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

法国大革命始于三级会议召开，三级会议始于财政报表的亏损，财政亏损始于走私盛行，税费无法征缴。

19世纪中叶，路易·马德林在众多走私团伙中脱颖而出，流窜于十多个省份，横跨法兰西、意大利两国。没有一个亡命之徒比他更大胆，其他私运者趁着夜色，走在乡间小路运送货物，尽可能躲避警察的巡逻。马德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镇中心广场叫卖货物，甚至主动挑衅警方，把刑事犯罪升级为一场武装暴动，尽管他一直声称无意与朝廷作对。

为了擒获这个“走私者中的将军”，政府动用了最优秀的精英。双方斗智斗勇，警察派出密探卧底，马德林将计就计反渗透，双方各自付出了人员的牺牲。经过两年的生死交锋，法国军警力量策划跨国的秘密抓捕行动，成功擒拿下匪酋。《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这是一部无间道般的好戏，如果由史景迁执笔来写，他会用小说家的文笔，把路易·马德林写成侠盗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作者迈克尔·卡瓦斯（Michael　Kwass）的志向不局限于此，他以看似寻常的走私犯罪为切入点，探查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王国的真正统治者没准是包税商

在近代文明的常规叙事模式里，西方人沿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路径，最后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大胜利的结局。查尔斯·蒂利绕开了这个套路，另辟蹊径，提出了“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概念。

近代之前的欧洲，不存在强有力的中央公共政府，教育、养老等民生事业由小共同体承担。国之大事，唯戎（军事）与祀（宗教），甚至连打仗也外包给雇佣兵队长。在性价比上，雇佣军（大多来自瑞士、黑森）昂贵而不划算，得不到及时的军饷，士兵就要哗变，拿到军饷后也不见得乐意为雇主卖命。

17世纪后，君主们倾向于从本国臣民里征兵，在列国争霸中竞逐富强。反过来，拥有顺从而强悍的军队后，国王对内收服各路诸侯领主，敉平中世纪的城堡，完成初步的国族构建。

一言以蔽之“战争催生了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而运行战争机器需要金钱，法国在正税之外，开辟了两个财源：捐官制度和国营专卖。就程序而言，捐官制度复杂而优雅，涉及转让、继承、赐予多种法律途径。卖官鬻爵听上去臭名昭著，实则没有直接的受害人。很多无实权的荣誉职位刚创设出来，就被抢购一空，宫廷获得了实利，有钱人满足了虚荣心。

国营专卖恰好相反，抬高了物价，损害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几乎所有阶层、团体憎恶这项制度，除了包税商集团没人得利。包税制的宗旨是盈亏自负，私人机构每五年与王室签次合同，谈定一个预计税额，把钱交给国库，然后包税公司自己下乡征税，官衙税吏不予插手。

包税公司的合伙人通常在40位左右，能够预付巨额税款的人群通常为金融巨子，有位主教嫉妒地称他们为“国家的四十支柱”。波旁王朝没有存放账目的核心部门，没有制定税率的中央国库，也没有年度的预算规划，政府的大部分金融活动由私人银行家处理。最显要、最古老的贵族也要找他们借贷。平民对包税商集团的仇恨超过了对贵族、教士的仇恨。大革命初期，愤怒的群众杀死了一批包税人，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尽管饱受“以公谋私”的舆论指责，包税商集团却已经是旧制度里最现代化的机构，一位包税人手下的文职团队不超过10人。训练有素的税务员们，在巴黎最大的综合办公楼里，经手审查数个省份的财务报表。论组织纪律，包税公司是除了军队之外，王国里最高效的机构。

包税公司从遥远的美洲大陆进口烟草，再以垄断专卖价运往国内，分销到各省的零售商店。为了鉴定各地零售商的烟草，是否混入了廉价的添加剂（如砖粉、鹅掌木刨花），巴黎警察局配有两名专职药剂师。他们分析化验，对烟草样品进行称重、焚烧、洗涤，倾倒硫酸检验成色。所以化学家拉瓦锡作为包税合伙人，也就不奇怪了。“财政—军事国家”理论的另一个要义浮现出来，为了有效收税、汲取财力，必须组建职业的行政官僚机构。1680年大臣柯尔贝因地制宜，根据产盐多寡把法国分为6个等级的税区，各地区税制不同，最高一档的盐价是最低价的二十倍。

惯于骑马打仗的贵族，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厘清这种复杂的制度，他们把技术活交给了专业官僚。

官僚化的弊病在于恶政的模糊性，从感官上来讲，刁难你办证的公务员比大独裁者希特勒更可恶，虽然基层公务员也只是照章办事。封建主义的中世纪，不存在繁冗的层级官僚，被统治者直接面对统治者。

威廉·退尔式的故事里，反面角色就是嚣张跋扈的领主、贵族，善恶黑白分明。而马德林的故事里，反面角色总包税人隐于幕后，这种模糊性反过来加深了“金融家控制国家”的民间阴谋论。

