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书生的心蕴——来公心史:纪念来新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刘刚2023-06-05 22:05

刘刚/文

心史之缘起

宁宗一师谈来公“古稀变法”,提到了“心史”。他在《从对接到契合: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实录》一文中指出,可以从心灵史的角度来关照先生的写作和研究。

何谓“心史”?非一族之史,非一国之史,而是以个体写史,即以文化个体性写史,这就要求有文化个体性的自觉。

以往写史,以史官文化,或官本位,或民本位,惟太史公司马迁能以文化个体性,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高举他的文化个体性,而“一家之言”者,即“心史”之谓也。

先生之“心史”,便根柢于此,得“太史心传”也。当其少年读史,即从《太史公自序》读起,“自序”者,心史也,太史公之于先生,真可谓“以心传心”,读到晚年,作《<太史公自序>讲义》,尤可见其欲总结太史公心法,授业学子,传之于世之心。

先生治史,始于辅仁大学期间,然其史学启蒙,自有家学渊源,祖父来裕恂,受学于杭州俞曲园,与章太炎同学,在学术上,一如章太炎,不但自立于中西之学的高端,而且自成一会通局面。

先生5岁,由祖父开蒙,那是他最早的太史公。

及至辅仁,陈垣师继以史学启蒙,以太史公的“心史”——《自序》,为其史学入门之根本,开启了他“心史”源头。从此,有如太史公灵魂附体,不尽苦难亦随之。

晚年,他总结自己一生治史,留下“心有余悸”四字。2002年,当其80初度时,他回应诗人邵燕祥对他的批评,说:“善意诤言、痛切陈辞,击中我思想上尚存‘心有余悸’的要害。”

一句“心有余悸”,乃其“心史”之流露也。

先生治史之初,适逢国难,日寇进犯,其时民族意识觉醒,而有抗战爆发,先生为一少年,虽未能执戈前卫,却追随陈垣师在烽火岁月里治史,垣师认为,敌欲亡中国,必从灭我民族历史文化下手,只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仍在,中国抗战就不会失败。

垣师治学,本重考据,夫“考据”者,留住文化的根也,中国有难,则考据兴焉,以考据治史,以史学抗战,守住立国之本,故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等均发端于此。然而,究竟是什么使一青春焕发血性飞扬之少年,于天下兴亡时,来为此抱残守缺老吏断狱之考据呢?

还得回到中国考据学的传统。当年那明清之际,考据学的开山顾炎武,就以之来担待天下兴亡,用考据学开了个民族抗战的头,而章太炎,则从考据学走向民族革命了,先生有幸,被垣师带入这传统中,最有血性的人,往往最深沉,坐冷板凳算什么?蹲牛棚也没关系,只要守住考据学的那一点初心——留住文化的根就行。

从少年到老年,先生历经劫难,一直守护着,打断骨头连着筋,手稿失而复得,一损再损,也动摇不了他那初心,用了整整一生,守护那一点觉醒的心灵史的萌芽,让它在内心里开花。终于结果了!两部大作,以毕生心血汇补,可谓多灾多难,始逢国难——抗战,遭遇内乱——文革,而终成于先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中国文人心里,大都有一个文艺复兴梦,那就是唱着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调,或如太史公所言“成一家之言”。若以张载说的作为“宋学”的风标,那么太史公所言则踩着“汉学”的高跷,先生读史入门,所见第一景观,便是“汉学”的高跷。

太史公一言,影响了他一生,成为了“来公心史”的开端,适逢国难,又经内乱,加以太史公本人那千年悲苦的余韵,郁积于一美少年之心,故其“心史”历程,一开始就有了“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悲情,心头几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却始终立着太史公留下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汉学高跷”,那里有着我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的根,要结出文化个体性的“自由之思想”的果,可无人知他,也没人懂他,于是,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牛棚内积稿成堆,凡人皆作垃圾看,别有慧眼,便看出其中有一座“文化的江山”。汉家天下的根本,本不在秦皇汉武的帝王学的功业里,而在太史公那椎心泣血的一言间,那是轴心期的中国诸子百家留下的“文明之轴”,被太史公举起来,立于汉学之巅,不但作为其文化个体性标志,而且成为照耀民族心灵的一盏明灯。

