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法国黄马甲运动两周年，IC Photo)   

程小牧/文

法国社会学家、批评家迪迪耶·埃里蓬的著作《回归故里》中译本在出版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出人意料地成为热销之作，这在近年来非虚构类法文引进版图书中实属罕见。作者通过一次痛彻心扉的返乡之旅，试图重新认识自己竭力摆脱甚至抛弃的工人阶级家庭，在自传式叙述的外壳下，将隐藏至深的关于自己出身的创痛经验、个人奋斗历程和法国二战后外省工人社区生活图景勾勒出来。

故事类似加缪的自传《第一人》——第一个走出了自己家庭所属的阶层，完成社会身份晋升的人，而叙述则呈现为另一个高度上的反思——一个获得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回望那个被剥夺、被禁锢、被牺牲的群体，带着亲历者真实的愤怒而不是上等人故作姿态的良知，从破除自我欺骗开始，揭示阶级身份形成中的屈从与主体化过程在今天的法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在法国国内遭遇的戏剧性转变——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从出版时反响平平到成为的各界瞩目的话题焦点——这既是它得以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前提条件，也为我们打开了思考近一二十年来法国社会最新变化的绝佳视角。

当预警成为现实，

旧阶级与新矛盾

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之前从未以“我”的声音讲述个体的现实经验。虽然此前作者在论述其主要议题——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时，并未隐藏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立场。而这次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将借以分析社会与他人的理论工具运用于自身，如同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向自己，对于他个人的写作来说，达到了某种超越。

父亲的亡故，是这次回归之旅的契机。家庭与阶级的叛逃者，第一次直面自己出走的轨迹：出生于1953年兰斯城郊贫民区的迪迪耶·埃里蓬，父亲在工厂做工，母亲是佣人和洗衣工，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上完初中还继续读书的孩子。道出这些事实竟如此艰难，埃里蓬不断自问，为什么谈论自己的出身，比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让他感到羞耻，以至于他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

父亲的死让作者感受到某种赤裸的真相，让他卸下巴黎拉丁区知识分子的面具，返身于兰斯最底层的家族谱系：德占期的卑微求生、战后繁重的生产劳动、廉租房里众多兄弟的窘迫日常、在酒精与绝望中毁掉的亲友、社群的仇外与恐惧、对同性恋者的暴力等等。尽管力图对自身阶级迁移进行客观化的审视，将对家庭历史的回溯上升为对一般工人阶级的反思，但推进和成就这本书的最强烈的动力，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源于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这种感觉是生来就被强加的，属于一个被侮辱、被剥夺的阶级。“我是屈辱的产物，耻辱之子”，作者反复写道。这种耻辱从他所归属的家庭萌发，以至于他害怕好友知道他的住址，他祈祷永远不要在同学面前遇见骑着电动车给咖啡馆擦玻璃的外祖父。这种“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分，这种难以逾越的界限、日益扩大的差异与鸿沟，正在造成更为可怕的分疏和仇恨，直到遍及整个社会肌体。

出版之初，仅有少数媒体对《回归故里》做出反应，《世界报》谈到它对“还乡”这一文学母题的回归，多少代表了书评界兴味索然的态度。《快报》找到了一个较有冲击力的说法，将埃里蓬的书称为“了不起的社会出柜”（formidable coming-out social）。将坦承自己的阶级出身比喻为“出柜”——这是作者的再一次出柜，比性取向的出柜更为痛苦，这确实道出了《回归故里》的某种本质。

然而，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在这部书问世十年后的2019年，法国主流媒体开始滔滔不绝、热情洋溢地谈论它，电视和广播节目也竞相邀请埃里蓬为座上宾。表面看来，这归功于2019年1月德国戏剧导演奥斯特梅尔根据《回归故里》创作的同名戏剧在巴黎上演所获得的成功。但其实这部剧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所展示的形象与当时的黄马甲运动发生了直接关联。这部剧作的排演采用了多媒体形式，舞台呈现为一个录音工作室，女演员艾琳·雅各布在为一部纪录片录制画外音，画外音的讲述均摘自《回归故里》。同时，剧场大屏幕投映着迪迪耶的母亲、兰斯的工业区、贫民的集体住房、家庭相册，而最重要的画面则是战后法国社会政治运动的纪录片资料：二战后法共领导人雅克·杜克洛的讲话、五月风暴的街头游行、萨特在雷诺工厂前的演讲，尤其是正在凯旋门前集结的“黄马甲”运动的示威人群。2019年1月12日的《观点》周刊激动地评论道：“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黄马甲运动就被搬上了舞台。在第九次周六大游行的前几个小时，这个周五之夜，在巴黎首演的一出戏几乎与现实同时发生。”而剧本所抨击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的代理人们正在对面的爱丽舍宫处理政务。

