学会的东西，多半是野路子。大约因为如此，即便我后来学会了许多规范，偶尔仍会跟着感觉走，全然不靠谱，恰似我走过的人生路径。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不靠谱，后果往往很严重，而桥牌很快就成为过去，游戏留下的，更多是美好的情景。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其实并不觉得游戏是浪费时间，再说生命本是一次性消费，即使浪费了又如何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家四兄弟都学会了打桥牌，虽然水准参差不齐，但只要能凑成一桌，便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只是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牌桌屈指可数，能想起来的景象已是遥远的青年时代，好似一张发黄的照片。如今兄弟四人倒是每年都能相聚，不过再也不一起打桥牌了。

唐山大地震后的夏天，在胡沙先生的邀请和帮助下，父母和我住进了教育部大院防震棚。有的年份平淡冗长，有的年份则像坐过山车一样。1976年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身在其中时，一件接一件事情来得太快，以至于不少人的感觉都有些迟钝发呆。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过的，炎热的夏日，除了避震好像无事可做，数不清打过多少场牌。

不过胡沙先生那一段时间好像工作很忙，人看上去又黑又瘦，表情严肃。他曾经和父母长谈过，虽然谈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少年时我很佩服胡沙先生：他的外语和各方面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自学，虽然从小就革命，审美趣味却相当洋派，叼着一支雪茄打桥牌的样子看上去很酷。据说他当年是教育部有名的才子之一，但我长大以后渐渐懂得，被认为能干有才华在仕途上未必加分。胡沙先生性格不够低调，也不是圆融的人；他很自信，自信的人往往把别人和局面想得过于简单，然而文革里的局面和人际关系，复杂多变到连过来人都未必真正明白。胡沙先生后来被投置闲散，但也未必不是另一种收获。他晚年思想解放、心态开明，2005年我在阔别二十多年后见到他，反而更觉亲近，只是我忘记问他退休后是否打桥牌。

三

文革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桥牌的正名，更是复兴与发展的开始，尤其是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大学里掀起桥牌热，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北大数学系和物理系尤其引领风气，这两个系的七八级和七九级本科生，录取了大量全国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的得奖者，颇有囊括天下英雄的气势。大概因此，两个系学生中不乏校队主力，并且在北京市高校桥牌联赛中屡获冠军。另一方面，人是很容易沉湎于游戏而不能自拔的，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几起由于打桥牌或下围棋留级乃至于被开除的事件，仅我认识或者知道的就有两位。

那时候没有网络可以相约远程交手，更没有机器人随时可以和你对垒，一不留神还能灭了你。牌瘾上来时，只能一个人玩四家。我也曾经这样摆过扑克，一位同学看见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是“玩物丧志”。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一直是班干部，每天早上六点起来锻炼身体，偶尔也写一首诗，有“猛志”这样的词语。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人生本来就是游戏，是游戏而不是生产带来生活的乐趣，文化也是在游戏中产生的。这些青春绕口令般的话语如今已成遥远的回声，曾经胸怀猛志的同学也已在铁窗背后。

游戏人生也是一种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态度，而有时态度其实是天生的，就好像打桥牌时的牌感，更多是源自基因。人的本性，容易被一个时代的教化或价值观遮蔽，越是安稳的时代越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一直很庆幸自己生于乱世，稀里糊涂长大既很欠缺，但也少了些一定之规。对于我说来，游戏的本质是自由，是需要想象力的，那些规矩和计算太多的游戏我并不喜欢，比如围棋，我倒觉得就该交给阿尔法狗。

新时期桥牌的一大特点是，把原来多少有些文人雅士业余爱好色彩的游戏变成了一项以理工科大学生为主的普及性体育运动，从裘宗沪等人上书邓小平，到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中国队参加世界桥牌锦标赛，有关桥牌的消息越来越多见诸报端，杨小燕更是成为明星级人物。她发明的精确叫牌法曾经在中国一世风靡，乃至于不止一次我遇见过牌友很骄傲地说：“我是打精确的”，神态之间对打传统自然叫牌法的不屑一顾。

