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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十年河东》 

杨继绳亲身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的两种政治经济体制，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因而，《三十年河东》所收录的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而且主要针对改革中的问题。全书从银行漫淡、股市浅说、财富流动、财政随笔、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当代老板等十几个方面，对中国改革的过去和未来作了深入思考。 

杨继绳说，从400篇选120篇，选择的标准是“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的确如此。捧读书中的文章，“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袅袅烟雾，时常在周身缭绕。 

1993年2月，杨继绳写下《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其时，借助邓小平南巡的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市场化经济鼓与呼，自然不错，但也出现了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官员“下海”经商的热情。 

这种热情在杨继绳看来，是一个“换饭碗”的过程：先造一个“金饭碗”，用“金饭碗”换国家干部手上的“铁饭碗”。所谓“金饭碗”，就是让党政官员出来办各种经济实体。这些经济实体里工作的官员很多人开始时一身二任，逐渐和政府脱离关系，最后完全变成了商人。这种换法的背后，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力经商：“过去的物资局变成了物资公司，它既有管理权力，又有赚钱的目标，这就很容易用手上的权力来实现经营的目标。” 

从这样一个端倪，杨继绳敏感地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实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去踢球，球场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1993年，权力介入市场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民众尽管有些感受，但还只是以“官倒”一词来轻描淡写。那时还没有出现以权谋私的胡长清之类的人，也没有出现权色交换的杜世成之类的人。杨继绳所言的“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在10年、15年后却成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的大案、要案中的多数。 

一个杜世成，基本实践了杨继绳所指出的这三种交换。“权贵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等诸如此类在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词和现象，基本上也是这三种交换的存在而产生的。而杨继绳断定的“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的结局，也不幸而言中。腐败就不说了，但说民怨、沸腾都需要我们用“维稳”这样一个拗口的词来表述了。有道是，预言比现实更可怕。信夫！ 

因为预言比现实更可怕，所以杨继绳就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不过，他对“大嘴”这样的称谓倒也不反感。2009年，权力和资本已占据了市场的大半，“权贵利益集团”一词也开始流行了，杨继绳的又一篇文章《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再次引起强烈反响。 

这篇文章与1993年那篇文章可以看作姊妹篇。他在文中指出：“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因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这是腐败制度的原因。” 

从1993年至2009年，16年过去了，从权力的三种交换到权力和资本的“恶性结合”，面对这样的现实，相信杨继绳在写作此文时一定与读此文的读者有着相同的感受：“今夕是何年？”今人有诗云：“三十河东四十西，可笑当年论高低”，可是杨继绳的《三十年河东》，让读者一点也笑不出来。  

杨继绳的文章标题很有特色，似与他聊天中的“知其然”。与他聊天，结论性的话语常常一针见血，他的文章标题也大致如此。论述中国股市的文章，他用《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论述经济增长模式的文章，他用《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等等，不遮掩，不虚拟，直奔议论主题。记者的行事作风，学者的思想轨迹，使这部《三十年河东》不仅好读，而且耐读。 

在新闻界有一条“行规”：新闻人不能是代言人。而从事了30多年新闻工作的杨继绳，现今倒被认为是新闻人中的代言人。原因无他，一个新闻人的正直和良知使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杨继绳给自己定位是当一个“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做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这本《三十年河东》，自然会成为他这番话的注解。 

旧闻生涯 

我与杨继绳认识，是在1997年，他还没有到编辑部来。那时，各家媒体都在为第二年的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活动作选题。在一个小会上，他和我都在。他谈到20年改革开放，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1998年，上下两册《邓小平时代》推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以我当年的眼光看，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不是所谓史家作品，却从一个新的视角超越了史家的水平；第二，全书没有正规史家的套路，大多是他对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史料充盈，被人称之为“一本有用的书”。后来，我问杨继绳，你说自己做新闻和旧闻，这“旧闻”是不是就从这本书开始的。他点头称是。 

从这本书后，杨继绳开始潜心进行旧闻的采访。到2000年他和我成为同事后，利用《炎黄春秋》广泛联系老作者的资源，马不停蹄地进行采访。我也采访，但与这位六十多岁的人相比，真是汗颜。 

杨继绳的采访，是全面撒网的采访。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每个侧面，只要能找到人，他都要进行采访。在采访的基础上，他将《邓小平时代》一书进行修订。在长达五六年的修订过程中，我有幸多次读到修订稿。杨继绳说这是征求意见，但对我来说，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后来，我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这其中就有他的影响。 

全书完稿后，杨继绳将书定名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再次分送几个好友征求意见。我读后，对于他序言中论述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脉络提出了一点看法。我说，你叙述的脉络非常清楚，如果再有一个形象的词汇予以总结，或许更好。我提出了一个“双峰政治”的概念，他非常虚心地接受了。这本书出版后，成为研究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标志性作品。 

在修订《邓小平时代》的同时，杨继绳还在做着另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自己的父亲立一座墓碑。在他的家乡，当了大官荣归故里的，都好为祖先修气派的墓碑。“我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即使人没了，这个文字碑还留得住，留在图书馆里。” 

杨继绳的父亲死于1959年，是那场灾难中被饿死的人群中的一个。杨继绳至今还保留着清晰的记忆：父亲深陷的眼窝，松驰的皱纹，干枯的手，身上每一处凸起的骨骼和凹陷的皮。当时他从县城中学赶回家，把从食堂领的3斤大米煮成粥端到床边，父亲已经无力吞咽，他是在刨树皮时感觉饿得不行、想去买些盐冲水喝的路上倒下的。满心懊悔的杨继绳将水缸挑满，把地里已很稀少的野菜刨了些回家，在床边尽心服侍了三天，没能留住父亲。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这段“旧闻”的直接动因。 

杨继绳用差不多10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访了上百位当事人，记了10多本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写成《墓碑》一书。讲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三五年间，中国人饿肚皮的往事。 

一般的社会评价和议论认为，《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补了大陆史学界对3年大饥荒这段历史的研究空白。“中国现代史学会”认为：“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著作。” 

《墓碑》出版至今，在海内外获得很高赞誉，同时也遭到少数人的质疑甚至谩骂。曾有极端人士致电作者，发出人身威胁，声称“胆敢诬蔑……要取下你人头”。杨继绳很遗憾地说，迄今除了上纲上线的骂街与人身威胁，没有收到学术探讨性的有力挑战：“我愿回应有分量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