并非导演奥斯特梅尔的戏剧令《回归故里》大热，而是《回归故里》与黄马甲运动的紧密关联使得奥斯特梅尔的剧作大获成功。这部书提前十年为未来的社会运动作出了预警和解释：工人阶级并未消亡，消亡的是抗争的可能性，左翼政党的失败，民众对代表制的不信任，工运的不复存在，最终，无声的愤怒以一种骚乱形式爆发出来，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2019年，在黄马甲运动的背景下，《回归故里》被重新阅读和阐释，它被阅读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于它的第三章，埃里蓬分析了工人阶级政治归属感的丧失与蜕变，为何以前将选票投给法共的家人现在都把选票投给了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那个曾经主导了二十世纪社会历史深刻变革的阶级，我们对它曾经的面貌与话语无比熟悉，如今却如此模糊扭曲难以辨认，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矛盾冲突又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三重对立的法国，

“黄马甲”是谁？

2018年10月，针对国内能源产品消费税的增加而导致的汽车燃料价格上涨，法国出现零星的抗议活动。增加能源产品消费税是一项有步骤的应对全球变暖的国家低碳战略，此类政策遭到抗议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然而原本无组织的抗议活动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借助社交网络的组群传播和号召，于11月17日周六在全法各地集结为一次上百万人参与的示威活动。与一般抗议集会十分不同，这些示威人群相当混乱无序——缺乏工会的统一组织、没有将活动形式和游行路线预先通报治安部门，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成群地驾驶机动车停靠在进出城镇的路口和环岛，使交通陷于瘫痪，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他们唯一的统一标志是身着荧光黄色的工程马甲，类似建筑工人作业服，这次运动被称作“黄马甲运动”。

一开始，没有人想到这会演变为一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规模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在第一次周六集结之后的大半年，他们发动了33次大规模行动，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在此之后，集会规模显著缩减，但并没有消失，零星的街头运动一致持续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欧洲爆发。Facebook上1500多个与黄马甲行动直接相关的组群容纳了四百多万名成员，尽管没有统一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标签，但随着运动的持续，这些人群通过他们的共同行动和呼声，渐渐勾勒出自身越来越鲜明的阶层特征与政治诉求。首先可以确定，他们是对油价上涨最为敏感的人群生活在远郊和外省的乡镇，汽车是他们工作和社交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对运动参与者的几项研究样本表明，他们大多数是劳动者，包括工人、雇员和个体经营者，从事工作条件恶劣的行业，面临非连续就业的风险。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收入在全国收入中位数以下。他们并非绝对贫困者，但工作繁重，赚的钱很少，纳的税却很多，无法过上宽裕的生活，却也没有穷到能获得社会保障体系的救济。油价的一点上涨就可能使他们的生活预算捉襟见肘。

显然，黄马甲运动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中产阶级的分崩离析或贫弱化。黄马甲们脆弱的经济状况、强烈的被剥夺感，让他们越发无法忍受来自城市精英的蔑视和被边缘化。不少研究者认为，黄马甲运动重新激活了阶级问题，反对资产阶级的平民大众以劳工阶层为代表而集结起来，并通过他们的政治诉求，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生存现状和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而斗争的决心。

而此前，他们的声音被长期忽视了。这与《回归故里》这部书的命运有着令人玩味的对应关系。可以说《回归故里》已经具体而微地揭示了这些问题，然而十年前，这样的声音并没有被真正地倾听。

