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

19世纪西欧人开始探索中东，诗人亚历山大·金莱克告诉大众：“英格兰低地和旷野不再吸引你，你会向往游学旅行，期待到东方。”神秘的异域拨动西方人的心弦。“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成为一种风尚，被工业革命抛弃的英国没落贵族，从土耳其人身上看到了统治民族的高贵自信，这种气质胜过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市侩铜臭气。欧美先进国家对东方的玫瑰色幻想，代代相传。《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的作者帕特里克·贝尔福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祖上亚瑟·贝尔福担任过首相、外交部长，参与一战对土耳其的相关事务。家族的东方情缘传递给下一代，帕特里克在二战时期赴英国驻开罗使馆任职。1947年他游历中东各国，写有多部著作。在风格类型上，《奥斯曼六百年》（1977年著）属于孔子所说的“文胜质则史”，文笔如同波斯地毯上的花纹那样精美，掩盖了专业素养的缺憾。

英国史学有着贵族博雅传统，贝尔福受浪漫主义影响，过分夸大苏莱曼等君主的贤明以及宗教宽容政策。然而旧学术的遗风余韵，无意中迎合新左派对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批判。“文艺复兴源出阿拉伯”、“十字军东征血腥罪恶”的论调漫溢，奥斯曼的制度优越性也遭到高估。

奥斯曼不曾闭关锁国

起初，西欧对土耳其没有好感，毕竟他们是野蛮的异教徒。自奥斯曼从边鄙部落崛起以来，地中海在翻涌、在沸腾。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维也纳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新月与十字架竞相交替。

东南欧数百年的冲突征战，在国际社会造成“巴尔干火药桶”的刻板印象。西方人的反土情绪在1822年升至顶点，当时奥斯曼军队攻占希腊的希奥岛，杀害两万多平民，《自由引导人民》的创作者德拉克洛瓦描绘了该事件，间接触发了英法的外交干涉，协助希腊成功独立。

浪漫主义者拜伦的希腊之旅，带动了探访东方的热潮。西欧人以为巴尔干是宗教战争的前线，到了之后却惊讶地发现社会气氛异常宽松。有个英国人游访马其顿西部，问当地农民信什么，他们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一边回答：“我们信先知穆罕默德，但同时崇敬圣母玛利亚。”

希腊人模仿阿尔巴尼亚的装束打扮，土耳其商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克罗地亚的婚姻市场上，漂亮姑娘宁可嫁给突厥人，也不会嫁给信奉正教的牧羊穷小子。奥斯曼军队流行一种独特的风俗，士兵如果碰到投缘的俘虏，他会尽力营救，两人不顾种族、宗教的分歧，同吃同住，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住在雅典的穆斯林碰到长久干旱，会到帕特农神庙祈雨。曾有一位总督为了建造清真寺，炸掉宙斯神庙的一根柱子，这个官员因此撤职受罚。

保持宗教现状是奥斯曼的基本国策之一，东正教、东仪天主教、基督一性论派各家教会和谐共存，在鼎盛时期，异教徒曾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五百年里苏丹秉持“无为而治”的态度，只有两次（1517年、1647年）认真考虑过强迫改宗事宜。其实用不着行政干预，基督徒主动皈依还来不及。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的首都）被土耳其占领后，超过四万信众背弃了耶稣，改投伊斯兰教。

跟开明的奥斯曼相比，天主教国家的手段粗暴而无能。威尼斯曾一度占领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强行推广拉丁教会的仪式规矩。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教友比外族夷狄更可恶，1715年伯罗奔尼撒人箪食壶浆，以迎土耳其王师，回归奥斯曼“祖国”。此时距攻占君士坦丁堡已有200年，距兵败维也纳有30年，帝国进入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却依旧得到东正教臣民的拥戴。

