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 2020年的上半年，我三次到访深圳博物馆，在改革开放展厅驻足。

深圳的童年让人动容：蛇口的开山炮、国贸大厦工地、以及洋溢青春气息的打工妹，总能瞬间将人带回那个迸发激情的时代。

人们总是用“奇迹”来形容这段城市史，看数字的跃迁，看今昔对比的照片，的确如此！

我总觉得缺了些什么！那些生动的词汇，一贯是用来鼓舞人心的，在并不久远的改革现场，总有些背影，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直到展览的尾声，一幅深圳历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图表，出现了梁湘。

是梁湘！我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曾经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若干年前，在某个掩卷静思的下午，我读到过他的故事；抑或是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会上，我听到过他的故事。人们以一种异常崇敬的情绪，诉说这个人，诉说他与深圳的往事。

很多年岁更长一些的人，都认同这个说法：梁湘曾是深圳的苦官，创造了深圳的一夜城。

曾任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张思平，在其《深圳奇迹》一书中，这样评价梁湘：从深圳特区建设历史看，梁湘是现代化都市的奠基者；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看，梁湘是计划经济的突围者。

这本以“奇迹”命名的书，也在告诉人们一个常识：并没有奇迹。

一、梁湘是谁？

梁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邹旭东，梁湘在深圳任职时的秘书。他燃起一支烟，沉吟了片刻，才缓缓开腔。在联系到他时，尽管有朋友介绍，邹老还是很警惕地询问，是不是那类拿出书说事儿的“骗子”。在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反而觉得诧异，总算有人想起梁湘了。

1981年2月份，在上任深圳市委书记之前，梁湘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他在广州工作了近30年，从公用局局长（管理水电交通等公用基础设施）开始，依次做过工商局长、计委主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书记、常务书记、第二书记。

这时的梁湘，已经62岁，从18岁奔赴延安开始算起，梁湘工作了将近45年，他要退休了，为革命生涯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梁湘曾对邹旭东说过，他起初并不愿意来。但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几番劝说下，梁湘最终领命，开始“拼了老命干”。

当时，要找一个有大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并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并不好找。

万事开头难！到深圳之后，梁湘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深圳的城市整体规划。

梁湘是个坐不住的人，很少待在办公室，每天的调研和公务活动排得满满的，常常是一边调研就一边把问题处理了，开会的时间也很短，解决了问题就散会。

一般来说，市委书记作为一把手，当然会很忙，但梁湘忙到什么程度？只有深夜和星期天（那时是一周单休）才有时间批阅文件。

那个时期的深圳，中央领导和部委领导的调研非常频繁，大部分晚上的时间，他要接待和汇报，只有深夜回到家里，才能从容地批阅文件。所以，邹旭东需要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梁湘家里，取回他在深夜批阅的文件，并赶在上班前，送到相关市领导的案头。

结果有一次，梁湘在夜里批示了给时任常务副市长罗昌仁的文件，第二天他提前上了班，径直找罗昌仁讨论，结果罗昌仁一头雾水，说还未看到文件。那会儿，邹旭东正在登记批阅件。

梁湘的脾气比较急，事不过夜。虽然发火并不多，一旦发火却也毫不留情。

1984年的一天，邹旭东跟随梁湘到龙岗调研，返回市区的途中，看到当时的国贸大厦工地附近浓烟滚滚，就让司机直接开到现场。当时，罗昌仁已经在现场组织抢救了。梁湘回到办公室，立刻让他把罗昌仁叫来。

那次对罗的批评很不留情面，邹旭东赶紧退出了办公室。

给梁湘当秘书，凡事都要提前。有一两次，邹旭东和梁湘约定了出发时间，邹是按时到，但梁湘却提前到，便直接吩咐司机出发，邹只好想尽一切办法追赶。从那两次之后，邹旭东凡事都要提前一会儿。

那5年，是梁湘燃烧生命的5年，他急着赶着办每一件事。他走路的步幅很大，步速很快，与梁湘同行，总要追赶着才能跟得上他的步伐。

在思想上，要追赶这位梁书记更加费力。梁湘最喜欢看的书，除了马列著作，就是一本《第三次浪潮》。到深圳后，他的读书时间已经很少，但这本书常常出现在他的书桌上、床头边。

《第三次浪潮》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 • 托夫勒的代表作，1980年出版。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第三次浪潮文明”。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即人类从原始野蛮的渔猎时代进入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历时几千年；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历时30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年达到顶峰。而第三次浪潮文明，则以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业、遗传工程组成工业群，社会进步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而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衡量。

