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中，东莞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符号。从“三来一补”的起点，到如今OPPO、vivo、华为等品牌的集聚地，东莞的产业进化路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6月份，财经作家王千马与吴诗娴合著的新书《“制造”新东莞》出版。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深入东莞的肌理，试图呈现一座城市如何从“世界工厂”迈向“制造美学之城”。

《“制造”新东莞》 王千马、吴诗娴｜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源｜豆瓣

近日，《经济观察报》专访王千马，围绕东莞制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制造美学”概念展开讨论。

以下为访谈内容。

东莞制造史

经济观察报：你和吴诗娴合作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为何选择以“报告文学”而非纯财经或历史视角来书写东莞制造？

王千马：作为“吾球商业地理”的创始人，我一直着迷于“城市的生长与未来”，自然不会错过对东莞这样一座标志性城市的深入探索。东莞与苏州一样，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路径的一个生动缩影。吴诗娴老师在东莞生活多年，是真正的“东莞通”，对这座城市有深厚的情感与洞察。再加上广东省作协和东莞文联的支持，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我们选择“报告文学”，是希望跳出传统财经写作的刚硬框架，赋予文本更多人文厚度与艺术感染力。因为东莞制造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机器、数据和产值的故事，它更关乎人、关乎城市、关乎时代的精神肌理。我们要让读者看见一个多维、真实、有温度的东莞。

经济观察报：在书中，你用“世界工厂”的宏大叙事开篇，却很快切入到具体的企业和人物故事。这种结构设计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千马：我们刻意采用“从宏观带入微观”再“从微观切入宏观”的叙事策略。虽然写的是“东莞制造”，但我们不希望它变成枯燥的产业报告。任何经济现象的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具体的选择。因此，这本书以“人”为主轴展开——通过亲历者的声音、真实的企业历程，拼贴出一幅完整且具有生命力的东莞制造图景。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写作是让东莞制造“被看见”。在调研中，你发现哪些价值是被外界传统认知所遮蔽的？

王千马：东莞长期处于广州和深圳的“光环之下”，其独特发展路径常被忽视。很多人对东莞的认知仍停留在“代工基地”“山寨之城”。而《“制造”新东莞》正是要打破这些刻板印象。比如书中写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莞就已开始反思产业“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局面。后来引进诺基亚，就是一步极具远见的“破局之举”。尽管诺基亚后来退出，但它为东莞埋下了高端制造与供应链升级的火种。

经济观察报：书中讨论了2008年金融危机等“风暴”。东莞制造展现出怎样的韧性？能否分享一个“转危为机”的案例？

王千马：2008年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冲击尤为深刻，但危机也暗藏转机。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主动求变。比如尹积琪创立品牌“迪宝”，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姚明穿得正是该品牌鞋子；曾凌灿创办“莫失手袋”，从代工走向自主设计与品牌运营。正是这种在危机中自我反思、果断转型的勇气，让东莞制造逐渐积累起产业深度与应变韧性。

经济观察报：在调研中，哪些东莞企业或人物的故事最让你触动？

王千马：最打动的无疑是像李实、王馨、向莉、柳冬妩这样从基层打拼出来的普通人。比如盟大创始人李实，被人以“招工”名义骗到东莞，从保安起步，最终创业成功。王馨和向莉曾是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却通过自学和拼搏，走出流水线，走向管理岗位甚至创业。柳冬妩怀揣诗人梦，走进车间，却用诗歌记录打工生活，最终成为作家。这些人的经历，正是东莞制造最具温度的部分。

从“骨骼”到“神经”的关键一跃

经济观察报：东莞40多年从农业县到制造重镇，你认为最关键的转型节点是什么？

王千马：东莞的转型跨越了几个关键阶段：首先是从农业县转向农村工业化，通过“三来一补”初步建立制造能力；第二个节点是从“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转向培育现代制造名城；第三个转变是从镇街各自为政走向区域协同发展。而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松山湖高新区的设立与发展，它意味着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创新驱动。

经济观察报：从最初承接产业转移的节点，无疑是硬件、厂房、设备等“骨骼”到如今构建自主创新链、供应链的研发、设计、品牌、数据等“神经”，最关键的一跃是什么？

王千马：你所比喻的从“骨骼”到“神经”的跃迁，最关键的一步，正是这座城市实现了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创新”的意识觉醒和能力构建。它不再满足于只做世界的工厂，而是要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供应链的控制节点和品牌的高地。

OPPO和vivo的崛起正是这一跃迁的生动体现——它们从早些年的代工生产，逐步走向自主研发、设计甚至定义产品，完成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平台，则代表了东莞面向基础研究和前沿创新布局的决心，旨在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它们共同标志着，东莞制造正在深度重塑自己的“神经体系”。

经济观察报：东莞制造经历过“代工贴牌—自主品牌—智能制造”的演进，你如何看待“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之间的关系？