在拜占庭灭亡后，欧洲人陷入迷惘状态，如果天道公正，为什么蛮族酋长能窃据大统，而且表现得更有帝王风范。谁代表文明，谁代表野蛮？尤其在同时期西班牙排外举动的衬托下，奥斯曼显得更加包容。1492年天主教双王完成“再征服运动”，驱逐了30万摩尔人、12万犹太人。其中部分人移民到奥斯曼，促进了亚洲的技术生产发展。

苏丹从西欧招募一技之长者，通常被认为停滞保守的帝国中后期，政府仍在引进人才。法国的博纳瓦尔伯爵，从路易十四政府辞职，给土耳其的炮兵部队实行近代化改革，匈牙利贵族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设计首都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线。拿破仑未发迹前，考虑过应聘当苏丹的军事顾问，因路途遥远作罢。与俾斯麦并列为德国统一功臣的老毛奇元帅，年轻时来到伊斯坦布尔，训练出一支拥有普鲁士钢铁纪律的新式陆军。

在毛奇离职的1839年，坦齐马特运动开始了（土耳其语Tanzimat，意为“变革”，相当于清朝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的综合，持续到1871年）。大清的国门是在欧洲坚船利炮震慑下打开的，奥斯曼没有闭关锁国政策，始终对西方保持开放，当慈禧用人力拉火车时，欧洲的铁轨已经铺设到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毁了东罗马，也继承了东罗马

如果片面根据宽容标准来判定政体优劣，你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英格兰并不比土耳其更加开明。1856年苏丹公布《胡马云诏书》（Islahat　Fer-mani），不同宗教的信徒待遇一致，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全部向非穆斯林敞开大门。而英国结束压迫天主教徒，也仅仅是1829年的事情，牛津大学一直到1854年才允许非国教信仰的学生入校，剑桥到1864年才授予非国教徒学位。

如果再考虑到统治精英的构成，那么没有一个地方比伊斯坦布尔，更适合少数族裔步入仕途。帝国的海军招纳了马可·波罗的同胞，陆军精锐从斯拉夫乡村幼童征募，摧毁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乌尔班巨炮，即由一位匈牙利工程师建造并且命名。

统治阶层的开放性在大维齐尔(Grand　Vizier,相当于宰相)上面，得到最直观的体现。历史上总共有4个意大利人、9个保加利亚人、14个希腊人、27个南斯拉夫人担任过该职务，而同为伊斯兰兄弟的阿拉伯人只有5个。

然而，奥斯曼的专制性也体现于此。尽管贵为百官之首，大维齐尔依然是苏丹的奴仆，不能保全自己的尊严，一旦雷霆震怒，他的荣华富贵在顷刻间就能消散。“残酷者”赛利姆一世前后斩杀了7位大维齐尔，为了预防不测，大臣在入宫之前，随身携带一份遗嘱。有一个大维齐尔接受职务后，整天提心吊胆，他壮着胆子问道：“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取走我的性命，我也好早做准备。”赛利姆笑道：“我早就想杀了你，只不过一时半会找不到顶替的人选，只能暂且留着你的脑袋。”

在英国宪制中，国王不可能因为张伯伦犯下绥靖主义的错误，就草草处斩他，也不可能因为印度人尼赫鲁富有才智，就任命他为首相。如果乔治六世拥有苏丹那样的生杀大权，那么上述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

奥斯曼每个臣民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不同样式的头巾，甚至不同长度的胡子，都代表着不同的官品地位。大维齐尔的旌旗装饰有五条马尾，其余维齐尔有三条马尾，地方总督只有两条马尾。外朝大臣穿绿色长袍、绿色靴子，内廷官员则全身红色打扮。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穿着又不同，希腊人要穿黑色衣服，亚美尼亚人穿蓝紫色，犹太人穿蓝色。

一个希腊官员或许蒙受君恩，从而平步青云，无助于整个希腊民族的独立解放。帝王用人不疑、不问出身，跟现代文明国家的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两码事。老毛奇说过：“土耳其人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术、财富等方面都比他们的民族强，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把法兰克人摆在同自己平等的地位。”有趣的是，亚历山大·金莱克多次称赞土耳其人是天之骄子，理所当然地拥有统治民族的优越感。拜伦政治上支持希腊的独立，私下里觉得希腊人奴性强烈，贪图小便宜，不如土耳其人来得豪爽。