曾在梁湘手下工作过的张思平回忆说，他有一次去梁湘的住处，看见他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东欧学者论“市场经济”的书。而当时，“市场经济”在中国仍是思想禁区，即使是做经济理论的学者，都很少能接触到这方面的书籍。梁湘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思想，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在梁湘的带动下，那时的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在这样一种争分夺秒的紧张氛围中、高速地运转着。

二、大城市、小城市

深圳一夜城的所谓“奇迹”，是在梁湘做市委书记、市长时形成的。

搞经济特区，中央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但在荒滩上建起一座城市，没有钱又万万不能。怎么破？梁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破釜沉舟。

1981年，深圳同时动工修建了罗湖区12条道路。这些基建资金怎么来的？从银行贷款。

少量的中央投资很快用光，外资并不愿意投资城市基建。深圳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从甲银行借出钱来，到期后再借乙银行的还债，再到期了再找丙银行……深圳早期的基建投资，就是这么腾挪的。

今天看来，地方政府借钱搞基建，并不是什么问题，有很多金融工具可以使用。但在80年代初，贷款搞基建匪夷所思。

此举被揭发，银行的钱怎么能借出来搞基建？梁湘被通报批评。批判的背后是理念的交锋，这涉及深圳建设的根本方针：深圳要不要建成一个大城市？

实际上，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特区，主导改革的中央领导们，认识上不尽相同。一家中央级媒体公开发表观点：深圳虽然批了特区，但中国不缺一个大城市，引进外资不一定要落地深圳。

在梁湘看来，要吸引外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至关重要，深圳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环境一流的大城市。

1981年的深圳，人们的食、住、行都成问题，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外商怎么会来呢？

对开放、对改革，彼时的中国，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更谈不上清晰的顶层设计。所谓杀出一条血路，就是在与旧体制和老观念的抗衡中，自行去摸索。身处其中的人，往往要自己去领悟和决策。

梁湘很早就认为，外商来深圳投资，看中的绝不止是便宜的劳动力，他们更看中投资环境，而深圳背后，对接着中国巨大的市场。

梁湘笃定的认为，深圳必须建成一个大城市，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大城市，它近处的参照物是香港，远处的标杆是新加坡，更远处的学习对象是美国的洛杉矶。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他要建一个高楼林立、繁荣通达的深圳。

城市基建的施工进度太缓慢，国营施工企业的老爷队伍们，压根没把工期当回事儿。

梁湘无法容忍，他对那些红帽子的建筑施工企业喊话，难道没了你张屠夫，我们就得吃带毛猪！

在这个情景下，梁湘力推深圳搞建筑工程公开招标，把全国的建筑施工队伍吸引到深圳，来自资本主义香港的施工队伍同样欢迎、一视同仁。

招标之后的深圳，建城速度陡然加速，于是有了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惊人速度。

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很快吗？今天这样的速度早已不新鲜，号称基建狂魔的中国，一天一层楼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在当时，这样的速度会如此震撼人心，这就需要横向对比，当时中国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一般需要十天建成一层楼。

深圳需要大学来培养人才。梁湘说，卖掉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这是1983年梁湘说的原话，记录在邹旭东的工作笔记本上的。

1984年1月份，邓小平视察深圳，在前往蛇口工业区时，路过深圳湾，梁湘指着窗外的一面小山坡向邓小平介绍道：深圳大学一期工程今年8月竣工，9月的时候学生们就能上课了。

望着那片野岭荒山，邓小平发问，今年就能到这儿开学？梁湘肯定的回答：是的!

深圳大学是梁湘给自己立的军令状。而当年9月，深圳大学果然建成，并如期开学。

这一年，深圳还拿出了财政收入的30%，来创办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在梁湘的倡议下，深圳的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都设计成新颖、美观、独具一格的建筑，五十年不落后，留给后人一个艺术品。

梁湘力主把深圳建成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城市，他在广州干了三十多年城市建设，要把自己的经验、感慨、心得，全部倾注在深圳。也就是在这5年间，深圳市的开发面积，相当于当时整个广州的城区面积。

三、过河石、拓荒牛

中央的改革开放，是在没有充分的政策准备下进行的。每年一次的中央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逐步确定这些改革措施。有些经过事后确认，成为国策；有些不了了之，是为教训。

梁湘、或以梁湘为代表的拓荒牛群体，是这些新措施的具体实验者、实践者，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些“石头”。

