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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原的客厅里看书。 

“宋静茹写写你师父吧!”有几次师父粗声大气地提出要求。 

“等你死了我就写。”每次都答得嘎巴溜脆。 

他嘿嘿一笑，挥挥手，这事就算过去了。 

私下里跟姚喜说：“等师父死了，就狠写一番他的糗事情事，尽情玩笑。题目便叫做《马先生外传》！让所有不熟悉他的人愕然，洞悉内情的人看了只顾莞尔，就想不起来掉眼泪了。” 

“你又不见得活得过他。”姚喜嘻嘻一笑。 

那时的马原，气壮如牛，声若洪钟，生命力和荷尔蒙同样过剩。人都看他开宝马住大房子，教书写字，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他的志得意满是啤酒倒满酒杯再盛不下，浤浤汩汩泼洒出来那种高兴；相形之下，他的不快是所有生命力爆棚到不行的男人的自我折磨。那时的马原身边人来人往，鸿儒白丁混杂，当中并不乏好笔头。谁要下笔去白描勾画这么一个壮汉都显得有点自不量力。 

徒弟们当面恭恭敬敬叫师父，背后调皮嘻笑，谈起他都喊“大块儿”。这个“大块儿”不是“大块头有大智慧”的大块，而是“好大一块儿”的“大块儿。” 

他存在感极强，沉默的时候像头大动物，雄辩起来像是发动引擎的战车。不吝对任何挡住他视野或者妨碍他思路的东西发起进攻。生活和他发生交集的人，很难不去重视他的观点、他的态度、他的存在。他是占据我们生活空间的好大一块儿。 

所以当姚喜打电话告诉我，“师父病了，初步诊断是肺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里有好大一块轰然塌了，声音吓自己一跳。打电话给他的时候，竟然有了哭音，一声师父叫得自己心也慌了。 

好像糊里糊涂就跟马原成了师徒关系。梳理起来大概是这么个情形：一次跟《萌芽》有关的会议见到了，他正在给自己物色研究生，穿着黑色的皮夹克挥舞着黑皮本子找人谈话。恍惚记得当时苏童、余华手里好像都有这么个本子，似乎也都留了电话。 

不成想隔几天竟真的接到马原的电话，一开口就是，“怎么还没把作品给我发过来？说好的事情怎么不算数。”恰好手里有两篇刚写的中篇小说，即发送过去。后来我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实习，被安排和社里一干女性人等去平遥欢度妇女节，行至王家大院，接到他的电话。 

至今仍记得当时师父在电话里表现出的热情，“刚看完你写的《无邪》，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彼时我正站在一个高点，冬阳瑟瑟，视野下的层楼叠院像是曝光过度的虚影，一点血色也无，愣愣怔怔，电话里的事怎么听也不像是真的。第一次认师的事就这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