心蕴的托付

在文化中国里,先生并不孤单,他有知己,而且不止一位,就在他身边,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中,就有那么几位。

其中一位,就是刘泽华师。“文革”期间,先生被下放到农村,1974年回校后,工作却没着落,应该去的地方他不能去,于是来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时,古代史教研室的负责人就是刘泽华师。

有一天,先生提着一个破旧的篮子,来找刘泽华师,从中拿出装订好的盈尺的手稿,封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先生向刘泽华师简述了这部书稿的成稿经过,说初稿在“文革”初期被烧掉,这些稿子是在下放劳动之余,披星戴月重新写就的。

面对心血之作,刘泽华师一时语噎,竟说不出话来。

他猜到先生的来意,觉得自己应该为先生做点什么,但时在“文革”,他又能做什么呢?于是,便淡淡地说:让我看看如何?

对于当时情形,刘泽华师后来在《从往事说来公的学术韧性》一文中这样说道:那时我虽佩服他的学问,但不能与来公交“朋友”;他虽是我的师辈,由于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而且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开始走背运,所以我也不会列入他的门墙。来公把稿本让我看,我相信也不是为从“朋友”或“弟子”那里求嘤嘤之声。如果我的推测不错的话,来公当时是把我当成“领导”来投石问路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不可能鼓励或帮助他出版,甚至连出版二字也不能说。我能忆起的,大约有如下两层意思:一是对来公的作为予以充分肯定,对大作表示钦佩;二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如要放眼光,要有耐心,将来一定会有用之类的话,至于“将来”是何时?天晓得!?也许人在困难时期,他人不落井下石,相反有几句即使是廉价的安慰之语,就足以使人铭记。这也许就是来公在这部著述的《后记》里特别记了我一笔的缘故吧!

话说得平平淡淡,这就是君子之交,宛如风吹涟漪一般,然而当时,却在先生的心头掀起一片辽阔的波澜,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有惊涛裂岸。现在看来,这有点匪夷所思,不就那么点事,何至于?

可在当时,两人都冒了极大的风险,表现了非凡的勇气。何以见得?这么说吧,先生的那一点初心,自己的命根子,都在这里,托付于人,该有多难?对于先生来说,那简直就是生命的信托,若所托非人,再被检举揭发,那就不但要被打回牛棚,还有可能危及身家。

而在刘泽华师那一面,接受一个有“历史问题”者的委托,得有敢冒风险的担当,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那风险,究竟有多大?真的很难说!要看碰到什么风头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人面对这样的委托,唯恐惹祸上身,一般都会采取回避的方式,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推辞掉,通常会以这样的口吻说道:对不起,最近太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或者干脆就说,我不熟悉这个专业,看不了,另请高明吧。

即便现在,没有政治风云影响,那也免不了市场经济考虑,费时,费力,去读那一大堆手稿,于人有助,于己无益,这样的事情,还有人会干吗?不但政治人不会,经济人同样不会干。但读书就是读书人的事,自有那读书的种子会干,两个中国书生之间,那一份深深的默契,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所以,当泽华师说出那一句“让我看看如何”时,先生那一颗无常如风雨飘摇的漂泊之心,顿时有了一种锚定感——靠岸了。

先生是智者,他一眼就看准了刘泽华师,尽管素无来往,但他认定,那是他心灵的落泊,是他天命的“此人”,值得他来托付心蕴,而刘泽华师则是仁者,仁者立心,立的就是“中国书生之心”。

当先生捧着他那痛苦而又忧伤的一个中国书生的心蕴——那一叠叠厚重的手稿,来到仁者跟前时,仁者不计利害,不较得失,什么都没问,就接受了,就如同海难者,碰到了一片风平浪静的港湾,一切都那么平淡,可在落难者那一面,却惊魂未安,满怀感恩。

