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泰州学派里，还有一个不怕死的人，那人就是李贽。

李贽同汤显祖一样，两人都是罗汝芳的弟子，而何心隐与罗汝芳同在颜钧门下，所以，心隐也算是李贽和汤显祖的师长。心隐死后，李贽作《何心隐论》悼念他。

汤显祖和李贽，同为泰州学派第四代传人，但李贽年长，对汤显祖明显有影响，不过，汤显祖之所以尊李贽，却并非由于李贽年长，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比如，李贽的《鬼神论》，就被汤显祖嵌入《还魂记》中。

李贽与利玛窦的交往

李贽写《鬼神论》时，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已刻于南昌，他应该读过。这样，就可以把《鬼神论》看做对《天主实义》的一个回应。

《诗经·生民之什》讲述周先人的诞生源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说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而孕，生了后稷。那时“知其母，不知其父”，生子非以男女之道践履，而是由鬼神来开启，如耶稣生于“圣灵降孕”。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也用了中国先秦古经古礼的鬼神论。

《鬼神论》中，李贽说道：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孙也。只此一句，便石破天惊，他居然以天子为鬼子，谁敢如是说也！李贽认为，连周公都不忌讳《诗经》所云周祖诞于鬼神，还以为是祥瑞，而后世之人，却一改周公立场，都讳言鬼神，那是因为他们早已不知鬼神的本来面目和情形，已不再敬鬼神。

谈到“敬鬼神”，李贽没有直奔墨学“天志明鬼”，而是用了周孔之教来诘难朱熹，针对朱熹说的“天即理也”，他问，以天为理是可以的，但说祭天就是祭理，可以吗？针对朱熹说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他又问，以鬼神为良能是可以的，然而说祭鬼神就是祭良能，可以吗？把天变成理，把鬼神变成气，说说可以，一祭祀就露馅了。

祭祀，必要有个人格化的对象存在才能进行。祭天，要有上帝，祭祖，要有鬼神，“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把祭祀放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可除了上帝和鬼神，你还能祭什么？理和气能祭吗？不能！不能做国家头等大事，还能成为国家头等学问吗？不能！可理学为什么能作为国学而“定于一尊”呢？李贽这一问，就是想舍得一身剐，要把理学拉下马。

也许有人要问，国家为什么要把“祭祀”当作头等大事呢？这是因为，祭祀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和一种文明传承方式，可以保持现实世界同过去世界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提供了国家存在及其权力正当性的依据。此外，它还为现实世界通往未来世界，提供了一种国家主义政治文化的心灵愿景和信仰图式。

李贽从利玛窦带来的西方文艺复兴的宫廷气象里，看到了这样的祭祀：圣诞节、复活节、礼拜日……这样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几乎每天都是敬神的日子，基督教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就在基督徒日复一日的敬神里，各国君权神授，都得教皇来加冕，即如当今民选的国家元首就职时，也少不了要向《圣经》宣誓，这也算是一种国祀。李贽认为，理学不知敬鬼神，把国祀都丢了，头等大事没抓住，还讲个什么“理”？

李贽与利玛窦交往，并非由于《天主实义》，而是因为《交友论》。尽管《天主实义》对李贽有影响，但那影响是一种间接提示，是一种隐性启发，而《交友论》则是直接共鸣。利玛窦哪能想到，《交友论》一纸风行，抓住了中国人的心，使他一举成名。利玛窦哪里知道，在他之前，已有前浪何心隐曾以“天地之交”论交友，这才有他以后浪乘势而起。

《交友论》作于南昌，1595年就已写成，四年后李贽才读到，一次偶然机会，李贽与利玛窦在南京相遇，访其居处，题赠诗扇云“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看来还是把利当作释道人物，尚未言及天主、耶稣，利玛窦回访，赠李贽《交友论》。

此论用中文写成，收录西哲交友格言一百条，李贽读了，也许就想到了何心隐，请人誊录多份，散发普及于湖广门下。次年，李贽居山东济宁，利玛窦由运河北上，路过此地拜访李贽，谈他去北京的事情，李贽请漕运总督刘东星来商量，一起审阅了利玛窦在南京请人拟就的上呈皇帝奏表，以为不妥又另写一份，然后，又写了几封推荐信，托在京宦友照料。利玛窦庆幸说，这份奏表还有这些推荐信，在京师开门路起了重要作用。