我们今天所提到改革开放，在80年代初，更多的被称之为开放改革，邹旭东仍沿用这样的表述习惯。

以深圳的经历来看，“开放”在“改革”之前更为准确。深圳的诞生，就是以开放为前提、以开放为目标、以开放为镜鉴。中央对深圳出口创汇的期望极高，提出了深圳的三个为主：投资以外资为主、产业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这也是对中国如何开放的投石问路，在深圳，“开放”被具象化为一个任务：引入外资、出口创汇。而且经过测算，深圳出口产品要达到60%，非如此不能平衡外汇。

这样的导向，显然是国家立场。在80年代初期，当中国试图改变与全球的贸易关系时，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缺乏外汇。对深圳产业的规划和设计，60%是个十分重要的考量，深圳在零起步的条件下，开始招商引资。

谈何容易？！

在邹的记忆中，早期的深圳，港商们来来往往，谁都不敢贸然下注，他们在逡巡着、徘徊着，做冷静的观察。香港的媒体连篇累牍、事无巨细地分析着深圳，并试图解读出北京的气候、中国的方向。

中国和世界或许都在观察，试图从不确定中找到确定性，深圳便是那个标识。

为了打开局面，有一段时间，梁湘逢人便阐释他的“蚂蚁理论”：要让第一只敢于尝鲜的蚂蚁尝到甜头。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条例》制订出台，规划了深圳要发展工业、农业、旅游和房地产等方向，梁湘先抓住了“农业”，当时的深圳，宝安县还有广阔的农村。培育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并非朝夕之间，而出口农副产品很快可以实现。

与中央的期许有些不同，深圳最先出口的产品，其实是向香港供应农副产品。

1980年代的国际贸易环境并不好，虽然梁湘引进了第一家酒店、第一家工厂，但发展来料加工，生产出口的工业品，一开始障碍重重。

首要的障碍是土地。引进外资，举办各种企业，都需要给外商建厂房提供土地，与外商签订土地使用合同，而土地使用合同实际意味着土地使用权转让。

电视剧《命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设计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深圳市委的几位高参，以及特约的理论专家挑灯夜战，从马列著作中引经据典，为“卖地”寻找合理解释。功夫不负有心人，土地使用权概念的出炉，小心翼翼越过了谁也不敢触碰的边界。

借鉴香港土地制度的经验，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发展土地市场，深圳以此为突破口，撬开了铁一般的土地管理制度。

这项改革带来的深远意义，已经无需再说什么，它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

不过，要引进的不止于外资。在梁湘这里，只要能让深圳发展，内外是不分的。他主动出击，把内地的一些企业引入深圳，实施广泛的“内联”，深圳“关外”的企业，同样享受特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所谓关外，即在深圳市域范围内，但在经济特区范围之外，原来属于宝安县管辖的范围。而所谓“内联”，就是把内地的企业引入到深圳来，生产商品来出口创汇。

这个“内联”，也在日后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今天的我们，很难评述哪种认识更符合深圳实际。但在梁湘的主导下，“内联”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利用经济特区的窗口优势，21个省市、中央17个工业部门，在深圳办了4000多家企业。

梁湘的算盘是：这些内联企业到深圳办企业，引进国外的技术，精深加工以后出口，这比片面强调引进外资更为实际。而且，这些产品不仅要出口，也要内销。目的只有一个，尽快让深圳发展起来。

深圳在内联上，代表性成就是扶植起了纺织工业。纺织工业部把十几个省的纺织厅联合起来，与深圳纺织公司联合兴办华联纺织公司。那时候，中国的纺织品很畅销，但印染技术不过关，出口产品多是毛坯布，产品附加值不高。

华联纺织公司成立后，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利用国内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印染之后全部出口，取得了成功，到了1986年，产品全部出口。

内联也为深圳引入了大量人才。1985年，在板结一块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深圳引进了5万多高素质的人才。其中招调进来的、大学分配来的有1万多人，通过内联调来的有3万多人。

通过内联，深圳还有了机械工业、食品加工业。1983年到1986年，深圳的工业产品出口每年高速增长，在梁湘离任的1986年，出口产品超过了50%。

1984年，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梁湘在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办公室，提了两个请求。

第一个要求，是让时任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的马福元，到深圳来组织发展电子工业；第二个要求，电子工业部总经理孙秉光，正在深圳正在组织引进的彩色显像管项目，请时任部长予以支持。

为什么选择电子工业作为深圳工业的突破口。1984年，电子工业部系统3000多家电子厂，200多万工人，产品一年出口额才1亿多美元；相比之下，香港8万多工人，一年的产品出口23亿美元。

这两个请求，都获得了支持。中国的电子工业需要一个突破口，而深圳也需要电子工业。

马福元来到深圳，组建了赛格集团，电子产业从此在深圳开枝散叶，再过了几年，有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华强北电子一条街。

