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文

在《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中，赫塔·米勒如此描述自己身处的语言环境：“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由于写作容易招惹无辜是非等缘故，母亲斥责她，母女之间“因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祖孙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处一个庭院，沉默着擦肩而过。”

这种诡异的家庭氛围，原因恰恰是因为自己懂她们的语言，才导致她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因为同样一个词组或一句话语，两代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解释方向，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倾向，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确态度。当同样的话语遭遇不同的精确态度时，又或者当母语词汇面对其他语言时，她总感觉“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当然，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真的“坐着别的眼睛”，“因为人流中总有注视着你的眼睛”，查视着她的一言一行乃至一词一语。

无论是现实的尴尬还是家庭的困境，抑或是写作之后遭遇全村的唾沫，赫塔·米勒曾经试图寻求调和之道：她“挑衅赤身迎面而来的无常，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也“曾试图融入周边的环境，让它打磨我，把我损耗、肢解到无法复合，如今看来这几近乱伦”。她既渴望像绝大多数一样能够进行“正常的交往”，但又总是将它拒之门外，因为内心逼迫着她“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达到心如止水，却又无从做起。”说到底，对于常人所认为正常的事物，她无法看见它们的正常之处；在她眼里，他人生活的正常姿态，正常得太不正常了。

对待同一事物总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这种认知的隔阂让她无法从容于生活：越是看似熟悉的事物，越是带给她陌生化的感受；最终，在左支右绌的纠葛缠绕下，自己也变得陌生起来：“我们使用共同的物品，心却孑然离散。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无须用说话提示自己的存在。”在她看来，朋友们“不懂得风景中孤独的痛苦，不理解对无法承受的瞬间公开的清算，对所有事物保有一种中庸的标准和客观的目光，永远不会去苦思冥想什么词语问题”。

然而，人终究需要说话。只是，语言有时在现实中显得多么的无能：“沉默可能让朋友产生误解的地方，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经验与词语无法兼容，因为现实会嘲讽她写下的字词，不同的人将之裁剪成不同的形状：对于赫塔·米勒来说，“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当她想找个人聊天时，“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

让她感到可笑的事，不仅是日常生活无法与人正常交流，还有自身无法正常使用词语进行写作。由于“事件在发生时，无法容忍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词语”，最终“我知道的永远比我能说出的多得多”。写作乃至说话，都是“在泄密与保密之间走钢丝”，阅读时刻产生的诸多感受无法以字示人，只能在头脑的迷失中默默地开启诗意的震撼，但这种震撼很容易将心思给泄了密。在对内心进行保密便是保命的现实境遇中，“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所以，不仅写作是沉默的姿态，阅读的姿态亦复如此：“句子在大脑中干了什么，不会示人。”

当然，“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不过，赫塔·米勒肩膀上扛着的脑袋，并非“只为了雨淋不进脖子”。她无法像日常劳作后累瘫无言的村民们一样，身强力壮时精心养护着庄稼，双腿一蹬后再将自己埋入土中等待着庄稼把自己吃掉。她发现人如果只一心想着如何种好庄稼，在重体力活将体力消耗过度之后，不仅“在劳动中荒废了说话的能力”，甚至等我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之后，也同样会忘掉所有词语。

无论是日常的失语，还是现实的无言，她深深地感受到这么一种状况：“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那些本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词语，就像不存在的和已存在的生活一样，都会随之纷纷陨落凋敝，最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用于精确表达我们对生活日常的思考。因为“内心的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而这也是最让她恼羞成怒的生活形态：“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

不过，大脑直觉产生的感受，或许还有机会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它的命名，却也可能在课堂中就被阻隔，甚至在皮肤尚未被生活磨伤之前，它便已如绝经一般早已绝迹，更可能在成人世界的记忆中，果断干脆地被轻易剔除：“如果思想用于说话是错误的，沉默作为一种内心态度则可以异常平静地在头脑中持续一生。”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将自己忽略掉，发生事情比事情总发生在自己身上要轻松得多。”

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处世态度，群体之间的沉默也不再尴尬：“大家根本不想说话，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用目光将他人怀抱。”因为，在沉默的废墟上，“人不再是感到害怕的人，而是成为被恐惧带走的人。”在连爱情都可能在向爱人鞠躬时露出尖锐匕首的日子里，“人们应放弃对他亲眼所见的信任”，“天性中的固执使人热爱生命，让每一天过得有价值，学着热爱生活。告诉自己要活着，尤其这一刻我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至于从小到大被教育追求的“生命意义”，对它的追问反而成了迂腐的反讽。