在《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中，李贽称利玛窦为“利西泰”。这是按照中国文化以地望尊称名人的传统来称的，因为利是“大西域人也”，故称“西泰”。

从“西泰到中国”，李贽说有“十万余里”，他还是在用中国史地的西域观来看“西泰”，显然，这位“利西泰”，没拿世界地图给李贽看，李贽当然不知道有好望角，更不知利玛窦是沿着大西洋南下，绕过好望角，这才进入印度洋，最后到达印度的。所以，李贽在介绍“利西泰”时仅说一句“初航海至南天竺”，还说“已走四万余里矣”。

在地理知识上，这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来路没搞清楚，路程当然也就错得离谱，总共“十万余里”，也就那么一说，不知他有何依据，更何况从西泰到天竺——印度，先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才走了“四万余里”，而从印度到中国，同在亚洲大陆，边境相连，却道还有约六万余里，这样的世界观，那真是糊涂账一笔。

作为一个明代学者，那时不知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来路，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若不知从印度到中国的来路，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少《大唐西域记》总应该读过吧？碰到这样的问题，用心学的简易工夫来对付就靠不住，你再说什么“吾心即是宇宙”，也搞不清楚“西泰”的来路，不下点读书的格致功夫，就不知道天竺的去处。

李贽当然是个读书人，他好读书，也好著述，但就是不肯下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著作等身，可我们看他的作品，总的感觉还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余，知识性不足，他善于阐发思想，却欠了考证功夫，他用头脑行走于大地，却倒立着知识的空足。

地理糊涂，实有愧于先祖。李贽先世航海，明初，他的二世祖曾“奉命发舶西洋”，娶了一个西域女子色目人；四世祖也曾“引日本诸国入贡京城”，后嗣袭职，不止一世。他的祖父辈皆回教徒，他本人虽信仰不一，出入佛老，但其妻黄氏信奉回教。

出自航海世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不至于在“利西泰”的来路上闹笑话，由此亦可见李贽本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求知的欲望。他对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不感兴趣，连万历皇帝都感兴趣的世界地图他都从未提到过，至于“西泰”天文、历算、水法以及几何学等，那些激发徐光启求知欲的新学问，他也从未问起。也许，这就是黄宗羲不肯将他列入到《明儒学案》中去的原因。

他晚年出家，以他自己的方式做过和尚，可他对于印度佛教的历史，似乎也不闻不问，想当然的就认为，“利西泰”一定是到了印度才“始知有佛”。利玛窦初到中国，因其从印度来，便以天竺和尚自居，其实他在印度呆了四年，哪里做过一天和尚？即便他想“文化适应”一下，也没个地方让他“适应”去。利玛窦做和尚穿僧衣，是到中国后才开始，凡来中国的天竺人，都喜欢以和尚自居。

同为明人的张岱所著《石匮书·利玛窦列传》，就比李贽说得要清楚，他先说地理：“利玛窦者，大西洋国人，去中国八万里，行三年，以万历八年始至，自彼国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人者，千人摇橹，茫无津涯，惟风所之。数万里而达海南诸国，自海南诸国又数万里而达粤西。”这样说来，虽然也不知道什么南半球、北半球以及好望角什么的，但经他轻描淡写一下，就画出眉眼来了，不至于像李贽那样模糊。

说完地理，再讲国家，他说利玛窦“自言其国广大，不异中国”，总计“有七十余国”，各有国主，共尊一个“教化主”，那“教化主”，也就是罗马教皇了，利玛窦说，教皇能废置诸国主，以教会齐民，“严事天主”，这样的国家，其实就是个大一统的天主教国家。

