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低碳转型带来百万亿级别融资缺口，仅依靠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正在通过监管、激励等多种政策措施，引导市场资金投向气候领域。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的推进正是践行“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

日前，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透露，气候投融资试点已于2022年5月底基本完成评审工作，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即将于近期公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全国第一批申报试点的有30个城市和国家级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已通过评审，率先取得气候投融资试点资格。

“2022年下半年，在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的推进下，中国势必会加速积累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经验，发挥金融在绿色可持续发展中的气候治理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梁希在接受21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区域气候差异是不同区域应对复杂气候问题的重点，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力量也有区别，因此各地区的气候投融资应有侧重点。

优先考虑国家级新区和低碳城市等试点

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国将于2025年基本形成围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建立的系统布局。自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在全国范围征集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以来，各省市积极开展试点申报工作。

《方案》明确提出， 在国家级新区和地级市开展试点，鼓励国家级新区与省会城市融合发展。试点优先考虑国家级新区和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领域已开展国家级试点并取得一定成绩与经验的地区，包括但不限于低碳城市试点、适应型城市试点、低碳城镇试点、低碳工业园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低碳社区、近零碳排放示范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重庆（两江新区）、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已在相关政府网站公布自身评审通过情况，率先取得气候投融资试点资格。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全国第一批申报试点有30个城市和国家级新区，其中省会城市3个（分别为兰州、太原、长沙），国家级新区8个（分别为天津滨海新区、辽宁省金普新区、上海市浦东新区、山东省西海岸新区、广东省南沙新区、重庆市两江新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和陕西省西咸新区），地级市（区）19个。

各城市有何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能够在竞争激烈的试点评审中脱颖而出？

具体从全国各区域来看， 东北地区发展林业碳汇、农业碳汇、生态碳汇的潜力巨大，是其申请试点最为突出的基础优势和特色产业。

从华北地区来看，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曾到保定市调研，并指出支持保定在气候投融资领域先行先试。

华东地区而言，山东海洋碳汇业务尤为突出，青岛已发放全国首单湿地碳汇贷款、蓝色债券、‘碳中和’理财产品，西海岸新区气候基金规模近450亿元。上海则凭借其国际影响力，旨在推动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

华南地区两地则依托其地理位置发力。广州南沙已摸查绿色节能改造及新能源领域等项目共27个，涉及投资额达93亿元，并计划将主动对接港、澳探索合作共建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中心。柳州致力于建设成为领航广西、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的产融结合气候投融资试点改革先行区。

华中地区，依托“中碳登”、湖北碳交中心碳市场双元格局优势，武昌成为中国唯一具备碳交易、碳结算和碳登记功能的城区，为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提供配套保障。

西北地区，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和“一带一路”核心区，具有区域优势和代表性。此外，甘肃兰州有兰西城市群等国家战略的政策联动优势，其申报将为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路径参考。

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成都（天府新区）按照构建两套体系、实施四大工程、建设气候项目及企业库、搭建气候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的“2+4+2+1”模式，正在稳步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并力争今年挂牌设立“天府气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

气候投融资政策红利频出

气候投融资的支持范围以气候转型和气候适应为主。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气候投融资领域的政策安排与市场行动，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工作成效。

2020年10月21日，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国内第一个专注于气候投融资领域的文件，《意见》强调建立气候投融资政策和标准系统的重要性，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气候友好型绿色金融产品。

2021年10月，《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指南》（下称《指南》）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正式发布，于国家层面首次规定气候投融资项目认定标准。王文认为，中国正积极从《指南》入手，在生态保护项目上更侧重于气候效益，于气候转型方面关注气候投融资对于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控制的支持。

截至2021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15.9万亿元，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6000亿元。与国际气候投融资相对比，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是中国绿色融资的主要形式。“中国绿色融资主动权相对偏向于资金供给，缺少目标管理和目标导向性，并且气候治理的属性较弱。”王文解释。

中国气候融资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融资结构出发，中国目前需要发展股份类的气候直接融资。改进气候债务工具期限错配问题，提升私营部门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参与度。同时，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中国气候融资规模还应至少扩大两至三倍。

在气候适应投资方面，梁希肯定了将其纳入绿色金融体系的举措。但是，气候适应投资目前存在商业回报率低、投资和运行周期长等问题，需要通过绿色金融创新弥补传统绿色金融的不足。

丁辉表示，在推动气候投融资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项目仓促上马以及“一刀切”等现象，也存在优惠政策向本土企业倾斜，相关标准为本土企业量身定制的情况。同时，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对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界定还不够统一和规范，碳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还不够明确，标准不统一也是制约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等发展的重要因素。

2022年1月4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其中，气候披露以碳减排为重点，扩展了传统环境披露的边界，能够对企业减排起到敦促作用，逐渐建立环境约束型的生产模式和融资体系。

据王文分析，中国气候投融资在接下来应该强化中央与地方、各机构在“双碳”目标上的协调。以此为契机，推动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升级，提高碳核算和碳减排经济效益评估能力。与此同时，气候投融资数据库和项目库亦应建立完善，跟踪核算气候环境项目数据，建立覆盖碳配额、存量和增量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机制。

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部分

在丁辉看来，资金或投融资问题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关键因素，国内有机构测算，中国2021年至2030年间实现碳达峰的资金需求约为14万亿元至22万亿元，2030年至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则在百万亿元级别，“因此大力引导金融机构和工商业对‘双碳'目标做出系统性响应，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碳价传导机制促进更多资金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实现‘双碳’目标。”

根据《方案》，地方是落实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在地方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旨在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投融资模式、组织形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促进地方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明确提出，气候投融资是“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范围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

如何理解气候投融资和绿色金融的关系？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从国内金融监管机构角度看，气候投融资是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或适应行动建立的投融资行为。绿色金融主要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总体上，绿色金融是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为核心概念，涵盖了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转型金融等方面。

梁希认为，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投融资相比于传统的绿色环保项目和低碳减排项目等更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传统绿色金融对于气候问题的支持力度不足，把气候适应类型项目纳入绿色金融体系就是很好的开始。

王文进一步解释，“相比于绿色金融，一方面，气候投融资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和气候敏感性群体，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亟需克服碳核算难题和绿色信贷期限错配问题，这将会有利于中国金融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气候投融资旨在符合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气候路径，在国内试点地区则需要符合地方碳达峰、碳中和的曲线，从而能够推动碳中和的目标曲线升级。”

在王文看来，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必须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也须体现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原则，可以结合与借助部分绿色金融的优势发展经验来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工作的开展。不过，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和绿色金融试点之间相比，除了开展资金引流以外，更能注重于把握好气候投融资和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之间的系统关系。

如今，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步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中国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发展和实现低碳减排的重要性。

王文表示，企业是落实“双碳”目标和低碳治理的最基本主体，气候信息披露在气候投融资试点中也可以得到创新发展。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通过有效抑制地方高碳投资、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和资金安排的联动机制，切实发挥“降碳”的引领和倒逼作用，为促进地方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李德尚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