走私贩越是深入内地，越是安全

国营专卖的商品名录里涉及吃穿用行各方面，唯独烟草遭到的反对声最激烈。朝廷制定食盐国营专卖的政策，带有几分犹豫，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而专卖烟草的时候，官方理直气壮地表示，烟草属于休闲的奢侈品，课以重税无可厚非。然而大众并不买账，抽烟是最便利的娱乐活动，就像今天的农民工再穷也要买部智能手机。

大革命前夕，王室的间接税占财务预算的一半。法国得以筹集巨额军费，投入列强争霸赛。殖民势力从加拿大延伸到印度的孟加拉湾，与日不落大英帝国抗衡。

按照今天的标准（福利开支、经济干预），路易十四的政府属于小政府，但在18世纪，它已经大到令人望而生畏。和平年代里，法国维持了45万人的常规军，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供养不起如此庞大的脱产群体。

常备军是包税制的产物，常备军却拒绝为包税制战斗。调用为国家争霸的军队，去打击走私逃税的普通犯罪，会降低法国军人的荣誉感。出身佩剑贵族的军官不屑于参加缉私行动，打败一群小毛贼，胜之不武；而来自低层的士兵，则有可能是私运者本人。

私运行为遍布于民间，尤其是流动性较高的职业。走私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创收的一种副业。在外出长途行走的过程中，夹带一包私盐、烟草是举手之劳的事，即使遇到海关检查，他们也可以贿赂获得放行。运送50磅的烟草，抵得上一个农民3个月的劳作。

从劳工大众到上层精英，都觉得走私贸易合情合理，教士们接纳走私者的捐献，为走私行动祈福。边境地带的违法活动更为活跃，男女老幼全民参与。马德林就来自靠近意大利的多菲内省，原本是正经生意人，从事运输业。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他运送军粮，军方拖欠合同款项。破产的马德林落草为寇，迅速适应了刀口舔血的生活，而且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才干。“财政—军事国家”促使征税机构组织化、专业化的同时，民间的反抗呈现相同的进程。少数商人把非法运输活动改造成一条产业链，有个叫拉蒂耶的头目，伪造海关印戳，结交贵族，用贵族的城堡作为货运中继站。他有两个创新之举，一个是引入金融工具，对上游的货物承担保险，另一个是把行贿行为常规化，至少给23个海关官吏定期发放贿赂。

拉蒂耶和马德林一文一武，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后者聚啸山林，走武装对抗路线。马德林帮派全副武装，每人配有一支双管滑膛枪、4把双管手枪。60发子弹保证了充足的火力，团队甚至携带有小型攻城槌，用以攻克城池。不法之徒模仿军队编制，设立一名中尉、一名少校、一名掌旗官、一名秘书，随军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帮助队友疗伤。外人若想加入，需要交纳会员费。

在走南闯北的经历，马德林洞悉出一条规律：越是深入王国的中央内地，越是警备松懈。在常年对外战争中，正规军部署在边境地区、海外殖民地，外重内轻的格局犹如安史之乱前夜的盛唐。

农村的骑警薪水低，装备差，全国雇员不超过4万。城市里的巡警同样软弱，在15万居民的里昂，巡警仅为84个。巴黎的警备稍微强一些，警察总长统率指挥3114个不同职衔的巡警，可是要监控一座60万人的大都会。马德林最常光顾的奥弗涅省，只配备了86个骑警，哲人帕斯卡的故乡成为亡命之徒横行的乐园。

仅凭官方的治安力量，不足以打击犯罪。包税公司自行招兵买马，从卑微的农民里招募警卫，派他们去追捕同样阶层背景的走私者。每年至少有1/10的公司收入用于警卫开销，在旧制度灭亡之前，警卫人数达到2万，是欧洲规模第一且最强大的准军事武装。

1753年7月，马德林正式向包税公司开战，10月开始武装巡游，攻克3座省府，行程600英里。匪帮团伙在战斗中获得经验，形成了固定的作战模式：他们派出暗探，寻找防御薄弱的目标，大军随后压境。能征惯战的好汉们首先攻破城门，紧接着扑向教堂。教堂钟声是一个欧洲城镇社区仅有的警报，切断了这个通讯系统后，城镇乖乖地屈服于征服者，任凭处置。

马德林掠夺镇里的包税公司分部，打开监狱，释放囚徒。心满意足的江湖豪杰们在市镇广场，举行阅兵式，接着扬长而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最初匪帮单纯掠夺包税商的财产，到了后期他们把私运的烟草强卖给包税商，要求他们包销。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个军火走私贩，攻下五角大楼，迫使美国国防部长买下走私武器。

只反包税商不反国王

1753年，猖獗的走私贸易惊动了巴黎中央，再加上包税商集团的多次游说，正规军受命出动缉私。有十年服役经验的让-雷迪安·费舍尔中校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崭露头角，擅长轻装上阵，快速突袭。

对于军人而言，如果说还有比打击走私贩小毛贼更耻辱的事情，那就是被这些人击败。1754年12月，军队布下了严密的包围网，马德林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执意远征。这趟冬季冒险的结局是，走私团伙遇袭元气大伤，但逃脱了天罗地网，撤到在意大利的基地。盗贼没有被捉拿，就是警方的失败。参与围剿的一名军官承认，马德林是入错行的天生战士。

