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叙拉古

2015-02-14 00:15

罗四鸰

“君从叙拉古来?”1934年,海德格尔在辞去弗莱堡大学的纳粹校长之职后,重返教职之时,他的一位同事这样讥讽道。在学者马克·里拉看来,这是再确切不过的典故了,他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说的便是20世纪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叙拉古难题。

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有一些知识分子成为暴政的支持者呢?对此,历史学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叙述,一种以以赛亚·柏林为代表,认为现代暴政源自启蒙主义,启蒙运动创设的理念“使得在我们的时代,为之牺牲的人们或许比人类历史上为了任何别的理由而牺牲的人都多”。而另一种以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为代表,认为带来暴政的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充斥于现代民主观念中的宗教狂热和弥赛亚期盼。”这两种叙述似乎都可以自圆其说,马克·里拉避开这种两难的尴尬局面,将视野投向了古老的古希腊。

公元前368年,柏拉图再次启航前往叙拉古。一方面,他怀抱着“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个城市表示怀疑。之前,他去过一次叙拉古,认为这个不懂得节制和公正的城市是“没有指望摆脱暴政与革命的无穷循环的”。不过,柏拉图还是被他的学生迪恩打动了。迪恩告诉他,现在叙拉古的统治者不是暴君老戴奥尼素,而是他的儿子小戴奥尼素,小戴奥尼素乐于接受哲学。于是柏拉图再次来到叙拉古,结果发现这位小戴奥尼素不过是想镀镀金,而不是真正喜欢哲学。于是,柏拉图离开了,六七年之后,柏拉图第三次来到叙拉古,因为迪恩告诉他,小戴奥尼素又重新学哲学了。可是柏拉图到达之后,发现情形更糟了,于是他再次离开,再也没有回到叙拉古。

在马克·里拉看来,“小戴奥尼素是我们的同代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他有许多名字不胜枚举: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萨达姆与霍梅尼、齐奥塞斯库与米洛舍维奇。”可惜的是,我们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出现柏拉图。

柏拉图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在哪里呢?马克·里拉指出,叙拉古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抵抗的诱惑——兼济天下。这其实并不没有错,柏拉图为了其“哲学王”的政治抱负,三次走进叙拉古。然而,对于这些怀抱兼济天下梦想的知识分子来说,难的不是走进叙拉古,难的是走出叙拉古,独善其身。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何能做到呢?在马克·里拉看来,这是因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首先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高度的自觉。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对一个人的爱或是对一个理念的爱,就会引致癫狂,从而让爱沦为“恶”的帮凶。只有做到了张弛有度,在智识上做到自我控制,才能到达最高的幸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做到了,而现代知识分子没有做到。这就是他们的分别。

以上这些正是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后记大意,也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在洋洋洒洒点评了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六位令人费解的现代知识分子行为后,马克·里拉提出了叙拉古这个难题,同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20世纪知识分子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他们所持的理论,也不是他们参与或是不参与政治,而是在于他们的内心。若是他们的内心因爱欲陷入暴虐,陷入内心的叙拉古而无法自拔,他们便与暴君没有多大区别。

那么,有没有柏拉图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呢?

有的,在马克·里拉看来,浪漫的天真的“忠诚的”知识分子萨特的论敌雷蒙·阿隆算一个,可是这样“诉诸节制和怀疑主义”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受到致命的攻击和指责,很少有人看到他们身上的冷静和从容,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这才是真正的哲学生活,一种高贵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