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对岸的酒吧   图源:IC Photo）

云也退/文

丹在特拉维夫接上了我，然后我们就沿着公路前往北方——丹的家在边境高地上的一个村庄，一边是黎巴嫩边境，另一边是戈兰高地。村子周围，葡萄园、橄榄林、无花果树和猕猴桃林同大片的莽原紧密接壤，以色列城镇里常见的那种、用废旧农具和武器做成的奇形怪状的小雕塑，就竖在莽原之中。

车程要开两个小时，在两小时中，车后座上至少有过三个搭车的乘客。都是男人，坐下之后，聊了几句便不说话了，等一个下车了，过没多久又上来一个。只是在开出去半小时，渐渐远离城市了，才不再见有人招手。

丹并不认识这三个人。我问丹，你怎么让他们上来的呢？不是说现在没什么人敢让人搭车了吗？

其他以色列朋友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说，因为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现在很少人敢接载陌生人了。他们这么说的时候神情凝重，有一个女人甚至叹气道：以色列不像过去那样友好了。然后就告诉我，她一次半夜回来时，在车站孤身待了很久都找不到车的经历。这经历刻骨铭心。

丹回答我：“那也许人家真的有需要呢。”

在他家，我们都聊了些啥，我都忘记了，可是唯独路上的这句解释我记住了。丹说得很随意，一没有不满，二也没有语重心长。我当时想的是“噢，他这个人真不错。”我也把他的热心肠告诉了其他以色列朋友说，他们都说，啊，那这是个好人。再后来，丹把他的小说《安娜与我》的相关资料的复印件给我看，又把英文版发到我邮箱里，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下，设法出个中文版？”我立刻说：“我试试，争取做到。”

但这事拖延了很久才做成。给以色列作家的书找到中国出版商很难，何况是丹这样不知名的作家；其间，我时常想起加拿大人、写《少年Pi》的那位扬·马特尔写到的一次经历：他在做一个读书活动的时候，有个有年纪的陌生人走上来，给他一本自己印刷的自己的小说。丹或许也就是这样一位“民间作家”吧，更何况以色列的犹太人文化修养那么高，不知有多少人，有事没事的都写过并出版过小说呢。

然而打开《安娜和我》，逐渐进入故事，我就无法不经常想起丹本人。小说的笔触太柔软了，软到仿佛害怕弄破了纸，但柔软并不意味着到处添加玫瑰色，或是避重就轻，专写岁月静好、人间真情；我是想说，作者在写到“我”，或写到安娜，或写到其他人的时候，是用手指在人的身体和情感的表面滑动，在真实触摸过后，才把手上的感觉转化为文字；他格外地小心翼翼，不夸大地描写“我”的任何一个举动，对安娜和其他人，也不随便下达一个概括性的评语。

这里有一种避免伤害的习惯。它甚至说不上是什么美德，或是一个民族的良俗，它仅仅是一个人的自觉。丹写的是一个名叫丹尼尔·阿尔特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最大的特征就是自卑，其貌不扬，未老先秃，连父母都认为他“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干着一份教小学生的工作，惧怕被孩子们嘲笑，动辄怀疑自己能否干下去。然而，当丹以他柔软的笔触，淋漓尽相地呈现丹尼尔的卑微感的时候，我竟看不出这个人物的行事中有任何刺眼的消极之处，有任何让人凭直感就引为糟心的地方。

他怯懦？谈不上。他嫉妒？不。鬼鬼祟祟？更没有——丹尼尔和丹本人一样谨慎，避免伤害别人。这并非基于自知之明，想以礼貌、修养来补偿容貌的缺失；这就是一种自觉，仿佛先天而有之。就以故事中的一段情节为例：一个晚上，安娜离家，丹尼尔独自和睡熟了的孩子在一起。被人忽略、被世界遗忘的感觉漫上心头，他惦记着自杀，不觉走到了特拉维夫的主干道——艾伦比大街，觉得这里“悲哀而邪恶”。他来到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幽暗的小酒店，在吧台前喝酒、抽烟，然后看着周围的“神情氤氲”的人，觉得他们都需要帮助，而他也的确可以借着酒劲发表一通演讲……