电子工业在深圳落地生根，成为深圳高技术产业的基石。

四、成功的、失败的

1981年的深圳，不仅没有钱，也没有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和职工是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不能跨行业、跨地区流动。

特区的现实，逼着梁湘必须“抢人”、“挖人”，深圳在全国的报刊上打招聘广告，许以光明的前景、优厚的待遇，招来了一批又一批不安分的人。

为什么一个尚属蛮荒的深圳，能引来无数人趋之若骛？在两位老“深圳”那里，我找到了答案。在当时中国铁板一块的用人制度下，深圳的出现，是一个改变人生境遇的契机。

人的流动，是创造力的源头。今天的年轻人，干的郁闷可以辞职、跳槽，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惬意的生活，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要去的城市。但在40年前，人是单位的资产，一切听组织分配，限定着人的行动、也限制着人的创造力。

有人在单位里郁郁不得志，想另觅他途但没有机会；有的家庭夫妻俩长期分居难以团聚；文革虽然结束，有人仍因为历史原因受到另眼看待……很多早期奔赴特区的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心酸往事。

一个新的城市出现了，它不计较你的过往，让无数人看见了光。

而为了促进人的流动，深圳又实施了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石破惊天，梁湘向外商们承诺，在他们的工厂，如果工人不好好干活儿，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以解雇工人。

深圳立即成为标靶。那里卖地、雇工，资本主义死灰复燃。有人痛心疾首地说，深圳只有罗湖口岸上空的五星红旗是红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横空出世，矛头直指深圳出卖“主权”。

一段时间内，梁湘在内部这样说，中央十几个部委，都是强调主权的，我是顶不住的。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和批评，我们干我们的。批评的对，我们接受，批评的不对，也不反驳，最终用事实说话。

不争论，但改革却一刻不停。在梁湘一手主导下，工资改革和物价改革绑起来一起改，他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深圳的城市建设不仅缺乏粮食、蔬菜和副食品，更缺乏钢材和水泥。很多物资，因为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便无法获得供应。物价改革势在必行，不改不行，首先要消灭粮票，而这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

这件事，梁湘并非胸有成竹。为了应对物价改革、尤其是粮食价格能否平稳，成为关键一役。为了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粮食抢购潮，深圳从内地购入了大量粮食。

万幸！粮食抢购潮并没有出现。那时的深圳人，有一个普遍的感受，深圳的物价比内地要贵，但好在工资比内地高很多，所以并不觉得有压力。

与物价改革同步进行，深圳的企事业单位取消所有补贴，工资高于广州，成了全中国工资最高的地方。而且梁湘要求，深圳市的工资水平，每年都要有所增长，工资总额要考量物价上涨的因素。

正是在工资改革的基础上，物价闯关平稳实行，在提高工资的同时，取消了名目繁多的补贴，用于企事业职工的工资支出总成本却是下降的。

这一成功经验，后来成了全国物价闯关的模型。当1988年全国物价闯关时，深圳人恍然大悟，这就是学着深圳来的啊！

改革的突围有时充满了偶然性，同一个问题，或许换一个时段、换一个说法，会迎来不同的境遇。

梁湘还有几件没搞成的事儿，今天看来仍觉得震撼。

港商胡应湘想做头一只蚂蚁，他想在深圳投资，在福田划一块3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自己开发，独立操盘。

这件事梁湘想搞，胡应湘有热情，但最终没有搞成，原因还是“主权”问题。后来胡应湘在深圳还投资了其他一些项目，被誉为最早、也最有魄力的港商。再后来，引入新加坡模式的苏州工业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这个模式，就是梁湘与胡应湘想做的。

发行特区货币，也不了了之。发行特区货币，是为了解决深圳在外贸上的梗阻。当时外汇管理实行双轨制，因为管制造成的差额，外商企业不愿意结汇。有的企业持有大量外汇，有的企业有钱也换不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湘力主发行特区货币。他做这个事儿有多坚决，印制钞票的机器都进口回来了，但货币发行权岂可交给一个城市呢！？特区货币发行未果，深圳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

还有一件事，梁湘备受挫折。1983年，他从新加坡考察回来之后，提出一个大胆想法，深圳最有条件搞自由港。在深圳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以及国内所有好的东西，都放在深圳做交易。

经过筹划，一个搞自由贸易港的报告递送上去。结果是梁湘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自贸区自然无果而终。

若干年后的2010年，南头半岛另一端的前海自贸区获批，深圳向着自由港的方向出发了。

五、身前事、身后事

有人说，梁湘善于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对深圳特区的政策。也有人说：梁湘一贯胆大妄为。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今人已经无法评判。