王千马：代工贴牌对刚起步的东莞是现实且安全的选择。但随着土地资源紧张、人力成本上升，这种模式难以为继。生存压力成为很多企业走上创新之路的最直接动力。它们意识到，只有做自主品牌，才能掌握定价权；只有投入研发，才能摆脱低端锁定的命运。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在东莞制造的进化中，构成了一对相互催生、彼此成就的推动力。

经济观察报：书中提及诺基亚东莞工厂的兴衰。你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它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王千马：诺基亚的引进是东莞主动寻求产业升级的壮举。它的退出，反而为东莞敲响了更深刻的警钟：产业转型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需要不断迭代、持续突破。诺基亚留下的远不止成熟的产业工人和供应链网络，更宝贵的是一种“居安思危”和“持续进化”的转型意识。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东莞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崛起，你认为其产业升级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什么？

王千马：产业升级的背后是科技，但科技的发展靠人才，而比单项要素更重要的，是生态。松山湖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构建一片“工业雨林”——高校、研发机构、企业、资本、政府形成紧密互动、彼此滋养的关系。政策是“土壤培育者”，人才是“种群”，产业生态提供“气候与环境”。这才是东莞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底层动力。

从空白走向空白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碳中和目标下，东莞制造的最大机遇与风险是什么？

王千马：风险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三重压力：一是产业链迁移的压力，部分低附加值产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对传统制造环节造成冲击；二是技术竞争的压力，尤其是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高度依赖外部技术的领域面临不确定性；三是绿色转型的压力，作为制造大市，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保持产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但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对东莞而言，当前也正迎来三大机遇：一是产业链重构下的高端攀升机遇——正如当年从诺基亚的挫折中培育出华为、OPPO、vivo等自主力量一样，当前的外部压力正在倒逼东莞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和品牌建设；二是碳中和背景下的新赛道机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正在东莞快速成长，例如氢能产业链、新型储能等已逐步布局；三是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机遇，东莞深厚的制造底蕴与数字技术结合，正推动传统工厂转变为“工业互联网+低碳智造”的新型生产体系。我依旧相信东莞，一方面是相信其向死而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相信它深度嵌入世界产业链所形成的独特优势。

经济观察报：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你会如何描述？

王千马：正如我这本书中所前后呼应的那样，就是：从空白走向空白。

第一个“空白”，可以理解为一种“零”的状态——早期的东莞夹在广深之间，作为农业县，既缺乏大城市的资源集聚，又面临人才、资本的虹吸效应，就像珠三角夜晚的灯光图：广深璀璨夺目，而东莞却显得黯淡。这种“空白”，是经济洼地的象征，是未被定义的原始状态。

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空白”又像中国画里的“留白”——它不是空洞，而是充满可能性的未完成状态。东莞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被既定模式束缚，反而在广深的夹缝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它通过农村工业化、通过“世界工厂”的崛起，在原本的“空白”上无中生有，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而第二个“空白”，则是对未来的隐喻。我不希望东莞被过去的成功固化，而是期待它保持“空白”的开放姿态——不再是虚无的零，而是能包容创新、多元与变革的“大有”。就像书末写到的：“空白的五颜六色，沉默的震耳欲聋。”未来的东莞，应该是一片能孕育新事物、新文化的沃土，既有制造业根基的沉稳，又有破界生长的活力。

总之，这句话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隐喻——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就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在无人地带构建新生态的开拓者意志。

经济观察报：对年轻一代理解制造业、投身制造业，你有何建议？

王千马：无实体不未来。制造业始终是一国一城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年轻人应当意识到，制造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我送他们两句话：“勇于开新柱”和“也要老树发新花”。今天的制造，是人机协同、数据驱动、创意落地的创造性活动。制造，可以很酷，也应当很酷。

东莞制造美学

经济观察报：东莞要完成城市品牌跃迁，最需要补上的一课是什么？“制造美学”能否成为新标签？

王千马：东莞仍需在三个方面发力：强化工业设计与研发能力；构建文化软实力；推进城市空间更新。“制造美学”可以成为串联这些维度的关键标签，帮助东莞跳出“世界工厂”的传统认知，转向“智造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的新形象。

经济观察报：东莞的“产城融合”实践如何体现制造美学的空间表达？

王千马：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不仅是产业园，更是以“人”为中心、以“创新”为脉络的新型城市空间。松山湖的华为欧洲小镇与湖光山色交融，滨海湾通过TOD模式将产业功能与生态廊道结合。这些实践重构了一种新的工业城市形态：产业、城市、自然多维融合。

经济观察报：东莞经验对中国其他制造业城市是否有借鉴意义？

王千马：东莞最大的启示是“实体立市”与“与时俱进”。但每个城市条件不同，未必有东莞的区位优势。可借鉴的是其“无中生有、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精神和市场敏感度。东莞的真正启示在于：城市能否持续进化，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是否保有重塑自我的意愿和能力。

（王千马系吾球商业地理创始人，著有《城市战争》《新制造时代》）

（作者 政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