黄马甲运动的人群主体在此前一二十年间的法国社会政治中从来都不是主角。从2005年的郊区骚乱到2015年《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巴塔克兰剧院恐怖袭击，法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外来移民及与此相联的宗教极端化问题。黄马甲是法国人，虽然今天法国的族裔混合程度之深已使得法律意义（国籍）之外的“法国人”概念越来越无从定义，但无论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观察者都不断强调这一点，甚至有学者不惜使用“法国本地人”（franÇaisdesouche，指没有直接外国血统的法国人）这样备受争议的概念。克里斯朵夫·吉鲁伊（Christophe Guilluy）在他的《外围法国：我们如何牺牲大众阶层》（La France périphérique, comment on a sacrifié les classes populaires ,2014）一书中曾毫不避讳地使用这一概念，认为这些生活在法国腹地的乡镇或偏远郊区的“小白人”（petits blancs），既远离都市圈近郊移民混居的社区，也远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居住的“国际化和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大都市。吉鲁伊将过去几十年中这些低收入法国人因大城市生活成本激增、移民的涌入而越来越远地搬离大城市的现象称为“被迫出走”（exode forcé），《圣经·旧约》第二卷书名《出埃及记》的法文即为首字母大写的Exode，这一说法不禁令人联想到失去故土的离散的犹太人。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高科技竞争时代的到来，受过最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金融管理精英、信息产业和跨媒介文化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开始形成新的富裕阶层。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新兴行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创造者，与传统的（如实体经济的）中产阶级或工薪阶层在价值观、消费能力和生活风格上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大都市开始大规模地“绅士化”，也称“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或“波波化”（boboïsation）。富裕阶层侵入城市内部老旧的平民街区，将这些区域作为良好的投资地段，入住那些亟待整饬的公寓楼并进行翻新和物业升级。其结果是房价暴涨，生活水平指数飙升，原居住者最后可能反被新迁入者歧视，或不得不迁离至偏远和低廉的地区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巴黎市内曾经的大众街区或外裔劳工社区如马黑区（Marais）、水塔区（Chçteaud’eau）、克里希门（PortedeClichy）等区域等都已经或正在经历这样的急剧变化。

另一方面，从中东、非洲等不稳定国家不断涌入的移民也在日益挤占城市周边相对低廉而便利的空间资源，使得这些区域的生活环境愈加恶劣。移民社区的严重贫困化、教育水平低下、暴力犯罪、宗教极端主义等成为法国社会有目共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在巴黎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贫困化和绅士化这两种反向的转变是同时发生的。多年来，我们把目光更多投向了前者，即外来移民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对后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两者所造成的各自不同的后果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使得城市工人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甚至不得不离开大都市。

这些迁出的人群不愿在近郊移民社区生活，也不接受廉租房的糟糕条件，他们最终会选择生活在偏远但能拥有自己独立住宅的地方。和农业工人、城镇劳工阶层一道，他们构成了黄马甲的主体。长期以来，法国决策者们严重忽视了这一人群在数量上的不断扩大，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中，这一人群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他们与最贫困人口（底层移民）在信仰、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等各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经济状况的脆弱性方面越来越类似。他们始终区别于最贫困人口，不仅社会救助政策不会照顾他们，税收政策也丝毫不会考虑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的不满和不公正感往往最为强烈。

吉鲁伊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法国社会模型，以了解构建模型的不同人群的状况，从而预测社会的演变。他将法国分为“大都会法国”和“外围法国”。如果再细分，我们可以辨认出从核心到边缘的三重法国：全球化和绅士化的大都市、近郊马格里布、萨赫勒和中东裔移民等占据的过渡地带、以普通法国人为主的外围和大众法国。如果说第一重法国是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国家竞争力的根本，第二重法国是左派人道主义的道德高地，那么“外围法国”则是被遗忘的部分，甚至被夸张地看作全球化所遗弃的人群，他们占据着60％的人口和90％的城镇。

一项发表在2017年11月的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监测中心”（CRÊDOC）的报告强调了公共政策不合理的倾向性给某些人群造成的被遗弃感，就好像法国在放弃它一部分领土上的民众。十分之三的受访者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被忽略的区域，一种在地理和社会生活中被遗弃的区域。就业、交通、教育、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匮乏在这些地区十分突出。在黄马甲运动中，对燃油税和油价上涨的抗议，很快转化为更为清晰的集中针对社会矛盾的议题：减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恢复巨富税，这些都涉及分配正义，另一个核心议题则围绕着直接民主的制度建设。黄马甲完全跳过工会在网上进行动员的集会抗议方式，体现了他们对工会的深深失望。不仅如此，他们对左派政党、代议制、公共服务机构和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自2007年总统大选以来，法国选举活动中的弃权率不断上升，多次刷新第五共和国以来的纪录。在黄马甲眼中，传统的左右派政党只是标签不同，却都是同一种模式的政治精英，而全国性的大工会组织不断被侵蚀，被整合进主流政治体系。如同《回归故里》中，迪迪耶·埃里蓬的母亲所说的，“左派、右派，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是同一拨人在出钱。”

