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文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在回顾大战最初时刻的时候，多半都会提到人们的欢欣鼓舞之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用痛恨艳羡并存的语气详细地描述了开战日：“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

许多历史学家把这种好战情绪归结为19世纪中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欧洲文化的渗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比如赫伯特·斯宾塞与白芝皓看来，社会竞争带来社会进化。社会竞争又主要是国家、民族之争，主要体现在战争上。正是通过战争，一个群体才加强与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效率与社会制度的完善。

德国将军伯恩哈德是赞美战争最力之人，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又说“对于生物而言，战争是第一重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命中不可取代的规范力量。缺少它，不健康的发展将接踵而至，将排除任何优秀种族的进步并因而阻碍任何真正文明的成长。”

当时的欧洲人或深或浅的接受了这种对战争的尊崇。比方说，柯南道尔就在其作品中借福尔摩斯之嘴感叹道：“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

这种认知其实相当符合当时的欧洲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对现实的体验。人们普遍把欧洲自中世纪末以来的进步归结为多元竞争的存在，同时也认定国际竞争的危害不会太大，国际秩序是会自我调节的。社会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一句名言“国家制造战争，战争造就国家”，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即战争带来的紧迫而持续压力推动了国家组织的建设）在19世纪其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欧洲人确实能在19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沙俄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正是在这种对战争的玫瑰色想象中，欧洲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历经3年，死亡1150万人之后，和平才再次降临。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印象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对西方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刻骨铭心，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悲叹：“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对照的差异实在太大，许多人简直无法把现在和过去做任何连接。”

至此之后，欧洲人对世界与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昂首前进的文明心气不复存在，许多金科玉律也被抛弃。威尔逊主义以法理管制世界的想法开始深入人心，传统的列强均势体系被集体安全体系所取代，战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控制国际竞争，而不是鼓励国际竞争，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二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以讽刺的语调指出，美国人把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这种理想主义观念出自于美国特殊国情，既天真又不切实际，却并不妨碍威尔逊主义在其提出的一个世纪中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也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基辛格认为这是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将其头脑中的世界图景强加于人之故）。

不管是不是美国强加于人，当代世界确实已经是一个“威尔逊世界”。这首先体现在国际战争暴力的急速下降中。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发生6至7次国际冲突，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万人中因战争而死的人数从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卡列维·霍尔斯蒂在研究当代战争起因的时候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间，因为领土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数量相较于1815年至1941年下降了将近五成以上，由商业或资源纠纷引发的冲突次数下降的更多。此外，无论是战争平均持续时间，还是战争危及国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显著下降。这一形势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约翰·基根在其名著《战争史》中说道：“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暴力显著的下降，使得斯蒂芬·平克乐观地写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将之描述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超长期趋势中的一部分。

其次，这体现在国际经济交往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安全之上。在19世纪，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几乎完全取决于所涉及国家的武力强弱。二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国际商法的普及与对接，编制了一套国际经济管制网络，大大改善了国际投资、贸易的安全与稳定程度，减少了各国的经济交易成本，也使得世界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

在1913年，全球海外投资历年总额以2012年的美元计，大概在10000亿美元左右。而在2005年至2019年间，几乎每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额（FDI)都会大于10000亿美元（只有2015年、2018年是例外）。这种巨量资本市场的出现，再好不过的说明了这个时代经济资源的安全与丰沛程度。

三

这个威尔逊世界是一个受到管制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体现与胜利。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政治看成是权力游戏的话，自由主义者相信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最终将使人们习惯于合作，也相信国家和社会在和平和繁荣中的进化能力，相信国际合作与适当的管理能够促进“成功国家典范”的扩散。

至少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出现了一波民主化浪潮，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波反向浪潮（且势头没有衰竭）。换句话说，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但与之相反的势头同样强烈，而且这看起来不仅仅像是受到了同时代民主化浪潮的刺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趋势？许多人给出的解释是榜样的力量。但说老实话，这个答案未免太直白、太短视了些。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归咎于威尔逊世界秩序的缺陷上，它的目的旨在控制住国家暴力的规模与层级（它认为国家间暴力最可怕，也是扰乱和平与繁荣的最大因素），它确实做到了。但是它接下来假定和平所造就的是“渗透与学习”，这就大错而特错。有相当多存在缺陷的国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和平中享受到了国家安全，在没有足够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也就缺乏改革的动力。