不管是事情发生在谁人身上，事情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此时若想过得快乐，连罗兰·巴特告诫的“隐秘生活”也无济于事，更多人选择与周围的事情“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不让自己在现实中照见自己，而是条件反射式地将事物及其承受者之间的关系迅速解释成“理所当然”：“当人们不为自我存在时，它是完美的呵护”，否则一个人倘若不间断地身陷于自我感知之下，就会让内心感觉是在“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进而，“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当大小远近虚实真假的事件袭来却没有砸中之时，赫塔·米勒说，此时的人们或许可以借助“幸运”来自我安慰，但不可借用“幸福”来解释。因为，“幸福”是持续的和内心的状态，“幸运”是一时的和外在的偶然。不过，无论是后知后觉还是即时祷告，只要人们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也依然能够体验到某种强烈的幸福感。只是，它是“幸福”的反面；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让人瞬间获得，只是为了印证“幸运”而已。在赫塔·米勒看来，拥有疲惫神经的人，可以临时抱持幸运之神，却无法获得“心灵幸福”，因为“空气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事”。

这种无法获得心灵幸福的疲惫神经，往往因与周围的事物与过往的记忆缠斗而起：“事物在出击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过去，通过当下把过往推向顶点。”对于赫塔·米勒来说，哪怕离开伤心之地，“过去的人和事在记忆中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不会走向它的反面，而物品却相反，它们从过去的事件中时而诱发恐怖的可笑，时而诱发荒谬的忧郁，事后再为它们披上另外一件皮肤，在描述时可以不加轻视地对它使眼色”，“在每个细小的姿态中都会见出深刻”。然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动作权斗消失殆尽”：要么“投入无尽的劳作，试图在身体的极度疲乏中忘掉痛苦”，要么“整日泡在酒精里无法自拔”，生怕舌头出现偶然的失误，不如“用埋头苦干遏制内心思想”。

那么，现实无法赐予幸福，阅读是否能够呢？赫塔·米勒用自身的经验作为言说的对象，直接刺穿了天鹅绒般甜蜜温柔的心灵鸡汤。身为作家，她承认阅读能够带来精神的支撑：无论是分析评论，还是诗情画意，都能够查对见证我们自身的生活境遇，这种印证使得我们不再孤独沉默；然而，“书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无法为自己创造幸福是一种什么状态。这就足够了，我没有指望一本书能带给我们更多。”言下之意，阅读带来的想象与对照，能够告诉读者这么一件事：一个人无法拥抱幸福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甚至，阅读不仅无法赐予她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了更多的恐慌，阅读的想象给日常生活带来假想的恐惧。虽说是假想的恐惧，当它与人纠缠不清之际，赫塔·米勒清晰地认定它并非单纯的幻象，“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一样对我们发生作用。”而且，阅读带给她的感知力，总是在不经意间的日常生活中闪烁而出，鲜明地印证着萧沆曾说的“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最接近真实的存在”。

当然，也有很多人能够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在世界读书日或图书馆讲坛上，向座中之人宣告着读书之妙如何开启众妙之门，但在赫塔·米勒看来，“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却“没有一本让他们对非自由有点滴的领悟”。尽管“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但真正能够使用的词汇量远远少于自身拥有的词汇量，因为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导致词语的凋敝。再者，词汇的使用，话语的表达，本身也需要悲壮的勇气，而他们早就长期练就了沉默的勇气——在他们的生活中，沉默比说话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沉默也好，说话也好，不唯独大脑的意志，也是嘴巴的意志。不过，也有其他用途，比如吃喝呼吸，还有像赫塔·米勒的乡亲们那样，在了解到她的书所写的内容之后，他们的嘴巴还可以用来朝她狠狠地吐口水。赫塔·米勒说，在词语或话语不足以表达蔑视之情时，口水便成了他们更有力的武器，因为它可以远距离或藏匿着向着你所蔑视之人喷射吐唾，它像极了无能之人在无能之际，将文字表达改成身体表达。哪怕，它无法干掉什么，但至少能像彼得·纳达斯笔下的1968年捷克街头：“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都失灵了”……

然而，在狩猎的游戏里，面对口水的人，并不会像匈牙利士兵那样，“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