信任危机与极右翼的崛起，

大选年的变数

随着黄马甲运动的爆发，《回归故里》书中所提到的工人阶级政治立场急遽向右转的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迪迪耶·埃里蓬在书中自问，为什么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全家人都是支持法共的，而十几年后，投票给极右党派变成可能的选择，甚至有时候非常自然呢？

六八风暴之后，青年运动的骨干们逐渐进入政府职能部门，随后便搁置了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对未来做出的承诺。他们在现行秩序中如鱼得水，维护着世界现有的模样，抹除了左派的职责。左派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所负有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压迫和利益冲突的关注，或者说至少是意识到应给予被压迫者基本的政治空间。1981年，密特朗的胜利终于带来了希望，然而左派组建政府之后，这种胜利却渐渐使平民阶层的幻想彻底破灭。社会党左派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知识界保守风气的升温（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是其背景），他们改变了某些思想基础。如同埃里蓬所说的，他们不再谈论抗争，而是谈论“社会重建”，“共同生存”的说法取代了阶级关系的议题，“个体责任”取代了社会对人的规训的话题。

压迫的概念，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的中性概念。这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就改变了社会本身。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层社会的客观环境中的人们感觉沮丧和愤怒，他们的群体被整个抛弃了，抛弃他们的人现在正向他们兜售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好处。于是他们转向了那个唯一看起来好像仍然关注他们，并试图在演说中赋予他历史经验以新意义的政党——勒庞父女所领导的“国民阵线”（该党自2018年6月后改名为“国民联盟”），虽然这一政党的高层中根本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但似乎只有他们明白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指出了某些难以挑明的问题并承诺作出改变。

埃里蓬认为，人们投票给法共时，总是确信并乐于公开自己的选择，但投票给极右翼政党是一种颇为扭曲的否定性甚至惩罚性心理。埃里蓬的母亲甚至说，自己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给玛丽娜·勒庞，不是真的想让她当选，而是为了给他们（社会党左派）一个教训。埃里蓬相信，平民投票给极右派，并不是一个稳定而忠诚的选择，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而提出的利益诉求或实践所验证的原则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观（驱逐外国人、反对全球化）。另一方面，那些只想维护自己对“合理的政治”解释权的人总是一劳永逸地把所有不符合他们认定的观点和表达都指责为“民粹主义”，他们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为”，就是他们认为不符合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行为。

黄马甲运动终于通过一种最为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力量与主张。然而他们的声音真的被听到了吗？这样一次爆发究竟是导向了对话与谅解，还是加深了社会撕裂和双方的不信任？答案似乎不那么乐观。这次社会运动中对峙双方的暴力程度都超乎想象。从黄马甲的第2次行动开始，就出现了纵火焚车和打碎公交车站及商店橱窗的暴力行为。第4次行动开始出现持械暴徒。第18次行动，有超过216家商铺门店被破坏，右派政治家经常聚会的高档餐厅富凯酒店被焚烧。马克龙当局所调动的警察部队针对示威者的暴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第4次行动中，当局动用了89000名警察和便衣打击“暴徒”，并且允许他们使用可能致命的电脉冲手枪和碎片手榴弹来驱散人群。警察所使用的防爆武器造成23人失明，5人手足伤残；冲突双方都有逾千人受伤。

法国大媒体（如C-News、BFM等电视新闻频道、《观点周刊》、《巴黎人报》等纸媒）更倾向于报道黄马甲的暴力，把街头暴力事件的责任预先归咎于黄马甲。2018年12月，国际特赦组织谴责法国警察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滥用搜查和逮捕的权力。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等机构也批评当局执法不当。这些消息却没有被认真报道。历史学家让·加里格认为，这种强度的镇压是前所未有的。他尤其强调某些警察因个人政治立场而对黄马甲所表现出的泄私愤式的执法不公。