土耳其人始终被两股精神力量牵引，一股是蛮族出身的自卑心理，另一股是天朝上邦的自傲心理。奥斯曼的君主对于本族子民而言是苏丹，对于阿拉伯人是哈里发，对于鞑靼人是可汗，对于欧洲人是凯撒法统的继承者。当穆罕默德二世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时，罗马的天命便降临在他的身上，就像女真、蒙古入主神州后，以中原的天子自居。希腊的历史学家把苏丹比作亚历山大大帝，东南欧的诸侯向他朝贡觐拜。

波斯、莫卧儿称呼奥斯曼的领土称为“罗姆”，即土耳其方言的罗马一词。在更东方的亚洲国家眼里，奥斯曼“非我族类”，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太欧化了，充斥了各种肤色、族群的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希腊的教师、犹太的红顶商人。历史上数位斯拉夫女奴当上了皇后，马哈茂德二世的母亲娜克希迪尔来自法国，论亲戚关系还是拿破仑皇后约瑟芬的表姐妹。

穆罕默德二世灭亡了拜占庭，也继承了拜占庭，他接受前朝典章政体，从太监制度到二十级官僚体系一应俱全，如同中国的清承明制。奥斯曼从简朴的游牧部落，迅速转化为多民族大一统的天朝上国。首都一直保留君士坦丁堡的称谓，直到1930年才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苏莱曼熟练掌握希腊、拉丁、希伯来三门语言，他拒绝承认查理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仅仅称查理为西班牙国王。在战斗力最强的那几年，军队谋划攻打天主教世界的心脏——罗马。

苏丹对外采取单边主义路线，他不向欧洲国家派遣大使，也不缔结同盟关系，整个外交结构类似明清的朝贡体系。大清近代化的路途比日本更坎坷，正是因为前者难以从老大帝国，演进为现代民族国家。奥斯曼的转型困境与之类似，即便凯末尔该行共和制，帝国后遗症仍然困扰着土耳其人。1953年时值攻克君士坦丁堡500周年，政府想隆重庆祝，但又担心伤及跟欧洲的睦邻友好关系。

于是一种调和观念应运而生：当西欧还弱小的时候，半文明半野蛮的土耳其占领巴尔干，恰好为他们抵挡了更野蛮的东方部落。用中国人熟悉的案例类比，就是檀渊之盟后，辽国充当宋朝屏藩。在冷战新时代，土耳其再次充当欧洲的屏障，它是中东地区唯一的西式民主大国，遏制莫斯科势力的南下。

当苏东阵营解体后，土耳其迷失方向，它一会儿跟普京勾肩搭背，一会儿强烈反俄，它经常跟在美国后面当个小跟班，然而复兴帝国的冲动又时不时地发作。今日埃尔多安的困局，就在于他找不准自己的定位角色，导致内外交困的危机。

哪家教派法力高强，就信服哪家

帝国晚期的坦齐马特运动里，开明派官员救亡图存，实行军事改革，其中一项是鼓励犹太人当兵。过去犹太人和基督徒不能骑马、不能持剑，生怕他们造反。现在政府打算把武器交给犹太人，以示信任，结果他们宁愿交钱来豁免兵役。

官员把这项军事改革的失败，归因于犹太人的民族性胆小懦弱，只适合经商放高利贷。后来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执干戈以卫社稷，在战争中的顽强表现，不输于任何一个战斗民族；而在伊斯坦布尔治下，他们只能当个二等公民。

犹太人、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自由，是金丝笼中的自由，他们不能僭越礼制，教堂不能盖得比清真寺高，向穆斯林传播福音是大罪。耶路撒冷曾有一个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礼，结果被烧死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