当时的报刊，曾评价梁湘是一个气魄宏大带有诗人气质的人。曾有一位干部回忆，听过一次梁湘关于深圳未来的演讲，那是令人血脉喷张的，觉得梁湘有点像保存着大跃进狂热的画家。

1984年，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登上了火热的国贸大楼工地，他只看不说。

几天之后，邓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三年后，邓小平又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1984年的深圳迎来一片赞誉，不过很短暂。

在《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这本书里，作者陈宏曾这样评价，深圳特区是建国以来数百个城市的反叛物，是与几乎整个中国人的观念和逻辑思维的截然对立。

5年里，深圳一直在批判中建设，这是后人无法想象的一种环境。在1985年，关于深圳的发展模式，又陷入新一轮争议，深圳因何而崛起？成了全国热议话题。

新的争议肯定了深圳速度，原因是深圳在赚全中国的钱，依靠全国输血而崛起。

与此同时，对深圳还在持续高亢的基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表达出不同意见：来自广东省的、来自中央高层的。

当时，全国都在压缩基建投资。深圳要减速吗？这是人们的疑问。

梁湘在一次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说的话，颇能代表他的风格。他说：深圳就像一辆开上高速公路的车，突然停下来是要翻跟头的。

1986年，梁湘去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我死后，骨灰就安葬在梧桐山上，面向世界，看着深圳美好的未来。

这当然不是梁湘的原创，那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但很多人记起梁湘，都会提起这句话，人们都觉得，那是梁湘对深圳最后的告白。

有两个人评价过梁湘，读来深感唏嘘。

一个是刘海粟，1981年夏天，国画大师刘海粟在为深圳特区绘制《大棚展翅图》巨幅时，曾跟梁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引进外资，搞好了会有人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假如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反正有一顶大帽子等着你戴哩。

另一个是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希罗波夫，1984年时来深圳考察，梁湘在香蜜湖举办了欢迎宴会，在致辞时，阿希罗波夫盛赞了深圳市取得的成就。宴会结束后，阿希罗波夫私下里对梁湘说，你是在用党性和脑袋在干。

8月初的那个下午，在邹旭东的家里，这位长者每次提到梁湘，后面都郑重的带着两个字——同志。他声如洪钟，一字一顿并极有条理。

邹旭东说，梁湘是深刻影响了他的人。退休后，邹旭东整理出了做秘书时浩繁的工作笔记。他认为，不能实事求是评价梁湘，就不能实事求是评价深圳早期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历程。

临别时，我特意向邹老核实了一个细节，任仲夷对梁湘，曾表现出了深厚的情谊，有些描述是否准确。邹旭东表示了肯定，他拿出了一套任仲夷先生的回忆录文章，让我记录下来。

任仲夷这样评价梁湘，在深圳特区建设初期，梁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奠定性的工作，为深圳特区工作打开良好的局面，深圳人民不能忘记、也不应忘记梁湘。

邹旭东说，后来梁湘跌入低谷，人人避而不见的时候，任仲夷也毫不避讳，多次去看望梁湘。暮年的梁湘长期卧病在床，任仲夷在见到深圳后来的书记、市长时，总不忘提一句话：梁湘是有功之人，一定要解决梁湘的医药费。

人们常常将梁湘与袁庚放在一起，主导蛇口工业区的袁庚，是另一位拓荒牛。两位改革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性格特征，或许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晚年境遇。有人这样评说：能全身而退的改革者并不多，袁庚是一个，而梁湘嘛……

1984年，蛇口工业区向深圳市要求放权、要土地之后，袁庚和梁湘的矛盾公开化。或许屁股决定脑袋，两位共同缔造了所谓深圳奇迹的改革者，曾经因为激烈的交锋，闹到了中央领导那里。

时过境迁，那段时光过后，晚年的袁庚，常常去看望梁湘，并设法照顾他，两位老人在分别走下政治舞台后，便将“恩怨”一笔勾销。

张思平认为，办特区、建城市，梁湘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和旧体制发生激烈的冲突，不突破旧体制的包围，就无法推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

深圳的一位老报人，对我抒发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感念梁湘这样的拓荒牛，是因为他们在来的时候，身无旁物，早已将个人的得失毁誉置之度外，更别说乌纱帽。

……

事实是，我们无法回到改革现场，那些特定的历史情境无法再现。我们寻找梁湘，只看到了拓荒牛依稀的背影，但我深信这仍然有价值，那能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理解深圳这座城市。

本文参考书籍：深圳市长梁湘；

深圳史志2018；

深圳奇迹；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