埃里蓬在黄马甲运动中毫无顾忌地支持示威者，简直像是某种“阶级感情”的爆发，这与很多知识分子先谴责暴力，再谨慎地讨论问题十分不同。2019年2月在接受法国文化台早间节目的访谈时，埃里蓬指出，示威者的暴力是他们遭受“社会暴力”的结果，抗议示威者中混入非法之徒，这并非抗议者的过失。另外，任何群体中都会有极少数倾向暴力的人，但不能因此就指责这个群体是暴力的。埃里蓬认为，大媒体和数据操控者在不断营造黄马甲的负面形象，这会形成一种“另类事实”，并很快渗透舆论，“在民主中，拥有撒谎的自由就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行政部门在运动刚开始时拒绝任何谈判，然而随着黄马甲的持续不断的周六集结，马克龙终于宣布燃油增税将不会出现在2019年的财政法案中。之后他又宣布2019年将最低月工资标准增加100欧元。但多数人认为，这一举措只是兑现了之前加班工资免税的承诺，也没有涉及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的问题。随着危机的升级，暴力冲突的加剧，马克龙政府于2018年12月中旬至次年3月发起了一场全国性大辩论，围绕“生态转型、税收、直接民主和公共服务”四大议题，以征询法国人民的意愿。但从一开始，这场辩论就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辩论由政府操纵，由政府成员领导，参与者主要是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退休人员，即马克龙的选民。在高级别磋商中，没有任何极右翼市长受到邀请。一些号称“独立辩论人”的傲慢表现，进一步引起了许多黄马甲的怀疑和厌恶。

2019年3月，马克龙首次承认在处理黄马甲危机时存在错误，尤其是方法上的错误。尽管如此，运动中的血腥暴力事件和某种程度上的对话失效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挽回的。

黄马甲运动虽是无党派的，但其政治化程度和他们所带来的对政治认知的改变十分深刻，这是一种对传统政治形式的全盘拒绝，包括政党政治、代议制、选举模式、媒体宣传等等。脱胎于社会党左派却更倾向自由主义经济的马克龙政府，却在黄马甲运动中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这既是因为它的政策，更是因为它施行政策的方式——与法国人日常生活脱节的精英主义已经与民众的基本感受完全悖离，几乎到了无法沟通的程度。

从黄马甲运动一开始，民调研究者就发现，“自认为是黄马甲的法国人中勒庞的选民比例极高”。该运动带有强烈的极化政治的色彩，非常接近激进的左翼，但事实上与极右翼更兼容。在极左派梅朗雄的选民中，“完全支持黄马甲”的人占47％，而在勒庞的选民中这一人群高达57％。许多观察家认为，黄马甲运动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就是勒庞及其国民联盟党。这进一步验证了埃里蓬早在2009年的著作中就发出的警告。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欧洲爆发，结束了黄马甲的街头行动，但黄马甲运动所暴露的矛盾分裂在的这场公共卫生大灾难中前所未有地凸显和加剧。

在法国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议员选举中，国民联盟的当选人数超过了马克龙的进步党，位列第一。在2020年3月的市政选举中，进步党再次受挫。这些都构成了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政治背景。

随着2022法国大选日期（4月将举行第一轮投票）的临近，除了勒庞的强势参选，另一位更激进的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也脱颖而出。泽穆尔是极端保守主义的作家和政论记者。他近年来最著名的身份是C-NEWS电视台“直面新闻”（Faceàl’info）这一时政节目的评论员。在这档节目中，他自称波拿巴主义者，言必称拿波仑，这也是他目前的竞选噱头。他因煽动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姿态，反欧盟、反移民、崇尚武力、歧视穆斯林和歧视女性等言论而饱受争议，多次被起诉，却获得了大量追随者。在泽穆尔为参选而组建“重新征服”党之前没有任何党派工作经验，也没有任何行政经验。这样的总统候选人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在2月23日的最新一次民调中，泽穆尔的支持率超过了勒庞，二人分别为16％和15.5%虽落后于马克龙的25％，但已都超过共和党候选人贝克莱斯的14.5％，勒庞和泽穆尔相加支持率已达到31.5%，也就是说，法国已有近三成的选民认同极右派的政治观点，为第一多数。这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过。不过两个极右翼候选人的出现，可能会使选票分流，实际上有利于马克龙。

无论如何，2022年总统大选都将是一次刷新法国历史的选举，不可能不令人忧虑。我们将从中观察到法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这是任何一篇文章、一本书、一场运动都难以尽述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