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

No.10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著 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

牛津大学的西班牙裔历史学博士带来了一定的新鲜感，在明确的主题底下放手大干，而且不必担心在立场问题上受到非议。例如，就欧洲的殖民活动而言，作者当仁不让地认为欧洲列强是在向非洲引入欧洲文明，而列强彼此之间的争斗，他则较为简略地概括为“非洲被纳入了欧洲人从1492年起创建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网络”。

他的行文比较接近教科书，不太表露个人观点。对欧洲精英人物的著作的介绍和引用是作者的强项之一，如对利文斯通著作的介绍，对《所罗门王的宝藏》的介绍，对丘吉尔《河上的战争》的介绍。然而他有时从一部作品里引用出来的似乎只是一个泛泛之见。比如，他写到英国外交官罗杰·凯瑟门在1904年发表的那份关于比利时刚果殖民地惨况的报告，说它“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刚果自由邦也因此被钉在了非洲殖民史的耻辱柱上”，这里所加的注解居然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2年出版的小说《凯尔特人的梦》——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知道作者到底是怎么个考虑。

No.9

《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

(美)珍妮斯·A.拉德威/著 胡淑陈/译译林出版社 2020年7月

主题是深邃的，说出来的道理其实很切近个人体验：如果积极地去阅读、理解那些浪漫小说（以男欢女爱为主题的虚构作品），用自己作为读者的头脑去参与到故事构建中，以最顺遂人心的方式来阐释女主人公的行动，那么上世纪至今的通俗文学的消费者（主要是女性）就可以暂时只专注于自己，在一定的活动场所中“开辟出一片私人的空间”，而在这些场所中，她们本来是没有个人利益可言的，“她们也被界定为一种可为家人随意取用的资源”。

女性因为承担了生育和抚养的责任，而有一大部分个人需求是往往要落空的，作者将其归结为父权制社会的安排。浪漫小说/通俗文学的创生解决了这种需求。这本书很容易地让我想到，男性和女性的阅读取向的巨大差别，女读者真的是很需要一些供自己“认同”的虚构人物的，这是一种“精神采暖”。作者也分析了这种阅读行为对于父权制的作用：它是谈得上反抗的，但是不出意外的是，反抗总体上总是有益于巩固既有的制度的。

No.8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

(加)查尔斯·泰勒/著 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这几篇1991年问世的演讲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的开端。泰勒的核心观点都落在了“真实性”一词上，他重新定义了这个词。一般认为，所谓“真实地生活”，就是一个人应该与内心的感受相接触，应该忠于自己的欲望，摆脱外人的约束。泰勒则说，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太混乱了，他认为，人应该能为自己选择价值观，价值观必须存在。但价值观的来源则是我们的社会群体和人际交往。我们对“我是谁”的感觉，和所有其他界定我们的东西，都是由我们与所处的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对话关系所塑造的。

泰勒这种共同体主义的立场，避免了对“真实性”的主流定义带来的问题，也即避免了退回到自我之中。泰勒设想的美好生活是丰富的，是与现代世界的政治冷漠症完全相反的；从而，如果人纯粹考虑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与共同体有所互动的话，他在价值上无法做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

泰勒坚持认为文化是首要的，先于利益和效率的盘算。一个共同体需要培养其传统，需要有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而如此而来的“真实性”也将把共同体利益和政治参与放在首位。泰勒讲观点是很清晰的，如果对社会分裂深有体会的话应该去读读此书，不是说能从中找到对策，恰恰相反，泰勒所提倡的某些东西似乎与眼下的乱象很有关联。

No.7

《破角的春天》

（美）巴里·施特劳斯/著 王舒琴/杜萍/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

“春天就像一面镜子，但我的那一面有一个角破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历了无比充实的五年后它不可能保持完整/但即便有一个角破了，镜子也依然可以用，春天也依然有用”。