“但也许，我，丹尼尔·阿尔特，为了超越他们，首先需要模仿他们，像他们一样大口喝酒直到我委顿的肩膀无法承受脑袋的重量，直到我也在桌子中间爬行，爬向他们，爬向泥沼，吸入他们呼出的浊气、香烟与酒精的臭味，笑着、哭着、诅咒、唾骂。我也需要花两三天蓄点胡子，不再梳理我稀疏的头发，在凌晨三点搜肠刮肚地呕吐……”

这番心理活动震动了我。为什么丹要这么写？

难道说，一个自卑至极的主人公，他就连发发豪言的机会都不可以有吗？从一群厌世之人身上找点优越感，难道不合理？更何况，仅就文学技巧而言，发酒疯不是更能体现这个人的自卑吗？

这一次夜游的后续是：小酒馆里发生了争吵，两个人动了刀子，一人被捅死，书中暗示他是阿拉伯人。个体的争端宕回到了背景里：那是1973年，夏秋之交的“赎罪日战争”，也称“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发生的事。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遭到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后来才把战局扳了回来。战后，果尔达·梅厄的左派政府倒台，但在民间，战争的后果，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矛盾激化。书中的这一流血殴斗，是完全发生在丹尼尔的感受之中的：他起手写的是“比如”，意味着他认为，或者说他希望，那殴斗、死亡都不是真的；然后，他又仿佛亲眼所见似的，看到了在流血发生时，紧闭门窗、躺在床上、赤裸地搂在一起、逼迫自己入睡的人们。

两个陌生人的口角，拔刀相向，痛苦的尖叫，会让那些远离现场的人为之感到痛苦——这是丹尼尔的感受和想象。由此回溯之前，丹尼尔不曾趁着酒兴行事，实在也是出于感受他人后的自制：要避免伤害，无论怎样，我不能任意地凌人，哪怕是对着一群迷迷糊糊的人，说一通谁都不会当真的胡话；因为我既然不知道他们心中存有何等的痛苦、绝望，我又如何能强势地来指点别人的迷茫，或是嘲笑他们？

回到路上的经历——我觉得丹有着同样的自觉：假如人家真的有搭车的需要，我的视而不见，不就会对他们构成伤害？这顶多只是习惯性的一转念，就像小说里，丹尼尔的那种自制的反应、那种“加戏”式的悲伤的联想同样是习惯使然。我受了震动，但我必须承认，这才是一个健全的人应有的反应。

我们是旁观者，只是从新闻和各路时政评论、历史百科中对那个地方产生印象；当然，某些去过以色列的人，回来后乐于跟人说那里“根本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那里特别安全，人民友好，乐观，漂漂亮亮的大小伙子大姑娘穿着军装跟人合影。然而当你稍稍读一下《安娜和我》，或是别的以色列人——无论是早已知名的作家如阿摩司·奥兹，还是晚近较有名的如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品，就不会忽视行文中的那种悲剧感。在以色列久居的人不可能不沾染的这种情绪。假如有谁乐于说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之间谁对谁错，说起到底这一蓬乱事的源头，说起“真相”，说起事情应该如何如何，只可惜没能如何如何……我都会觉得，他距离“悲剧”的认识十分遥远，远如阴阳两隔。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认为自己正确，而整个结果却是让所有人都受到伤害——这就是悲剧。经历过独立战争，以及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人事实上就已经明白，悲剧不可避免，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而败方不仅不会退出争斗，而且将失败的痛苦转化为仇恨，时不时向胜利方发起反击。胜利方则必须承受这种后果。一方面，他们不会徒然地陷于追悔，陷于愤世嫉俗，说当初不要取胜就好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坚定而狂妄到发誓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巩固胜利果实，打倒所有的敌人，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在共同的、不祥的预感中体会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联结。要是读过埃特加·凯雷特的书，你就会明白，以色列的妈妈们常常视他人的孩子如同己出，因为每个孩子日后都可能在服义务兵役时接受生死考验；如果你读过马蒂·弗里德曼的纪实小说《南瓜花》，知道以色列人如何为年轻人的丧生而悲恸，进而将愤怒从针对敌人转向针对自己的政府，你就能够走近《安娜与我》中的丹尼尔。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人们表现出镇静、从容，甚至幸福，那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惊惶不安接受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几率死于非命，就如同旧约圣经里，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平等而武断的造物。他们不会听信任何关于解决中东难局的专业议论，却会郑重地告诉你，重要的是做到阿摩司·奥兹当年常说的两个词——“No injuries”，不要伤害。