这类草莽英雄人物，在欧洲是少数特例，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游民问题专家王学泰敏锐地意识到，农民起义领袖通常并不是农民，王仙芝、黄巢、张士诚本业为盐枭。盐税为正赋（土地税、人头税）之外最大的财源，中外皆然，贩卖私盐也就成为暴利行业。

脱离农地与宗族的游民，形成了迥异于编户齐民的风气，他们浸润于水浒文化，崇尚江湖义气，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流氓无产阶级存在于宋元明清、晚期罗马与阿拉伯帝国，在太平时日充当地痞恶棍，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准备杀去东京/罗马/巴格达，夺了皇帝鸟位。

旧制度法国的走私集团虽然猖獗，但停留在散兵游勇的状态，没有强大到跟朝廷分庭抗礼的程度。多菲内总督在1830年代估算，当地大约活跃着30个团伙，最大的一个名为“橙帮”，人数仅为70，马德林帮派也没超过150人。相比中国明清王朝的流民暴动，“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惨状，西欧剿匪战争的烈度要低得多，匪帮也经常展现盗亦有道的风范。

在一次占领城镇的行动中，有同伙试图向一个包税公司的仓库守卫，高价强卖印花棉布。马德林痛斥了同伙，认为守卫只是领份工资混口饭的员工，不应惩罚他。仓库守卫欣赏马德林的正直，拿出一瓶葡萄酒招待，两人对酒痛饮。

马德林的造反是有限度的，“只反包税商不反国王”，他有选择性地释放囚犯，认为走私者、造假币者、负债人和逃兵情有可原，而窃贼、杀人放火之徒触犯王法，不可饶恕。有次马德林在打下监狱释放囚徒后，审查了罪犯名单，把3个偷窃犯重新扔回了监狱。

在占领城镇期间，马德林没有劫富济贫，而是售卖走私物品，进行公平交易。这种行动显示出，他不像是汪洋大盗，更像是自由贸易理论的践行者，身体力行地反对国营专卖制度。也正因此，马德林的知名度与受欢迎程度小于侠盗罗宾汉，群众更加爱戴桀骜不驯的绿林好汉。

1755年费舍尔中校跟同僚们制定了特别计划，潜入意大利秘密逮捕马德林。严格来讲，这项行动侵犯到当地政府的执法权，违背了国际公约，就像现代国家不会承认情报局的某些秘密行动，路易十五当局也不会承认这次斩首计划。

5月10日，当卢梭创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法国的精英部队，穿越边境，成功抓住了毫无戒备的马德林，把他绑架回国。两周后，法庭判处了死刑，并且采用了最残忍的杖刑（刽子手把罪犯绑在十字架上，对胳膊和腿击打8分钟，然后绞死）以配得上他的滔天大罪。

走私犯罪的黄金年代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黄金年代，马德林的全盛期夹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之间，报纸编辑苦于没有热点话题，走私贩的盛行，拯救了报纸销量。新闻业对这位匪首大肆报道，兴起了对商品专卖制度的大讨论。

重农学派以“不与民争利”为由，劝朝廷解除烟草专卖，重商主义者则根据贸易逆差的现象，提出了殊途同归的建议。法国最早从自己的加勒比海殖民地进口烟草，其味道、口感不如英属北美的同类商品，1720年代巴黎从敌国英格兰收购烟草，成为英国市场的最大单一买家。这种以税收为导向的政策，长期来看不利于本国的产业发展。“财政—军事国家”仅仅是理论概念，历史上没人有意识地构建这个体制。更何况每次加税带来的裨益，都会有相应的弊害为抵消。法兰西的财政负担加重后，破产农民增多，到了王朝末期数量十分庞大。逃兵、退伍士兵是战争机器的副产品，构成了游民群体里最危险的一类人。他们携带武器，富有军事经验，即便自己不参与私运，至少能够把手头的武器卖掉，流转到暴徒的手里。在法国与意大利的边境地区，枪械泛滥成灾。

如果无政府状态持续下去，西西里的黑手党组织很有可能在普罗旺斯萌芽。这个犯罪托拉斯最初也只是反对官府的横征暴敛，由于无止境的仇杀，最终恶化为犯罪集团。法国官兵在追捕马德林的时候，抢掠民宅，走私贩也杀了几个无辜的包税公司文员。常规缉私行动里，警察的怠惰、低效暴露无遗，如果不是用越境奇袭的非常手段，恐怕马德林还能继续逍遥法外。

旧制度的崩溃是“财政—军事国家”模型的逆向推演。西班牙王位战争、奥地利王位战争、七年战争中，法军败多胜少，最后一场北美独立战争，即便军事上打赢了胜仗，经济上仍然输掉了家当。为了支付高昂的军费，国家敛财力度加剧，民间抗争随之反弹，军队出动镇压民变又需要经费，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战争催生了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的理论，在现实中变成“国家发动战争，战争使国家破产”，西班牙自查理五世之后，政府一个世纪里陆续宣告破产6次。法国的工农业底子比西班牙要好，财政崩溃的时刻一拖再拖，直到1789年实在拖不下去，危机总爆发。路易十五或许没说过“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但他确实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