这支口语化的短诗撑起了整本小说略显碎散的结构。小说的思想背景很寻常，是一位南美的政治流亡者就自己的经历所写成的，有多个声部，有一些互相比较起来仿佛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文字。起初的十几页不容易抓住注意力，但熟悉了贝内德蒂的风格后，就会担心若是轻易放过那些貌似易读的文字会太可惜。他的亮点不难辨识：他很有幽默感，很多话语仿佛一个孩子在乱拨开关时骤然接通了电源；他深刻的时候也是一流的思想者，像下述这样的思想，细想起来令人不由叫好：孩子们“当纷乱开始时”还很小，“几乎不可能把生命中的这段时光看作是……一场漫长的挫败。危险在于，这种感受可能会让他们沦为一种不可逆的腐蚀过程的受害者。”

拉美的政治流亡者都有把流亡“内化”的过程，并由此创作出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贝内德蒂的书比起波拉尼奥来说似乎略微“轻”一些，但这本“春天”已经完全刷新了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本贝氏诗文选《让我们坠入诱惑》带给我的那种“彻底无感”的感觉。

No.6

《背叛》

(美)保罗·比第/著 邓晓菁/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9月

在英语世界享受到大名的幽默作品，变成中文的时候就难免给人留下贫嘴的印象。这本也一样。密不透风的讽刺语，读起来感觉砍掉一半为佳。不能不说，含蓄是中文所固有的长处和倾向。“我是在城里的一个农场上长大的，这听起来可能怪怪的”，像这样的一句小幽默，用中文来讲的话，后一半是完全不必说的，就算读者完全不领会你的幽默，这也是你写这样一本书所必须承担的“损耗”。

但这本书仍有值得推荐的地方，那就是从贫嘴和脏话背后刺穿出来的愤怒的语气。黑人问题在法律上早已解决，种族主义从理论上讲或许还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可是现实体验却跟理论完全不同。围绕这个基础性的理念，作者在一轮又一轮的叙述中不住发飙。我不在乎书是不是配得上曼布克奖，我很赞赏他这种自始至终保持愤怒的能力。

No.5

《英国史：1914-1945》

(英)A·J·P·泰勒/著 徐志军/邹佳茹/译华夏出版社 2020年7月

跟麦克伦南相反，泰勒是眼高于顶，对自己写下的东西的权威性毫不怀疑。这会给他引来同等数量的欢呼和子弹。在这本书中，对于劳合·乔治的重重“误解”，和对于比弗布鲁克爵士那种毫无保留的肯定，足以让一些内行人拍案大骂。他在提到各种名人时的说法，在我读来往往很觉新鲜，甚至茅塞顿开，但对那些较真的人说来真是不乏信口开河的地方。比如关于卓别林，泰勒说“当那个时代的作家、政治家和科学家被人遗忘的时候，他却有可能仍然活在人民心里。他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和永恒。”即便他强调了卓别林是在美国闯荡成名的英国人，可这样的拔高性类比，足以让他在一些严肃的文化读者心中落下话柄。

No.4

《隐在亮光之中：流行文化中的形象与物》

(英)迪克·赫伯迪格/著 席志武/译 拜德雅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语感十分蓬勃的一本书，初版于作者创作力最为旺盛的1988年，书中的众多名字，例如雷蒙德·威廉斯、安迪·沃霍、罗兰·巴特等等，联合构建了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批评阵营以及演员阵容。书中亮点频发，例如在第四章中，作者用列维-施特劳斯《野性思维》里的观念来论述踏板摩托车的流行，又巧妙地引用了罗兰·巴特的妙语“我们必须记住，一件物是超自然界的最佳使者”，进而推论出性别特征往无生命之物上的转移这一“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对此，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玩具店里粉红色和蓝色这两大区域，指示着男孩女孩分别应该往哪里走……

本书也有研究流行文化的著作所常见的缺陷，那就是较为分散。不过本书对于朋克和波普艺术等等的分析都相当的深入和生动，无需读完全书才能有所收获。在波普艺术那一章中，像《再见宝贝，阿门》这种严重抗拒分析的波普作品，也得到了赫伯迪格耐心的解读，这实在是不易，尽管这分析中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到像“自嘲”“滑稽的引用”这样一些其实不明确的概念。

