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

札记的写作精神

中国古代学人留下的文本，札记体占据着极大的比重。大学时，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偶然下载到了“历代笔记小说1000部”，有事没事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读过”这些“野狐禅”图书。尤其那几册《悦容编》、《谈美人》、《美人谱》、《美人书》等小札记，每每卧谈咸湿之事，古代文人对女人的“病态”审美观念就成了我在朋友面前“巧言善辩”的谀舌诡辞。在女权主义欠发达的年代，着实让我过足了嘴瘾；如今怕是不敢再度援引此中一二了。

古代好学之士，必置札记册子，以记读书思考的灵光乍现。札记小言虽也有“无意插柳”：“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但更实属“刻意经营”：“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

在灵光乍现的性感时刻，随手记下的札记小言，精粗不一而价值有别；然而，不管是粗制品者，还是精制品者，“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列章节论述札记文体：“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极满意之资料，不肯勒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白天课以札记，“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由于课堂教授进步思想，以致于学生放假时，“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如果借助潇湘某人名言，此即“借札记反动是为一大发明”。当然，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各章节之间本身也可视为札记连载。

从微博时代到微信时代的言说民主化时代，人人皆可随手札记，以致于废话连篇而口水泛滥，微短小言因过度盛行而生命死亡。犹记微博初兴，有好事者将微博体追溯到孔夫子，借此大言古代微博体早已兴盛流行，而不知札记小言“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将“微博语录”当做呕心沥血之物来看待的顾炎武，“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历三十余年编次而成《日知录》。陈寅恪也是札记爱好者，陈氏文集编撰者蒋天枢就说：“先生生平所著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之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后来著书之蓝本。”顾颉刚一生勤于札记，六十多年积累了近二百册笔记，共计五百五十万言。

再如前不久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钱锺书，私人藏书并不多，札记册子却是海量。杨绛在《钱锺书手稿集·序》中将之分为“外文笔记”、“中文笔记”和“日札”三类，其中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中文笔记在极端年代为避祸有所毁，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管锥编》的成书，就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札记，于《容安馆日札》中取材甚多。可见，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也因此才有通观诗话的《谈艺录》和钩沉典籍的《管锥编》。相对于高头大章的陈言空话，他更乐意记些被后人批为“鸡零狗碎的小东西”，披沙拣金，锥指管窥，宁愿写写“木屑竹头”。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随笔散文的传入，古代札记体的形式也随之而变，体例进一步泛化，随意驳杂而包罗万象，多以议论杂说、考据辨证为主，而兼记述见闻、叙述杂事。当下撰写札记小言，大抵八卦之事方能流行，如传诵一时的徐晋如《红朝士林见闻录》；非八卦类学人札记已难得速食者青睐。或许，札记体真是落伍之物了。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顾颉刚的札记体《浪口村随笔》就被运动小组批判为“此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也”。钱锺书当年的“不耻支离”精神，在当下恐怕要被人说成是“不学无术”的幌子了。这让我想起文坛的某种认知。当下文坛有种不言而喻的认知现象，那就是一个作者若没有大部头，就不足以为世所道。可见，好大求全的心理不仅仅在于“国有”、“国营”；大数据时代，以字数论英雄，已是国人判断的不二法则。

札记中的王晓渔

周作人说，不要轻易带人进入书房，否则会把自己的内心暴露给别人，一眼就被人看穿。王晓渔的《雪夜闭门》，主要围绕购书与阅读为主题的随手札记，非常坦诚地呈现出了他的精神世界及其意趣取向。比如，其多次谈论之书与重复购买之书，直接暴露了他的思想世界，比如兰德、卡波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还有比如外国诗人的文论选比诗歌对他的影响更大，还有诸如将新闻与思想进行贯穿联通的短札，都见证着王晓渔内心的精神世界。

下转 40版

上接 39版

在这本札记中，记录了王晓渔对书的爱恨情仇，常如版本目录学家那般爱恨交织。王晓渔并非闻书即喜的书痴，如同研究当代版本的版本学家，目光如炬地烛照当代出版生态。让人读完这本札记之后，心生从此不敢与他谈论图书，尤其不能向他介绍图书的恐惧感，尤其是他对译本的苛刻。