于是,泽华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支持先生,他说:我这个人有时也“自作主张”,他是下放农村的那批人员最后回来的,1978年我请来公给工农兵大学生开设了目录学,来公以其特有的才学和风度征服了众多学子,听课的人不断增加,三易课堂。于是有人来责问是谁决定让他讲课的?我回答得也简单:没有人通知我不让他讲课;不让他讲课,白领工资?!责问者无言可对。来公能把枯燥的目录学讲活,无疑是厚积薄发,老枯生花,非一般人所能为。更有意义的是他承前启后的作用,推动了新一轮的目录学研究。在这期间,来公还让我看过他的《林则徐年谱》手稿,我越发佩服他的学术追求与韧性。

后来,当我们入学时,便有幸能听到先生的目录学课了,在《瞧那80后》一文中,我们这样写道:那时,才入南开园不久,先生穿着高跟皮鞋来授课,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几乎都立起来了:瞧!

须知那年代,刚从“文革”过来,而他居然敢穿高跟鞋。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多是年轻人,谁能想到,我们的老师,年近六旬,如美少年般,上了讲台。所有人都吸一口气,没喷笑出来,反而惊呆,互换着眼神,仿佛在问:他洁白似云,高蹈如鹤,哪像从“牛棚”里出来的?身上为何没有受煎熬的痕迹,神情何以没有气馁的样子?头发一丝不乱,裤线根根笔挺,一开口便金声玉振,一抬头就眼高于顶,真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如魏晋名士醉眄庭柯,目送归鸿。

先生讲学,予人以美,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种美的范式,还有一手好板书,也令人开了眼。他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挥洒自如,板式一清二楚,字走龙蛇,极其潇洒;结体谨严,一笔不苟。后来,我们才得知,先生年轻时,随启功先生学过书画,还参加过画展,偶尔也卖一两幅。但他志在学术,故于书画之道,未曾深造。然其才情学识聚于笔端,随腕流转,涉笔成趣,自有光昌流丽之笔传世。

他用文化史的视野看文献,用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古籍,从《七略》讲到《四库全书总目》,从历朝《艺文志》讲到民间藏书,从史官讲到书商,从版本讲到人物,从学术讲到政治,从文化风貌讲到文化传承,在目录学的坐标上,展开了一幅文化史的画卷……他讲起来滔滔不绝,音调铿锵,一字一句落在古籍上,叮叮当当,如打铁般,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丽宛转,而又余音悠然。

学术的心灵

那时,我们跟着刘泽华师学思想史,主要是政治思想史,泽华师授课则朴素得多,但更有力量。如果说来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道中国文化史的彩虹,对我们进行审美的启蒙,那么泽华师则领着我们去攀登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崎岖而行。

一部目录学,两千多卷书,先生信手拈来,如天雨散花,美得令人应接不暇;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千言万语,被泽华师归纳为一句“中国的王权主义”,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这就是!

当时,李泽厚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流行,他的书,出一本,我们读一本,从《美的历程》到“三大思想史论”,我们都读了,可读后,虽然颇受启发,却不得要领,从他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的东西,对于他的各种新观点,我们一一追逐,却难免眼花缭乱,无法像对泽华师那样,因其素朴,可以“一言以蔽之”。

究其原因,我们后来从学术类型的角度,总结了三点:原创型,发展型,传承型。泽华师属于原创型,像老农那样,在自家的自留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以一己之力深挖,终于挖到了一个政治文化的“大萝卜”——“中国的王权主义”。

李泽厚属于发展型,他沿着西学东渐以来的中西比较的路径,用“拿来主义”展开了一个古今中外的大格局,他要将西哲史、马哲史、新儒学打通,抱负虽大,但硬要将三个格格不入的学派统一起来,这样所结的“果”就变成一个“强扭的瓜”——“西体中用”了。

来先生属于传承型,他以“心史”传承《太史公自序》,我们第一次听先生讲课,讲的就是这篇《自序》,我们第一次听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讲了很多,我们都忘了,只记住了这一句,因为他反复讲,讲这一句的气象格局,将历史之大美,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人活一世,总有几句话是用来安身立命的,对我们来说,来先生讲的太史公这句就是。过去,我们从未听人这样讲过《史记》,让先生热血沸腾地一讲,乍闻大美,如挨当胸一拳,如遇当头一棒,颇有几分顿悟的感觉;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说!