No.3

《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

(英)罗纳德·弗雷泽/著 熊依旆/译格致出版社 2020年1月

一本口述史要求读者对作者记述的完全信任，不过信任的对象不局限于记述内容的真实，而更应该是这种讲述的必要性。这就很考验口述史作者的功力了，他必须让人相信，他访问的这个人，他的述说有写下来的价值。而且原始素材必然是零散的，有各种残缺和自相矛盾的，口述者或许还会有自己的私心，毕竟作者需要他的“配合”。

这本《藏着》有各种口述的痕迹，语句上的相对简单，叙述上的不讲技法，有时候时间上比较模糊，等等，然而，这些特点都是跟“藏着”这一主题有关的，口述者是一个西班牙内战之后在一个村子里藏了三十年的男人，对他来说，生活的主题是明确的，内容是单调但又充满了紧张感的，而他在走出藏身地后，表达的欲望一旦被作者弗雷泽激发出来，就逐渐带有了原生态意义上的史诗的意味。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幸好它是一本口述史，而没有被人改成小说。

No.2

《树民》

(美)安妮·普鲁/著 陈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这本能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的书，表明小说这种叙述形式又一次做了它最应该做的事情。安妮·普鲁这位以创造经典为己任的小说家，为自己的晚期生涯树立了一座高峰。当17世纪北美的莽林荒野第一次展开在跟前的时候，我会十分厌恶那些总在吸引我去摸一下碰一下的亮闪闪的屏幕，觉得那些东西绝对违背了人的本性。故事涵盖了320年的时光，众多的人物和家庭在其间吐纳风云，变幻行踪，经历生死悲欢。普鲁是坚持自我的，绝不会为了照顾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做出什么改变，也绝不会写哪怕一个明显是为了吸引年轻读者的情节。这本经常让人伤感的书，能让人始终保持微笑，因为那伤感是被保护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的，而微笑则是向这种生活方式送去敬意的表现。

No.1

《梭罗传：瓦尔登湖畔的心灵人生》

(美)罗伯特·D·理查德森/著 刘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

理查德森多次提到梭罗的“隽语”，例如“勇敢的人永远听不到战争的喧嚣”“森林是大自然建造的城市，如果没有它们，人类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预备写一首沮丧的颂歌，可是我要像黎明时站在栖木上的金鸡一样放声啼叫，即使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唤醒我的邻人罢了。”起初以为“隽语”不过就是“金句”的一个比较体面的说法，但读到后来，就会感到两者如此不同，金句是用来讨好毫无耐心的手机用户的，“本文共3600字，读完大约需要7分钟”这种也算金句；而隽语，如梭罗笔下的那种，则仅仅代表并捍卫了这个词语本身所应有的意义。

书中的梭罗是个出类拔萃的智者，他最大的才能就是在各种严重程度不一的生活和生命考验之前，总是能沉着地、以文字的形式给出自己的态度。他身上有许多矛盾，但作为读者，我并不期待它们互相冲突、折磨梭罗，满足我对于“伟人也是凡人”这一结论的预期，而是乐于见到它们事实上的融合，从而印证了梭罗所达到的精神层次。不能不说，这是理查德森的写作的成功之处，他不给读者任何沾染低级趣味的机会。当他写到梭罗身上既有热衷自然科学的一面、又有倾向超验主义的一面的时候，他说，梭罗之所以能兼容两者，也能在追求事实和热爱意义和神话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因为他坚守一条朴素的原则，即“唯一重要的是能够愉悦思想”——多么掷地有声的断言！

在这个中译本出版的时刻，86岁的理查德森也逝世了。多么优秀的传记作家，不仅潜入了传主的头脑，与他共悲共欢，而且用这一番不知餍足的探求来提升和扩延了我对《瓦尔登湖》的内涵的了解。大伟人、大名著都是最容易被人肤浅理解的，因为有太多的人会问起“他是干什么的”“这书是写什么的”，然后得到五花八门而又无一例外地粗陋不堪的回答。而这本传记从第一行字开始，就告诉我说“《瓦尔登湖》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同时，对《瓦尔登湖》做任何望文生义的想象，恐怕都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