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在北京三环内的易得康旗下紫竹社区羽翼养老驿站内，张贴着一张占据大半个墙面的社区地图，将5个街道、52个社区划分为三个片区。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驿站护理员能够及时响应协调700余位老人的上门助浴、理发、助医等服务。

这几年，地图背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和驿站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老人数在逐渐地跳动上涨。紫竹院街道办事处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街道65岁以上老年人约1.75万，占地区常住人口的13.53%。

紫竹社区羽翼养老驿站的一名护理员倪庆文向经济观察报介绍，街道居民楼很多都是周边大学的家属院，所以区域空巢老人数量很多。驿站上门服务也主要以失能、独居、高年龄老人为主。“老人对于护理服务需求多种多样，包括保洁、修脚、助餐等。上门服务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缺乏足够的尊严。”

在北京五环外，作为多数北漂年轻人第一落脚地，老年人的身影也逐渐多了起来。

9月2日，北京市老龄办、市老龄协会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20.18%，这意味着北京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且，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的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已分别达27.0%、26.9%、25.1%。

作为最频繁接触老年人的群体，养老驿站的护理人员正在迎接、见证着一个社区乃至一座城市的“衰老”。

瘫痪在床、空巢与失独

在62岁的年纪，程永建和他两位失能卧床的父母就开始被绑定在海淀区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小区中，至今已有3年多。两位老人的护理几乎由他一人负责。

他很庆幸自己有足够的体力。“老人最怕褥疮，不能久躺着，需要经常给他们翻身、细心擦洗，既需要体力又需要耐心。前几年，我能两只手各拎一桶矿泉水爬楼，这几年体力就差了点。护理上，一般的保姆还真比不了我，我什么家务活都能干。”

也因为此，程永建基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忙活在老人身上，只能在父母晚上睡觉或白天午觉时间出来溜达一会儿。

他说，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如果为两位老人请专门的护工，高达上万元的费用将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唯一的儿子也需要为他自己的家庭奔波，就把护理老人当作一种锻炼了。就是想去哪儿玩都不方便。其实，只要家里有一个人失能卧床，基本就得栓一个正常人在家，除非请护工。”

独立一人护理依旧会面临一些现实窘境。

因为没有电梯加上家住三楼，一年时间下来，两位失能老人能下楼晒太阳的日子少之又少。在想让两位老人下楼的日子，程永建就要和家属先把老人挪到木头椅子或轮椅上，然后一人架住一边缓慢抬下楼。老人需要看病时，就只能呼叫救护车或者让孩子拿着老人的既往病例、身份证、医保卡等前往医院挂号买药。

这两年，紫竹社区羽翼养老驿站也为程永建的护理提供诸多便利。当前，针对65岁以上特殊困难失能失智老年人，海淀区实现“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即依托附近的养老服务机构为老人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政府为养老机构提供300元-900元的补贴。

他介绍，每位老人每月有600元的免费护理服务额度，可以用于支付驿站工作人员上门保洁、助浴等服务。“虽然从私心来说希望额度更高，但已经挺知足了，为我减轻了很多护理负担，不敢再提什么太高的要求。”

作为紫竹院养老驿站等多个驿站负责人，除了见证了程永建的护理经历，阮佩在五年多的从业时间中，也看见了多位老人的心酸养老历程。

在晚年养老生活不幸福的老人中，阮佩接触最多的就是失独老人或空巢老人。她介绍，驿站所在社区就有一户老人，年轻时作为大学老师，在社区里买了房定居下来，经济条件不错。但因为独生子去世，媳妇和孙子长久定居在日本，70多岁只能独自照顾自己。饮食、清洁卫生上都面临很多麻烦。

另一个令阮佩印象深刻的是一位80岁的老人，其丈夫年轻时因公殉职，而一对儿女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患有精神疾病，需要有人定时提醒吃药、吃饭等。前段时间老人在家摔伤，儿女也没办法管她。只能由驿站和社区组成志愿小团队，每天上门送餐做护理服务。

阮佩表示：“紫竹院街道有许多‘老破小’的房子，住了很多以前附近大学的教职工。一些老人年轻时意气风发，但晚年生活比较凄凉。养老驿站提供的服务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没办法完全替代老人子女。空巢老人最终还可以送往养老机构；但后一类老人，就会特别担心自己住进养老院甚至去世之后，孩子怎么办，这类老人其实挺多的。”