　　　　威尔逊世界的这种缺陷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证明——这世界上存在相当多的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指的是那些政府效力和合法性降低到一定临界点的国家。它或者失去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国家中或军阀或私人武装割据，或者政治腐败到政府几近瘫痪，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社会、经济衰败，国内暴力肆虐）。国家衰败到什么程度才算失败国家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公认的精确定义），不过，这世界上确实有这种国家，却是确认无疑的事情。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回答。但是美国政治学家赫伯斯特在其文《战争与非洲国家》中指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面临任何严重的外部威胁，这样这些贫穷、行政结构薄弱，往往有极大族群多样性的国家从来没有机会像近代欧洲国家那样以战争制造/巩固国家（缺乏国际战争的后果之一是政府精英没有动力来改革税收体制，国民也很少因外部冲突增加对国家的认同）。赫伯斯特认为，非洲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往往有太多的薄弱之处，却享受了过多的国际安全。

所以说，如果说一战前的那个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是失之于猛，那么二战后的这个世界却是矫枉过正，失之于宽了。

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没有免于福山的命运，各种带有“不是平的”的书籍在《世界是平的》十几年后蜂拥出现在市场上。在这里要介绍的简世勋（StephenD.King）所写的《世界不是平的》(GraveNewWorld)就是其中一本。在书中，简世勋给出了一个阴郁的判断“在政治和经济上，西方版本的全球化都达到了自身的极限。”

在这本书中，简世勋以清晰的语言说出了一些事情：全球性的资本与商品流动不止是造就了繁荣，也造成了西方国家内部收入上的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已经用详实的数据来做了证明），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分裂。在达沃斯论坛上高谈阔论的各国精英与愤怒的社会大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应运而生的就是各种民粹主义政治家，他们开始鼓动大众，要求重建一个隔离的世界。

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抱怨不能说没有道理，民族国家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比如工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确实有大幅度的削弱。由于威尔逊世界秩序在冷战后过于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上中层阶级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安全之时，确实也忽视了对其同胞福祉的照顾（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不能说与这些人的自满没有关系）。同时，有些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这些民族国家做出反应以进行社会保护的能力。比如说，简世勋就指出，欧元区的实现使得意大利丧失了汇率调整手段，本来这种传统手段可以让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稍稍得以喘息。

我们似乎可以说，威尔逊世界秩序的过度成功管制，不仅如上文所说，消除了那些自我治理不善国家的外部压力，也促成了发达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消解。

当然，板子也不能全打在威尔逊世界秩序的设计缺陷上。简世勋指出，还有三项因素在冲击着西方世界：移民、技术与货币。由于交通的便利程度上升、旅行费用的下降、见识的增多、更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动荡以及气候变化，大规模人口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正在冲击西方世界的稳定；新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分割着人们的心灵与经验世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网上部落，造就了大批心怀不满又具行动能力的公众；最后，“当每个国家都试图从不景气的全球经济蛋糕中分走更大的份额时，货币政策越来越可能沦为‘以邻为壑’的工具。”

四

那该怎么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打上补丁呢？这里有一些明显的思路，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国家面临三选一的艰难抉择：要么限制民主选择，希望全球经济与金融收益能够最大化；要么限制全球化，希望国家的民主选择能够得到强化；要么施行全球化的民主，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创建机制，取代那些至今依然被认为独属于民族国家的领域。”简世勋也指出，欧盟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允许欧元解体，实行汇率灵活制；二是为资本市场建立一个正规调解机制，改变过去偏爱债权人的做法，为欧盟建立一个负担分配机制；三是放弃边界，建立欧盟国联邦国家。

简而言之，他们的主张是，或维持现状，或走向孤立主义（去全球化），或者建立一个全球/地区政府。当前西方各国的社会动荡与社会分裂，可以看成是这些不同选项之间的争斗（这一方把另一方看成是民粹极端，另一方把这一方说成是卖国精英），但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了这些选项各自不受欢迎的程度。从政治上说，其实都不太可行。

那么，问题就无解了吗？许多对当前混乱忧心忡忡的思想家们担心，整个世界可能会重归长期竞争状态，回到那个“他们vs我们”的时代，认为这将是一个灰暗新世界。但也许解药正在这里。其实还有一条路，是上述思想家、政策倡议者们暂时还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想到了，但暂时不方便说出来），那就是重新在国际体系中引入（或者说制造）一个具有极大威胁的敌人，从而重建世界秩序中的竞争压力，用对外的冲突增进内部的团结，从而让现在还处于对立状态的精英与民众握手言和，在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自由竞争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地区中的合作、地区间的对抗是这一解决方案的可能变种。这就有点像在21世纪重建“帝国”格局，各个“帝国”实行内部的“全球化”，但是在外部分割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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