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3060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长期战略的有力支撑，更多的是需要电力、建筑、工业、科技、交通、农业等领域的转型升级与协同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领域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会发生哪些改变？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解决方案是什么？听听大咖如何谈“碳中和经济”。

图为李毅中

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怎么来减碳减排？要在调整这三个结构上下功夫。

1、能源消费结构。2030年，我们承诺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达到25%，比现在的15.9%增长了9.1个百分点，煤炭的占比则应该再降10个百分点，从国情出发，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但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2、工业产业结构。第一要淘汰落后产能；第二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来改造代替；第三渔业余热回收，建材的回转窑，综合利用，回收余热；第四精细化工，产业链延长，把平均能耗降下来。

3、产品结构。一是要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增加强度、减少重量，延长寿命；二是提高产品的使用能效，无论是生产制造产品还是生活用能，在它全生命周期，直到它报废回收都要高效率、低能耗、可回收；三是不断创新品种，替代原有的品种。比如说，积极发展电动车，将会逐步替代燃油车。

4、实现上述结构结构调整要积极发展新能源，同时要开展绿色智能技术改造。一是要深化节能、降耗、提质、减碳、治污这五个方面；二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精准制造、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增材制造、协同制造等，要因业施策。离散型和流程式制造也很不一样，每个行业很不一样，要因业施策，要总结试点的经验向行业推广。

另外要注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是共存的，问题是要加快形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尤其要重视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安全的使用，比如说，洁净煤、煤化工的改进，油品的质量提升，降低煤电单耗等，这些都是减排、减碳的重要方面。

碳税应该适时稳步的推出，但是要兼顾减碳减排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能太急、不能太高、不能太快，要估计到对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

因此，碳中和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需要加强部门协作，还需要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多边的、双边的，来实现人类的共同目标。

图为肖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绿色金融是双碳目标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应当在正向激励机制、环境风险测试、环境压力分析、强制绿色保险、环境权益质押、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监管等方面提供政策措施。

未来还应当培育个人投资者投资ESG的意识，大家都知道中国个人投资者数量庞大，怎么样普及金融知识、普及绿色金融教育，让广大个人投资者投资ESG产品，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过去我们讲投资一个金融产品，主要是分析风险和收益，这是一个二维的模式。未来可能要转向一个三维的模式，投资一个金融产品，不仅要看它的风险、收益，同时也要看它的ESG绩效，全面衡量。现在看很多金融产品，正因为它是用于ESG，实际上它的收益是在增加的，两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金融机构要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现在是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金融机构，都在开始自愿性披露，未来要从自愿性信息披露逐步转向强制性披露，当然要制定规则分步实施。                      

同时，要建立公共环境和气候数据平台，特别是对绿色金融的评级和认证进一步加强，通过信息的披露，使得金融机构业务的透明度增加，投资的项目、支持的产品在将来的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要追踪碳足迹。”

金融机构本身也还有一个碳排放的问题，不仅要披露金融机构支持企业、支持项目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碳足迹，还要披露自身的碳减排的信息。”肖钢认为。

为了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绿色金融的评价体系，特别是还要进一步统一监管的规则，实现绿色金融发展和金融业去杠杆的协调。”也要防止绿色项目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特别是也要注意防止金融业‘洗绿’的问题——以支持‘双碳’目标为名，实际上不是干绿色的事情。所以还要进一步加强对绿色金融创新的监管协调，建立绿色金融分析监测预警的机制，强化资金运用的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图为马永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生：在我国“双碳”目标下，能源低碳化转型将显著加快，油气行业发展路径渐趋清晰，加快打造绿色油气田、绿色炼化产业、绿色储运体系、绿色技术支撑将成为油气行业迈向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后，能源转型进程进一步加快。油气行业在我国‘双碳’目标新要求和能源转型大趋势推动下，绿色发展压力增大。

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角度看，未来需要持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升供给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打造绿色油气田，加大控碳、减碳、降碳力度。包括大力提升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水平，通过节能提效、降低能耗实现减碳；通过减少并最终避免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实现降碳；积极开发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地热资源，以减少使用高碳化石燃料和高碳电力实现控碳等。

在推进碳中和过程中，我国炼化产业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碳约束，需要打造绿色炼化产业，加快培育绿色低碳核心竞争力。应加快提升炼化行业集中度，推进大型化、一体化、基地化、集约化产能建设，实施严格的行业能耗和排放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资源梯次利用和循环利用水平，建设智慧炼厂，实现智慧化管控和节能增效；加速炼化产业用能结构调整，推动“气代煤”、电动化，加强绿氢供应，推进减排降碳；加强石化产品循环利用体系构建，加大塑料等石化产品的回收利用。