对于天主，张岱是这样说的，“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无父”。这样的说法，显然对“天主”有误解，把救世主耶稣当作天主了。也许利玛窦传教，采取了耶稣优先的立场，重在宣讲耶稣来历，此由耶稣会性质所决定，但舍本逐末竟然把天父搞丢了，为了适应中国文化，迎合中国士人，利玛窦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来解读圣母的“圣灵降孕”，结果，却被张岱之流读成了“天主有母无父”，没有天父，哪来天主？

张岱尽管读错了，但其目的是想搞清楚。而李贽就从来没想过要搞清楚“利西泰”原来的那些事。他感兴趣的不是“利西泰”带来的东西，而是这位“利西泰”在中国本土如何被汉化的，对此，他津津乐道，说“利西泰”到广州以后，“然后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于是，住下来，“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干什么呢？读书！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拜师访友，“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他把这位“利西泰”当做汉化的文明成果来欣赏，叹曰：“是一极标致人也”！

但他对这位“利西泰”来中国的目的还是存有疑虑，他与之“三度相会”，发现此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还说，“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刚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瞆瞆者。”意即以中国士人标准论，此人心蕴亦如古镜照神，美得深沉。

李贽有洁癖，眼里容不得沙子，但凡能入他眼的，须得一尘不染，都是极品之人，他看好利玛窦，但又觉得有隔阂使他难以看清，那是因为他心里还隔着一道夷夏之大防的门槛，心扉半开半掩，所以，面对利玛窦，他忍不住要问“不知到此何为”？

是啊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意欲何为？看来，他们虽然“三度相会”，思想上却未有深交，李贽那块异端思想的逆鳞，利玛窦岂敢轻易触碰？更何况，两人的气质也大不相同，李贽趋于异端，犹如基督教里异军突起的新教，利玛窦坚守正统，更倾向于作为官学的理学，道不同不相为谋，气质不同则难以深交，所以，他揣测“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他猜得没错，可他又推翻了，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太愚蠢，而利玛窦是个聪明人，是个比中国士人还要“标致”的士人，所以，他又认定“恐非是尔”。

中西会通，孔耶同源，那些问题李贽没有想过。这在利玛窦，不过是一种传教策略，在中国，则引出了一场学术范式的变革。

汉唐以来佛教的传入，曾带来过一次古代学术的变革。而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入，则带来了另一次近代性的学术变革。李贽面对到来的学术变革，思想上缺乏敏感性，他本可以迈出第一步却没能迈出去，是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道名教的坎。

正是那道心坎，使他就觉得衣冠儒士“利西泰”，并非真是名教中人，疑其欲以天主教义取代周孔之教。事实上，正是如此，如果李贽知道利玛窦想把万历皇帝发展成为天主教徒，要把中国变成罗马教皇大一统治下的天主教国家，那他会说什么呢？

李贽的名教分寸

李贽此人，人多目之为“名教罪人”，难道他还会为名教而斗争？

是的，他会。也许第一个站出来为名教拼命的就是他。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他成为了“反名教的思想犯”呢？他不是为反名教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吗？

说李贽反名教，这话没错，但要看他怎样反，从哪里反。反，有两种，一种是从内部反，属于名教内部的思想斗争，这叫做改良。还有一种，与名教对立，从外部反，要取消名教，那就不是改良，而是革命了。

李贽的异端，是名教内部的异端，若以理学为正统，那么心学就是异端。心学与理学的斗争，是名教内部争正统的斗争。李贽反程朱理学，但不反周孔之教，他以周孔之教作为名教的代表，而非以孔孟之道，何也？此中大有讲究。孟子是理学推出的圣人，汉儒尊孔，始立《五经》，宋儒崇孟，再立《四书》，《四书》是儒学，而《五经》在儒学之前就有，孔子述而不作，非《五经》作者，作之者谁？岂非周公乎？舍周公其谁也！故尊《五经》者，言必周孔之教；重《四书》者，不离孔孟之道。

李贽尊《五经》，称周孔，于周孔之中，尤尊周公，所以他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除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原则，还有就是有着周公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