由于翻译界的尴尬与混乱，导致有些译本“即使让天才读者来读，到最后恐怕也会读成候补傻瓜”，尤其在诗歌翻译方面，在大学教授诗歌课堂的他，“宁可阅读那些尊重诗歌的节奏从而放弃韵脚的译作，也不愿译者亦步亦趋，把译作翻译得像打油诗一样押韵”。还有选本或全集的编撰，与王晓渔同样感受，近些年王小波全集的编撰最让人无语，隔三差五出一新全集，佚作迭出而永不穷竭，导致全集版本永远不敢轻易下手，活生生把“王小波门下走狗”逼成“王小波门下鸡肋”，不知这是王小波文字确实难寻，还是有意为之？不管如何，王晓渔偶尔记下的这些购书小事，以“有事生非”之举，做“不刊之论”。

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晓渔“读书”的方式，如同德里达以组装的方式拆毁书籍，对图书形态进行形而上学的解构。从书名到封面，从定价到版权，从序言到内文，王晓渔都做到言之有物，管锥着作者或编者的一些小动作。在封面方面，王晓渔谈论袁鹰同志《风云侧记》的封皮与内容之间给人的阅读差异，如同作者自身的内外之别：“被封面设计吸引，护封内侧影印了1949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黑色标题透过薄薄的护封映衬出来，与封面上报纸头版的红色标题形成对照。但从内容来说，这本书实在让人失望……没有任何反思力度……依然是歌颂领导如何平易近人……”再如张思之《我的辩词与梦想》的目录，王晓渔写道：“虽然仅仅是目录，缺失了相关内容，依然让人过目不忘。”古代目录标注存目，很可能是文章散佚他处而不可寻；当下目录标准存目，作者有存稿而不得上，也算是我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对于某些图书的序言，王晓渔并不谈论序言好坏高低，而是从序言来谈论社会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格利佛游记》，生于2001年的译者序，而依旧保持1971年的火力。”再如三联书店的“民权译丛”，其中《结社：理论与实践》前言：“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译文集的出版有些滞后，这使得参加本译文集又希望及时参加年度职称评定的青年学人比较恼火。我自然理解他们，也希望获得他们的谅解。”王晓渔“心生遗憾”：署名为“中国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课题组，让人非常遗憾地无法得知“比较恼火”的“我”和“他们”是为何人。这些寻章摘句出来的小吐槽，管锥着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

王晓渔的书评历来得赞，在这本书中，王晓渔采取札记类小书评，三言两语点评图书。即使并非常见的书评方式，但依旧是建立在庞大的阅读量上，以精妙的文字来谈论一本书，有时甚至延伸到其他问题上来，信息量造就的语言密度让人获益匪浅，给人事半功倍之感。有些偶然出现的句子，让人心生一探究竟之感，传递的信息足见作者功底。比如谈到陈旭麓：“如果没有他的火力掩护，茅海建等能否在近代史研究中别开生面，恐怕还是个疑问。”再如谈到林贤治：“我对林贤治写的书毫无兴趣，甚至有负面印象，但对他主编的与鲁迅无关的书大都感觉不错。”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札记或单刀直入，直击题眼，但王晓渔的札记体几乎皆为标题党，十分看重标题的作用。看得出来，这些短札的标题是故意“使坏”，这就使得札记与标题之间更耐人寻味，阅读之余会心一笑。当然，札记体因其内容驳杂而无法在一篇文章中道尽。总体而言，这些短札绝大部分采用不失温和的反讽语言，让人在阅读之时都浮出他那严峻的“坏笑”，偶尔略带米沃什所言的嗜血式批评，正是当下文坛难得的不轻易抱团、不随意吹捧的自由独立精神的体现。