除了“心史”,还有“考据”,先生通过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的补正,使二者结合——以考据立心史,毕其一生,致力于此,把一本书当作一生的“作业”来做,做成了心史的寄托。

但他却从未像陈寅恪那样,说自己“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把自己的“思想”定位在“咸丰、同治之世”,而“议论”则“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南皮”,指张之洞。话虽没有这样说,然而,实际上,他的学问,却正是这样做。

他做北洋军史,须知北洋军,是由湘军、淮军发展而来,而曾国藩,就是北洋军的祖师爷;他做《书目答问汇补》,则是接着张之洞和范希曾往下做,所以,也可以说是“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那时,学术思想的主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生之于此,不动声色,不事声张,惟以北洋史与目录学力行而已。

那个时代,被西学覆盖,西化之风,泱泱而来,洋务运动因之而起,然其宗旨,即为南皮所言“八字”,简言之,即“中体西用”,不但南皮之学已然,从湘军到北洋军又何尝不是?那是一支从“中体西用”出发“走向共和”的军队,故其所谓“中体”者,非“君君臣臣”之谓也,此乃中华大文脉——文化中国是也。

此三人者,各自成其“一家之言”,而自有明显特点。

泽华师“至简”,以反思播种自性,终得“中国的王权主义”的正果,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近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学术成果;李泽厚“至大”,会通中西,博采古今,成其融“马哲、西哲、儒学”于一冶的大格局,虽说大器难成,但也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的大视野;来先生“至深”,用一生成就一篇《太史公自序》的人生观,其意义何等深远,心路之历程又何其深邃?故先生名其书斋曰“邃谷”也!

至于先生少年时期的两篇作业——《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书目答问汇补》,则经历了几乎一个甲子的进行时,终于完成,所谓“完成”者,其结果,不但为一己“独善”之作也,且为“兼济”他者与人共善之作,也就是说,先生的“作业”,如《易》之终卦,“既济”而“未济”,在他那里,虽已告一段落,但他后继有人,“作业”又重新开始,此即“传承”,“上承”陈垣、余嘉锡二师,“下启”潘友林、李国文、韦力三君,如此一脉相承,可谓罕见,堪称“至深”。

综上所述,我们这样认为,泽华师以“至简”而得其“真”,李泽厚以“至大”而见其“美”,来先生以“至深”而成其“善”。

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煌煌巨作,有梁启超、钱穆等造极于先,于史,于论,各尽其言,立其大体,而先生则以考据“作业”,默默追随梁、钱两位先师,为三百年的学术大厦,跟着垫补基石。

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读先生的两本“作业”,才能读出它真正的学术价值。梁以新学,钱以宋学,先生以朴学,鼎足而三,一起支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仅以梁、钱之学互动,还是“一家之言”的争鸣,有了先生参与,便转化为一开放性治学的公共学术平台。

综观先生治学,于目录学用功最深,何也?岂非以目录学最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耶?以此论古今之学,汉注唐疏,宋明理学,皆不及清考据学。何也?岂非由考据学能超越派别藩篱,而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且能为建设提供相应的学术工具耶?

目录学和随笔,初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细一想,便觉得它们在先生那里可以相通。先生那近二百万字的随笔,其实是打散了写的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而这正是以目录学打底子的。

先生以随笔的形式写作,但他并不随意,而是有着大众史学的抱负。先生从科学化的精英式写作,转向文学化的平民式写作,并非以怡情养性为目的的脑力体操式的舞文弄墨,而是对大众史学的一种新探索。先生说,他这样做,是要走出专业领域,把历史学还给民众。他觉得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而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便是大众史学,让民众了解真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若天假先生以时日,让先生魂兮归来,再展宏图,我期待先生以目录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建筑,我相信,那一定会是“究天人之际”的哥特式建筑,再以随笔充实其中,让精神奔向苍穹,而思想则通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古今之变中。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出版)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