在书中，当他在一个自己完全不情愿出席的婚礼的场合里第一次见到安娜的时候，丹尼尔就知道他将和她断不了关系：“她的脸上、身上散发出一种疲惫的宁静，优美高耸的颧骨上一双深邃的眼眸带着悲伤而疏离的神情，她的一举一动、言语神情无不透露出一种刻意的自制。她轻巧而仔细地拨弄着眼前的食物，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简短、精炼，我的心充满了好奇。”他们相识，相恋，自己也办婚礼，婚后选择住处，讨论职业，抚育孩子，每一个阶段都有裂痕发生；通过这些被亲手抚摸的裂痕，自感卑微的丹尼尔活得越来越深，正是这种在生活之深处的深度的感受，让看起来并无什么要事发生的情节，变得就像被割下来举在眼前的血肉一样真实。

我们需要这种真实。以我对丹的了解，我相信他在很多时候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这时，他不需要编制什么让人拍大腿称绝的情节，只要从他有过的体验中撷取点滴，就比如他写到安娜带孩子回她父母家时的反应：

“每一次安息日安娜从她父母家出来都带着气愤、沮丧的心情，发誓赌咒说再也不回那个充满衰老腐朽气息的小屋子里去了。但过后想到他们在这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她总是会改变主意。”

我也不止一次地和以色列朋友度过安息日。在丹的村落里，逢安息日，早已是老熟人的邻居们见面、致意，亲属们在一起，轻声说话、唱歌。犹太人每周雷打不动的守安息日的古老风俗，即使在这个国家的大城市里也得到延续：周五日落后到周六日落之间，这24小时，就宗教传统而言是用来让犹太人思考和上帝的关系的，不得工作，不得喧闹，不得嬉游，而必须和家人在一起，在外人看来，这就是岁月静好，但你可体会过，这种来自历史暗昧不明的深处而加诸当下每个人的、迫使他们与亲人和邻居定期面对面地共处的传统，如何在漫长的时日里塑造他们内在情感的形状和层次？从《安娜与我》的叙事中，你能看出作者所经历过的无数个与人共处的时刻，其中有过太多的空虚、寂寞、无聊、抵触，而所有经验终究削尖了一个人感受力，促使他体察爱与恨、嫉妒、怨怼、依恋等等情绪，并对自卑和自负之间、疏远和亲近之间的转化有敏锐的洞识。

人们在接近，人们在远离；人们互相吸引却又彼此排斥。如果你看过以色列剧团排演的话剧，你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体会：人总在行走，一旦走起来，就好像舞台成为一个无边的所在，人不会停歇，即便他们分明是在舞台上转圈，你也会感到道路在他们脚下是无限延伸的，就像无形的时间被有形的钟面上的指针所代表。他们的舞蹈也是一样——以色列人的忧郁、感伤，在他们最出色的艺术形式中，是被体现为一种日常的身体表达的。如果沉浸到《安娜与我》的气氛里，你会感到任何一句像这样的对白都有未尽之意：

“我问安娜她是否想要给自己找份工作，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不会让任何人照看罗恩，’她说，‘如果说到挣钱，我可以在家工作，把绣品卖给任何喜欢它们的人。’”

在这样的故事面前，我们必须收起所有脱口而出的轻率评价，像是“跟这样的女人生活多累”，“这男的太没主见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之类；当我们把“每一天都是余生的第一天”之类的话当作“箴言”接受并传诵，我们应该检省自身，是否真正将“哀矜勿喜”变成了自觉。在以色列，每个人都活在上一场战争结束后，在下一场战争尚未开始之前，他们绝无兴趣向外国游人展示自己的谈笑风生、处险不惊。关于《安娜与我》本身，我就想提及这些，它从一开头就拣选它的读者，如同旧约圣经里，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并给他们以森严的考验。

丹尼尔一直想住到耶路撒冷，但安娜坚持他们要把家安在特拉维夫。从书中丹尼尔的这段感受里，我能看到我的朋友丹·夏维特，是如何以真诚作尺，仔细丈量后才让语言从他的笔下流出的：“在特拉维夫能够看到的景色是多么贫乏、无趣呀——没有蜿蜒的小巷，没有起伏的道路，没有意想不到的景致展现眼前，没有一点层次。一个建在风沙之上的纸片城市。同时，我又感觉到自己被这座城市的精神所吸引，那是一种欣然而包容的漫不经心……”在任何的旅游手册上，你都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城市描述，但一个有所渴望的阅读的头脑将领取它的厚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