初入北大，就听说某某楼里正在举办桥牌赛，便去观战。一进布置成赛场的教室，就看见犹如传说中那样，每个牌手桌前都挂着一块布遮挡住视线，看不见搭档与对手。我当时就石化了，观战的每一个人都蹑手蹑脚，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不久后我在合唱团遇到一位七七级学长，性格滑稽，说话滔滔不绝，善于恰到好处地插入北京人常用的三字经。我和他打过一次桥牌，他自称得过北大第七名，是北大文科学生里桥牌打得最好的。每次他说完这个段子，都会引起一阵笑声。在我看来，他比我当时的水准要高一些。那年我正着迷西方美学和文艺评论，便忽然想到不知在哪里看到的一段话，大意是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搭在一起，往往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夸张与滑稽效果。

假如我一直在北大读书，大约也会打更多桥牌，但我一学期后就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没有几个人会打桥牌。到1987年留学生人数多起来以后，我才聚集了一群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曾经共事，让我明白牌友也好，酒肉朋友也好，在一定机缘下都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那年春天回国，买了两本桥牌书，想着要好好研习，过几年回北大教书时用得上。岂料人算不如天算，命运带我到芝加哥。人说世事如棋，我倒觉得世事如桥牌。棋是人下的，每一步都在下棋人的掌控之中，下棋人棋力不同，结局也就由此注定。桥牌完全不一样，一副牌52张，分成四手，一手13张，这就注定了多少种可能性！你摸到的每一副牌都不尽相同，而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所以桥牌的结果无法预测，而又只有结果才能够说明判断的对错。所谓高手，仅仅是比别人输得少一点，错得少一点。牌手与牌之间的关系，恰似人与命运之间，充满不确定性。只不过桥牌可以用输赢来衡量，而人生很难说胜负，并且以胜负说人生至少是很无趣的，往往反而折射出人性的匮乏。

四

“北美华人桥牌联赛”的参加者来自全球各地，高手很多，我参观了一盘有去年全国冠军参加的比赛，打牌行云流水，不料他们那个队最后居然输了。佩服他们的优秀之余，我不禁想，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往往表现在对游戏的极致追求上，而驱动这一追求的，大约还是在方方面面都体现出的世俗享乐主义精神吧。回顾历史，究竟是因为缺少宗教精神而追求享乐，还是由于世俗欲求太多而难有信仰，是个鸡和蛋的问题。至于道德教化，历朝历代大多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具。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游戏以至享乐，在一定程度上是信仰的替代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曾经有一拨朋友，当时大多还是丁克族，周末时常聚会。现在想来，我们其实都还很年轻，会富于激情地谈论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在聊天时，我们会谈起正在隐隐升起的物质主义和日渐式微的精神追求。我们曾经预见，这一代留学生生活会渐渐富足，而思想文化上停滞不前，却都对此无可奈何。聚会最后总是以喝酒、唱歌、划拳，通宵达旦打扑克，输了的钻椅子等等告终。那时我就会想，没准人生就是一个更大的游戏，由许许多多小的、不相干的游戏构成。

时空流变，当年欢聚，久成回忆。不久前，老友之一梁兄携家过风城，另一位旧日老友王兄设家宴相待。屈指算来，一别整整20年。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赠卫八处士》是我少年时读的诗之一，大约在1971年吧，反正是快半个世纪了。然而有时非常熟悉的诗未必真正有感触，需要一个情景的发生。开怀畅饮五粮液，共忆当年随性作乐，夜行百里上赌船。那时梁兄尚无子嗣，而今儿女四人，皆翩翩少年。其中次子梁世奇，乃中国不世出的国际象棋天才，12岁就获得世界大师称号，为当时年龄最小取得国际象棋世界大师称号者。

不知不觉已近午夜，四人喝了一瓶半白酒，却毫无感觉：“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驱车回家路上，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种种。那几年也是我最热衷桥牌，而且有些长进的岁月。不知道是性格还是命运，或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的生活一直不能与同龄人同步。大多数人到中年便走出青年的迷茫，开始挣钱居家过日子，而我那几年不仅更加迷茫，并且会莫名悲伤。在这样的时候，游戏是最好的排遣。

游戏毕竟仅仅是游戏，我不会长久沉醉其中。于是我告别桥牌，后来也渐渐告别其他游戏。生命有限，还是要把时间留给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比如写作，比如听古典音乐。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一次转向，不过意味着开了一桌新的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