国内外大型油气储运企业针对天然气管输过程中甲烷逃逸，已普遍建立起有效的一体化管控体系，天然气管输损耗得以有效控制。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推进，打造绿色储运体系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积极优化油气储运设施布局、加强智慧管网建设、完善储运设施建设标准、推进储运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减少油气储运过程中的甲烷逃逸。

此外，还应大力开发推广先进适用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打造绿色技术支撑。加大节能技术研发；研究氢能制运储销全产业链技术，重点解决好可再生能源制绿氢的成本问题，尽快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加强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技术研发，推进以二氧化碳为原料生产化工产品和高端材料的技术研发。

图为金涌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如何实现减碳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第一，要从工业化后期的时代转变成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时代。这个需要全社会努力，不仅是找能源的，要高质量发展，高端制造。

第二，再生能源时代，告别化石能源时代，进入了再生能源时代。核聚变能源时代要成了，这是最理想的。

第三，化石能源，原来是燃料，现在变成材料，把它储存到材料里，不让它跑到天上去。

第四，资源循环利用时代，物质是不灭的，只要有能量，就可以把使用过的品类低的资源重新变成高附加值的资源，可以循环利用，碳进到材料里可以循环利用，永远不让它排出去。

图为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实现碳中和可以总结为三个结构性的转变：科技实现+经济实现+金融实现。鞠建东认为，科技实现是最直观的要求，现在绝大多数的讨论就是科技实现，比如光伏技术、氢能技术等。

金融工具至关重要，鞠建东主要谈了两个工具，碳市场和碳税。他认为仅仅靠碳市场支撑去实现2060年碳中和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碳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还需在立法、定价等多个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模型计算表明，单一的碳税，50美元一吨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的50%，但是从降50%到碳中和需要非常高的单一碳税，要降低碳排放80%，碳税需要超过100美元一吨。

鞠建东表示，可以考虑不同的碳税。第一，税可以是异质的，行业不同，税率可以不同；同一行业，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应该越高。第二，税可以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第三，税不仅应该惩罚污染，也应该与鼓励绿色并重，负的碳税就是碳补贴，可以用碳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绿色产业。第四，税收应该兼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对于非单一碳税的具体设置，鞠建东表示可以考虑累进碳税，“通过累进碳税，推动各行业碳排放均值的不断下降和循环迭代，从而实现2060的碳中和”。

图为杨斌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斌：“双碳”成为国家重大的战略部署，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转向可持续发展，当然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大学, 在这方面理应做出我们的贡献，清华大学特别从它强大的科研能力、社会影响力，也包括人才培养工作，应当承担起推动整个社会迈向碳达峰、碳中和转型的重任。

实际上，过去几年清华大学及其校友在气候变化、碳中和技术研究等方面都有过探索和实践。

杨斌介绍，2019年1月，在达沃斯，清华大学联合其他的世界五大洲的一些重要院校，发起成立了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现在已经扩展到14所高校，推动这些高校之间学者对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深入研究，也特别推动青年学生就相关议题进行充分的交流。

“双碳目标”对于迈入新阶段的清华而言既是责任，更是重要的机遇。我们希望实施碳中和战略，能够让清华保持强化工科优势，并促进相关工程学科战略转型。同时也促进工程学科和经济学科，包括金融学科相互融合，有效发挥综合学科优势，实现国际引领，践行清华人的使命担当，服务国家战略，增进人类福祉。

图为张晓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中国需要按照自身节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降碳减排，预防和化解转型风险，实现有序、公正、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联合国的测算，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气温上升控制目标，全球需要总投资大约为90万亿美元，我国实现碳中和同样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据多个机构初步测算，我国实现“双碳”战略所需投资大约在150万亿到300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未来我国每年将在双碳领域平均投资3.75万—7.5万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全年投资的10%左右。

如此规模的绿色投资，无疑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缘，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此巨量的资金从哪里来？过往的经验数据显示，绿色金融对碳中和的资金支持比例将达到90%，而政府财政支持比例仅为10%，发展绿色金融能够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环保领域，优化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在提供碳中和资金上发挥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非理性投资潜在的社会经济成本，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非理性繁荣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更需要我们理性决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方能协力保障绿色发展、行稳致远。

发展绿色金融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将气候与环境风险的宏观压力测试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管理，将气候风险监测和管控纳入企业的公司治理框架，有利于从宏观到微观全面管理，应对气候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内容来源：2021年9月16日，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苏世民书院和中国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