他对于名教的改良，不光冲着理学，还针对孔子，不但程朱的格局小了，连孔孟也不够，要有周公保底，名教的根本才能立得住，才能开创新历史。因此，名教要“致广大”，就不能只有理学，只有孔孟之道，那样的话，学术作为公器，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就会将古往今来许多英雄豪杰、仁人义士都拒之名教门之外，可不，就连他最喜欢的苏东坡及其所代表的蜀学，都被朱熹之流逐出了名教，如此作为，名曰纯儒，实乃忘祖。

谁是名教之“祖”？非程朱，亦非孔孟，溯其源本，当为周孔。周孔之学，虽以儒学而一脉相承，却非儒家一言所能涵盖，为什么？因为周公与孔子相距甚远，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代表，周公代表了殷周以来的王官之学，孔子代表了春秋以来的诸子之学，一回到周孔，名教就大了，就不仅仅是程朱理学和孔孟之道的道场，而且向着诸子之学和王官之学敞开了门户。

王官之学包含了《五经》，确立了中国上古思想的两大纲领，一是殷人“率民事神”，另一是周人“敬天保民”，其中，就有个“上帝”来与“天主”对应。

李贽要让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在周孔之学里复活，在新的名教里重启。不光是圣人之学的名教，还是赤子之心的名教。其中，平等最重要，他主张，圣凡平等，男女平等……有人说，他的平等思想有可能受了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的影响。影响的蛛丝马迹当然可以找到，但你若要去问他本人，他肯定不会承认，因为中国传统里有的是平等思想。儒教有“人皆可以为圣人”，佛教有“众生平等”，他的平等思想里当然有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还不至于使李贽成其为李贽。使李贽成其为李贽的，是基于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平等。

李贽认为，人人“为我”，天经地义，此为“童心说”根柢，是人的个体性宣言，而“兼爱”，则超越了家与国的局限，直奔天下无差别的人类普遍之爱而去。从杨朱“为我”到墨子“兼爱”，就是从人的个体性出发走向人类性，是人性超越家与国的樊篱，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约束中解放出来——“出家”。

不出家，人就不能认识自己，成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个体。但出家，也不一定非要出世，不必真要做什么和尚穿什么僧衣。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出家，让自己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个体，当你一旦成为了独立的个体，那时你就真正懂得“朋友”是如此的宝贵。

三纲之车，载忠臣孝子，沿家国之路，只能驶往家天下；五常之舟，放诸四海，亦惟有朋友一伦，能以“兼爱”通往“天下为公，人类大同”——“尚同”。治国，不妨忠臣孝子；平天下，要靠朋友。这也就是李贽为什么要写《何心隐论》，写得一往情深，而利玛窦吸引他的，亦非《天主实义》而是《交友论》了。

他要在周孔之学的基础上，以“童心”为根本，“朋友”为中心，不仅重启杨、墨，用“为我”与“兼爱”刷新名教，同时，还在名教中保留了功利主义诉求。

他给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留了名位，在《史纲评要》中，他责问孟子，“何故不许梁王说利”？并称赞那些“人性好利”论者，如商鞅如申不害，都是好汉一条；夸那不仁不义的吴起，“自是好汉伎俩”；赞扬李斯废封建，置郡县，对历史的贡献，是那些“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对于韩非，他则断言如若韩非“得用，定不在李斯下”；对于“始皇出世”，他更叹曰“天崩地圻，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在《藏书》里，则说是“千古一帝”。

他这样自相矛盾，倒像那马基雅维利，怀里揣着一本如狼似虎的《君主论》，可心中偏还有个共和国。李贽满脑子是非、成败、得失，却又要牢牢抱着他的“童心说”。

他相信，若论名教本体，不但诸子之学，就连利玛窦《天主实义》，都能纳入周孔之学里。但儒术却容它们不得，汉儒排斥诸子，宋儒连汉儒也要排斥，还美其名曰“纯儒”，本来还有佛、道，可以三教合一，但宋儒也还是容不得，一如孟子“辟杨墨”，宋儒排佛老，一一排挤出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三教九流思想共和之道改造纯儒的名教，还有名教与天主教也要思想共和。但共和之道，他还没想好，本该与利玛窦一起探讨，可利玛窦非名教中人，而他自己还横亘着一道名教的心坎，于是，这事儿就只好等徐光启来做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