在上门做老人身体评估和护理的过程中，倪庆文也发现，一些老人在没有尊严地老去。

倪庆文亲历过的一位老人护理案例是，老人因不能自理瘫痪在床，即使卧床一个月导致后背皮肤溃烂，家属也都未曾帮过老人翻身、上药等。“家属的反馈就是不敢动，怕老人身体出什么问题。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些家属会嫌弃卧床老人脏。看着他们，真的觉得很可怜，就躺在那里，没人和他们交流，除了一日三餐其他事就撒手不管，在我们上门护理服务时老人才能洗一次澡。我们最大的作用其实是给予老人多一点尊严。”

虽然有时会气愤于一些家属对家中老人护理得不仔细，但是倪庆文也表示需要去理解。“久病床前无孝子，别说他们，我自己的奶奶晚年卧病在床时，父母在照顾时也经常跟我抱怨。每个人都有情绪，需要宣泄出来。只是希望不要完全不管不顾。”

老人的选择

程永建其实也考虑过将父母送往养老机构，但最终各种因素将其劝退。

影响最大的一次经历是，程永建的妹妹曾将患有认知障碍的公公送往养老机构，一个月收费8000元，近三年因为疫情防控，绝大部分时间没办法去探望老人。去年有一次妹妹突然要求进入养老机构看望老人，发现公公几乎是被捆绑在床上，而护理员的解释是担心老人容易摔跤。

气愤之下，程永建的妹妹将老人带回家照护。但长时间照护下来，妹妹也是心神俱疲，最终只能送往另一家养老机构。今年3月以来因为疫情防控，一直未能见上老人一面。

程永建表示：“妹妹把失智老人接回家里照护后，整个家里确实不安宁，容易砸东西、走失等，保姆在家里也护理不好。即使不忍心，妹妹也只能给老人另选养老机构。和社区里一些老人聊天也能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去养老机构，管得太严格，没有家里自由，并且服务质量没办法保证，一些人宁愿选择独自在家养老也要从养老机构搬出来住。”

从数据上来看，养老机构确实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当前，市场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养老服务格局应呈“973”模式，即在养老机构中养老的老人数占3%，社区居家养老为7%，家庭养老为90%。

2015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首次从顶层设计上提出突出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服务保障问题。2016年北京市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北京将建成1000家养老驿站。也是从那时开始，养老驿站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扩张之旅。

只是，历经七年发展之后，很多机构都已黯然退场。

2019年，养老产业服务平台——60加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养老驿站的残酷经营现状——北京市已建成并运营的养老驿站90%处于亏损状态。目前养老驿站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政府补贴、照料服务和助餐服务，其他多为公益性质或低价服务。月收入不足五万元的养老驿站占据了一半以上。总体上，A型驿站盈利比率为11.63%，B型驿站盈利比率为9.78%，C型驿站盈利比率为13.64%。

对于65岁的程永建而言，自己的养老生活也将在未来几年中到来。他说自己仍不确定未来能选择哪一种养老方式。前一段时间，他的一位同事父亲因为是单独居住，在过世了两个礼拜后才被社区工作人员发现。

据了解，像程永建这样家庭情况的老人，紫竹院街道辖区内有200余户，如何解决好孤寡、独居老人们的就医需求，也成为摆在街道面前的“新课题”。

为此，紫竹院街道专门就此问题开展多次调研、座谈，于4月18日街道依托养老驿站服务助医功能，启动“紫竹院街道民生暖心为老助医服务项目”。该服务项目将委托辖区内社区养老驿站为孤寡老人提供陪伴门诊咨询、挂号、就诊、检查、取药、记录医嘱以及办理入院、出院手续等助医服务，助力解决辖区老人看病问题。目前紫竹社区羽翼养老驿站也已服务了70余名老人。

程永建表示：“对于我而言，依旧抵抗入驻养老机构。临老动不了，估计得麻烦子女照顾自己。但子女有四个老人需要护理，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容易，可能最终还是选择和朋友租一个大院，组建一个互帮互助的养老机构。”

但这似乎只是一个“乌托邦”想法。对于生病时谁来护理、是否有体力挪动老人上卫生间、看病怎么办等问题，程永建也一时回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