除去简短的摘抄加上简要的自我随想外，札记体还能包含更多的内容。这种笔记式写作的广度，能够在正式文章之外展现一个更加立体的作者形象。因为正式文章在言说时的顾虑比札记体更多，这就导致正式文章往往在某种程度上的“阉割性”，而札记体由于其无所不包的内容含量，使得正式言说之外的作者形象得到重塑。故而，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之建立对话，在获取知识之余，也能感受到王晓渔的精神世界。

言说的有效性

札记体的写作，看似简单，倘若亲力亲为，便知其难。由于札记体简要而不简单的写作风格，使得札记写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庞大的阅读，二是卓越的眼光。前者需要高度的沉潜精神，才能做到百里挑一；后者需要高明的狠毒视角，才能做到百里札一。即使是简短的摘抄，也涵盖着摘抄者的发现、趣味及其思考，借他人话语呈现自己的视角，从而阐释自身的思想，而非简单地某种趣味性读书笔记，或格言警句式简单摘录。

当下的写作，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媒体文章，都受雇于奥登所言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专断钳制：学术论文必须长达多少字才算论文，媒体文章因版面之故而必须在有限空间之内进行删减。这种受雇于专断形式的写作，导致文章所呈现的内容与作者内心的思考无法对等，要么被迫省略或简化，要么不得不在版面一半之处继续“不惹人注目地把内容填塞到文章里去”，造成废话连篇；要么就是陷入体系化的论说，在“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让文章变得死气沉沉甚至错讹百出。无论因字数要求，还是因版面限制，受雇于形式主宰的写作方式，让言说在被迫与主动之间陷入异化，使得言说的有效性大大削减。

身在高校的王晓渔，不玩高头大章的学术论文，反而对这类鸡零狗碎的事情孜孜于心，一如他当下面对公共事务，困知勉行于短小精炼的微博书写。在这个对着公共喊话便可轻易赚足名利的时代，王晓渔鸡零狗碎的公共言说，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关注，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言说欲望，但他依旧坚守在点到为止的字数之内，这正是言说有效性的体现。不然，当年文章遍地开花的他，完全可以随手成文，继续名利双收。奥登当年因为缺钱写过很多约稿，最终在润色成书时，去除有限言说的剩余部分，将文章删减成笔记。对此，奥登以读者的心态说道：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

王晓渔这本札记书以《日知录》似的笔记体，写于BBS时代；从BBS时代到微博时代，王晓渔几乎不发空言陈话，反而对木屑竹头赋予极大耐心，如同对待事业一般认真。在时评写作的黄金时代，他也曾借助时评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今时评已成明日黄花，在这个书写泛滥的聒噪时代，他选择到鸡零狗碎的事业中去寻求庇护。

从这本札记体可以看出，王晓渔是个有心的读书人和思考者：读书常有疑，译本有所比，阅世有所思，信手记之，如同日札。在细枝末节上“作梗”，小处着眼发妙论，寻章摘句，指误纠谬，讽喻世事，臧否人物；或新闻时事的摘编，或前后翻译的对比，直击官方话语修辞术，力道遒劲；或因偶然读到某文小事，又拈来另一小事，让书写对象在两个小八卦中左右互搏，极具反讽，细处看人，小八卦能见真人；或记载阅读时灵光一闪的精言妙语，或有不为常人所注意的些许短句，特意摘抄出来后，则让人“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任何小侧面都能反应时代风貌，如一言一行能证人心。

由于现代媒体的版面形式，对我们的阅读思维进行了无形的规训，导致我们对于充斥废话的长文丧失了批评的敏感，反而会轻易地认为当代写作者出版札记体是一种骗钱的行径，而忘记真正骗钱的行径是那些言说过度剩余的出版物。当下出版札记体就会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因为我们习惯于字数与价格的正比例关系，而忘记了价值与字数之间并不构成比例关系，它只取决于言说有效性的多寡。所以，王晓渔记下的这些信息碎片，读者与作者之间如何对话，决定了这种札记体碎片的价值几何。当然，这正如王晓渔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有时，写作只面向少数人，却是无限的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