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何其难

2016-03-26 00:10

林建刚

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究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埋首于故纸堆,拂拭历史的灰尘,拼凑历史的碎片,需要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这在当代快节奏的多彩生活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段炼就是其中的一位。

段炼先生常将自己的研究发现及心得写成文章,他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发现了蒋介石与胡适的微妙关系(见《蒋介石:日记里“胡说”与“狐仙”》),从晚清外交名臣曾纪泽“一知半解”学英文中看到当时士大夫初学英语的普遍困境,从电影《色?戒》中看出其原典即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

今年,段炼首次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为《读史早知今日事》。这本书既有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探究,也有对西方经典及西方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探寻,饱含对当下的关切与对过去的追怀,“同情之理解”弥漫在字里行间。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书中的第一辑,即有关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部分。感动于作者对那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转折时代里的思想和心态的敏锐观察和细腻捕捉,不过,在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评价上,我与作者的看法有些不同。

比如,对吴晗的评价。在《吴晗:迷乱年代的良心》一文中,作者不同意何兆武与钱钟书对吴晗的反思。他指出,至少在19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吴晗保持了可贵的沉默,就这一点而言,吴晗还是非常有良心的。

我倒不这样认为。

首先,1950年代的吴晗,已经迥然不同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罗尔纲等人,他已然是一个政府高官,早已有了不用批评胡适的豁免权了。

其次,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吴晗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无可非议。1962年,胡适尸骨未寒,吴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胡适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我是基本自学成才的……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一个十足的洋奴”。

1960年代的吴晗,已是高官厚禄,对于当年胡适的雪中送炭,基本全盘否认。想当年,吴晗之所以研究明史,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的建议,当吴晗将蒋廷黻的这一建议告知胡适时,胡适也写信表示支持,后来也才有了吴晗这位出色的明史学者。然而,当他功成名就之后,却一方面否定胡适对自己的帮助,一方面攻击蒋廷黻是洋奴。在这里,作为学者,吴晗的良知何在?

由吴晗,我又想到了老舍,并由此想到了学术界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当一个作家的结局很惨的时候,出于同情心,这个作家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也被人为地遮蔽了。老舍是沉湖自尽的,因死亡过于惨烈,人们大多对老舍有很多高度评价。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年老舍也曾批判过别人。

其实,1949年之后的各种运动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带有两重身份,他们既是整人者,又是被整者,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当这个人以受害者的形象走完人生历程时,人们因为他人生的最后悲剧,往往忽略了他当年作为施害者的一面。这样的话,也很难真正做到知人论世。

当然,在这些历史人物中,也还有不少人令人肃然起敬,比如书中《施蛰存:儒墨何妨共一堂》一文中提到的施蛰存。当年因为给读者推荐阅读《庄子》与《文选》,施蛰存遭到了鲁迅的严厉批判,并被讥讽为“洋场恶少”。1949年之后,因为与鲁迅的这场过节,施蛰存的处境一直不太顺利。不过,晚年的施蛰存倒是看得很淡,他用“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的诗句表达了他对这场论争的态度。

对于施蛰存的风度,段炼先生表达了欣赏之意,这当然值得赞美。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赞美施蛰存的风度,不如反思鲁迅的偏狭。给青年人推荐几本书,就遭到鲁迅如此的攻击,这恰恰是鲁迅的问题。即使鲁迅不赞同青年人阅读《庄子》与《文选》,又何必讥讽别人的推荐呢?由这件事,我又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

1923年,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中国,消息传出后,当时在北大读书的魏建功写了一篇《不敢盲从》,文中嘲讽爱罗先珂是一个瞎子。鲁迅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不妥。他对这种“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疾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给予了严厉批评。多年之后,鲁迅却在小说《理水》中刻意嘲讽了潘光旦,把潘光旦描写成“拿拐杖的学者”,把他研究的优生学理论描述成“血统论”。

魏建功嘲讽爱罗先珂固然不对,鲁迅通过小说来讥讽潘光旦,也并不光彩吧!纵观潘光旦的一生,对鲁迅并无任何不敬之意,却只因为在《新月》杂志发表过文章,被鲁迅视作“新月派”文人,就遭遇如此映射,真是比窦娥还冤。

在《黄裳: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文中,段炼认为黄裳除了是作家、藏书家之外,还是一位浪漫才子,写下了许多“绚烂以至平淡”的好文字。在引用了黄裳书信中的文字之后,作者认定书信中的黄裳洋溢着活泼的文人风流:“读书赏画、吟诗作赋、看电影,赏美人、乃至月旦人物,真是咳唾生珠玉,如同彩色花雨一般,挥洒着他的才气与多情。”

这些文人风流的一面,固然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当年在《古今》杂志写文章、1940年代通过歪曲胡适的“过河卒子”诗来攻击谩骂胡适、1950年代通过批判胡适来积极响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也是同一个黄裳。即便到了晚年,想起当年攻击胡适的盛景,他依然大言不惭地觉得“痛快淋漓,今日回想,犹为之神旺”。这样的黄裳,似乎就不可爱了罢!

《汉书》评价司马迁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知人论世,莫过于此。回望这些逝去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思想遗产,我们固然应该继承发扬。不过,对于他们当年的种种不堪,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毕竟,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最后,就书中关于胡适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日期,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书中有一篇《蒋介石:日记里的“胡说”与“狐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钩沉蒋介石的日记,向人们展示了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尊崇有加)与内心世界(破口大骂)中对胡适迥然不同的态度。不过,作者在提到胡、蒋第一次见面日期上似有自相矛盾之处。

文中第二段,作者写道:“从1927年蒋宋婚礼上与蒋介石首次见面,到1962年胡适在中研院会议上去世,两人相交达三十五年。”然而,第三段一开始,作者又写道:“1932年,两人(即胡适与蒋介石)在武汉第一次见面。”

1927年两人首次见面,到了1932年,两人在武汉第一次见面。首次不就是第一次吗?在这里,第二段与第三段明显自相矛盾。胡适与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见面的呢?

这个问题,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是1932年。1932年11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第632页)

不过,胡适在日记中的这个记载似乎稍有问题。同样也是在日记中,1928年5月18日,胡适还在日记中写道:

我同稚晖先生自从去年蒋介石婚礼那天一见之后,直到今日始得再见。(《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第136页)

蒋介石结婚是在1927年12月1日。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吴稚晖全程参加了蒋介石的婚礼。当时,胡适与吴稚晖见过面,也就是说,胡适也参加了蒋介石的婚礼。至少,在这一天,作为参观婚礼的人,胡适是看见了蒋介石的。既然如此,为何胡适在日记中写他在1932年11月28日才跟蒋介石初次见面呢?

原因很可能是:蒋介石婚礼时,胡适看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却没有看到胡适。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当天,宾客不少,胡适夹杂其间,想必蒋介石也未必认识。因此,这一天的相见,两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相识。因此,这次见面,在胡适看来,算不上是见面。所以,严格来讲,胡适见到蒋介石,应该是在1927年12月1日的蒋介石婚礼上,但两人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则是在1932年11月28日。毕竟,1932年的这次见面,很大程度上是王世杰从中牵线搭桥刻意安排的,两人对这次的见面都很抱有很大的愿望,并为此都做好了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