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褚/文

13年前的5月，我在刚刚被地震摧毁的北川老县城废墟里，以采访的名义四处游荡。

经观那么多记者，注定是我去北川采访——5·12当天，我就在成都，而北川正是我的老家。

13日一早，我搭车往北川赶，包里只有临走之前抢购的几包零食。当然，对记者来说，有一支录音笔就够了，按一下录音，按两下暂停。此刻它也提醒我，自己是一个记者而不是灾民。后续的几天，不仅用它来采访，自己想到什么也径自对着录音笔说。我想，回撤到成都以后，光整理录音就会是一个令我望而生畏的工程。

5月13日，在北川过夜。14日晚上回到绵阳，在网吧写第一批稿件。15日一早再次搭摩托进入北川，再次走出来，已经是16日上午。看了太多的遗体、不计其数的悲剧，以及少部分的拯救，微弱的安慰，很难说身体和精神上哪一个更疲累。而那支录音笔，已经随着在废墟里爬上爬下，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

回到成都，再世为人，我参与救人被电视台拍到，同事、朋友、校友、同行纷纷和我联系。但我最基本的工作——写稿，不好意思，实在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后来，编辑孟老师说，记流水账你总会吧，就把你在现场的经历写下来，别的都不要管。于是我就真的记了一篇流水账，居然就这么发稿了。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我和同事们多次回到灾区，我们记录了新县城的规划，采访了和当地人结婚的援建工人，记录了北川人的震后第一个除夕，在一所临时小学里，我们还参与了当地人的篝火晚会。

2009年下半年，我离开经观去了网站，结束了短短4年的记者生涯。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为老东家的理性、勇气、坚守感到自豪。

我是在2014年结束媒体生涯的，如今在广州经营一家小公司。有人说，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是被时代戏弄的一群人，我们遇上了纸媒的春天，但短短十余年间，又见证了新闻被互联网颠覆，我们看着报摊上的报纸越来越少，后来，报摊也不见了。但我觉得，成为媒体人是幸运，至少我们曾经有过那些被某种使命感充满的、年轻的日子。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公司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