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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新闻人 

杨继绳从1968年进入新华社，直到2000年退休，从事新闻行业30多年。这一行业的选择，也是他中学时代的理想。 

中学时代，杨继绳作文好，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根植这种理想的因素，还带有行侠仗义的古朴。杨继绳少年时，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他身体孱弱，没有侠客的魁梧，自认做不了武侠，就想做文侠。在少年人的朴素思维中，当记者就算是文侠。等到上中学时，记者更成为他心中神圣、崇高的字眼，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他所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而且因为记者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可是在他高考的1960年，当时全国仅有新闻系的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当年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于是老师代他选了清华大学的机械专业，希望他学会造拖拉机。 

谈到大学生活，杨继绳似乎对自己的母校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他一进清华，就被要求接受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同时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当年在清华大学留下的文化底蕴，已荡然无存。甚至喜欢读书的杨继绳，对此也毫无所知——除了从毛泽东著作里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之外。而对于清华大学当年举世闻名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杨继绳还只是在团干部吹风会上才听说的。但同时他们又被告诫：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 

已经成为团支书的杨继绳，也是沿着这样的教育“天天向上”的，他在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同学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 

杨继绳并没有认为这不正确，事实上他也是按照这样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当然，多年后他和我谈起这段经历时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杨继绳还说，那时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尽管喜欢看书，但除了专门马列著作，没有书可看。所以，留给他的印象是：“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和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我说，我比你小20多岁，但所受的教育跟你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同样也是有欠缺的这一代。 

因为先天有欠缺，后天就要补缺口。不过，如同一列行驶的火车，刹车不那么容易，惯性所带来的思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谈到30多年的新闻生涯，杨继绳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习惯性思维延续的10年。 

“现在想想，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70岁再反思这段历史，杨继绳脸上写满了嘲笑，“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青春的代价。” 

杨继绳还保留了一个10%，就是他当年写过的曾经影响很大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 

1972年，杨继绳敏锐地发现，军队占用民用住房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要调查军队占住民房的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的帽子等着。他知道这个题目政治风险很大，但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好。征得领导同意，他对天津军队占住房的现象做了细致的调查，写出了《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作为内参发往中央。后来，他的同事马杰继续调查，又连续写出三篇内参。这四篇内参，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当时轰轰烈烈，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民房39万平方米。 

在中国，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杨继绳因批评支左的天津驻军，得罪了军队领导。有一次，驻天津部队六十六军在杨村搞军事表演，把新华社驻天津的记者都请上了主席台，军长和记者一一握手，走到他跟前，军长不仅不跟他握手，还瞪了他一眼。1977年，这位军长因紧跟江青成了全市批判对象，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揭发批判会上，管人事档案的乔义民说：“刘政写黑信陷害新华社记者。”他当众念了这封信：“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收集军队黑材料，诬陷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人民长城，希望贵单位严肃查处。”这封信是他的下属署名的，它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杨继绳档案袋里放了三年。 

谈到第二个10年，杨继绳说：“这十年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其实，在这个10年中，杨继绳就开始向“学者型记者”转变。现实促使他思考，思辨让他更敏感。他的报道，不再限于那种即时消息，而是转向社会未来走向的大问题。 

在这10年中，几乎每年他都要写一篇有关国家改革进程的调查报告。1982年，他写的题为《理论·蓝图·试验·条件》的调查报告，就颇有代表性。这篇报告明确指出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一系列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因而无法制定合理的规划蓝图，对当时改革试点城市缺乏科学的选择、分析和观察，并对改革实施条件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大家都在云雾山中，而他却能比较清醒地识得此山面目，是很值得敬佩的。此文提到的许多问题，后来都陆续得到了社会实践的印证。1987年，政治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时，杨继绳的兴奋点又转向新的问题研究，发表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瞭望》。次年，他根据自己对改革形势的洞察，深刻剖析了阻碍中国改革深入的物价问题。写出了《孤岛的困窘》和著名的调研稿件《双轨现象》。前一篇是解剖天津火柴生产和销售，直言中国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所处的窘境；后一篇则是在更高的角度，抓住旧序变无序而后进入新序这一时代特征，指出“双轨”这一现象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必须解决的新难题，对“双轨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孤岛的困窘》反响很大，但因文章写的是天津，市里的主要领导自然就不高兴，多次批评：“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就要下沉，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1988年开始，杨继绳单枪匹马大江南北搞“东西部关系”的调研。一位朋友在大西北与他相遇，领略了他渐入佳境的采访风范，事后对他说：“你调研犹如在滚一个雪球，从北京滚到沿海，再滚到大西北，每到一个地方，待把人家的雪沫吸纳完后，到下一处你又把雪球抛给了另一个被采访者。集腋成裘，雪球越滚越大，专家权威，三教九流之见解观点，尽入你囊中，到最后你则成了把握这一问题的权威。” 

他后来是否成了“权威”毋需考证了，1990年在上海召开中国东西部关系研讨会，杨继绳是特邀专家之一。他写的“东西部关系调查”，在宏观上揭示了改革以后区域经济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引发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并由此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稿子以《棋手正在更迭》、《大地没有万里平》等题目，发表在《瞭望》周刊上，如同一幅中国当代经济生活的解剖图，使人明了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格局。不仅一些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通读者反应强烈，连许多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专家也啧啧称奇。 

在这10年中，杨继绳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调查与研究专著。80年代初，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成了一个还未引人注目却非常关键的社会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已经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技术市场。而杨继绳已经开始报道并加以研究，继而完成学术专著《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30万字的书是中国技术市场学的第一本专著。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整个90年代的10年。杨继绳说：“1988年我调回总社。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90年代以来，杨继绳回到新华社编《经济参考报》，多年记者生涯培养起来的理论素养，使他以经济学者的身份驰骋于现实，写下了400多篇关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评论。这些评论，多由当时的现实而引发，但结论却有着长远的警示作用。 

或许如此，杨继绳从不把这些评论作品看作是“易碎品”；当年的读者也依然记得读这些评论的震撼。2010年，在出版社的怂恿下，杨继绳将这400篇作品进行筛选，选出120篇，结集为《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一书出版。为他作为新闻人的第三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