不强制异教徒改宗的政策并不能证明苏丹的宽宏大量，这只是务实的财政选择。他们要缴纳比穆斯林更多的贡赋，多一个改宗者，就少一份人头税。苏丹从本国基督徒臣民那里收税，然后再用高官厚禄，去收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先进技术人才。

苏莱曼大帝在位期间，巴尔干半岛有数十万斯拉夫人皈依为穆斯林，改宗热潮看似波澜壮阔，实则没触动精神底色。他们给孩子割礼时诵读《福音书》，整个斋月期间不守戒律，酒肉照吃不误。改换门庭的人，不关心教义区别，只是为了逃税，还有极少数人改宗，是想娶四个老婆。巴尔干人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上教堂，与中国人到了道观拜三清，到了佛寺拜菩萨的做派如出一辙。

现代人津津乐道于所谓“东方没有宗教战争”，“中国人世俗化，不搞极端狂热”的表象，其实是正统信仰的庸俗化、粗鄙化。佛家在玄奘、惠能那里是法相庄严的，流传到民间却衍生出白莲教各种怪力乱神。

奥斯曼的宗教界呈现类似的生态演化。东正教徒使用写满阿拉伯字母的护身符，土耳其人深信斯拉夫殉道者的遗物，具有非凡力量。1872年罗马尼亚一个村庄传闻有吸血鬼出没，毛拉跟神甫联手作法都赶不走，最后村民请来位黑人术士镇住了鬼气。旅行家伊迪丝·达拉谟问阿尔巴尼亚人到底信什么，对方给了个意味深长的答案：我们信奉任何允许自由持枪的宗教。

哪家教派法力高强，就信服哪家，穆斯林敬拜安拉，同时供奉天主教的圣徒、天使，尤其是圣母玛利亚备受爱戴，地中海大部分水手拥有一个圣母小雕像，土耳其人出海之前会祈求希腊神甫的保佑。

宗教界上层则是嘴上仁义道德，肚腹里男盗女娼。僧侣不学无术，讲解不了经文，敛起财来却大显神通。穷苦百姓智斗毛拉老爷的故事，经过民间艺人的整理，构成《阿凡提》的素材，东正教神甫对金钱的贪婪不遑多让，两派教士信奉同一个财神。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到1918年，仅有四人在牧首职位上善终，教堂内争权夺利的白热化程度不亚于朝堂。

教士阶层的腐败现象在英美新教国家属于罕见，在天主教欧洲尚在可控范围内，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则泛滥成灾。李光耀等威权主义者为掩饰自身没有民选合法性，特别喜爱标榜“政绩合法性”；没有宗教道义感召力的苏丹，也只能标榜“信仰宽容”。

一些西欧人把奥斯曼“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的格局，误解为开明包容，然后再跟现代的政教分离相提并论。他们按照螺旋式上升发展历史观，把奥斯曼史裁剪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开国持续到苏莱曼大帝，诸先王励精图治，容纳各教派，缔造了太平盛世；第二个阶段是多灾多难的17、18世纪，朝廷故步自封，趋向于封闭保守；第三个阶段西化改革开展，开明派人士奋发图强，与宗教守旧势力作战。

整个叙事范式类似“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儒家道德主义，把复杂的政治社会斗争简化为善恶二元对立。这种观念之所以流布甚广，是因为既指明了西欧的进步、启蒙、理性，又夸赞了东方政体的优点，照顾第三世界人民的感情，显得不带有白人至上的偏私，本书即反殖民主义史观的产物。

不过考虑到中文出版界的现状，要找到一本文笔流畅、引人入胜的奥斯曼史实在困难。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过于学术化，佶屈聱牙；杰森·古德温的《奥斯曼帝国闲史》内容本身不错，可惜角度分散，涉及社会、政治各领域，显得眼花缭乱。

贝尔福以时间顺序为纲，讲述帝国兴衰，清晰有条理。征服拜占庭、宫廷阴谋政变、十一次俄土战争、末代苏丹退位，众多事件犹如幻灯片依次播放，场面恢弘气势磅礴。中国人想了解这个遥远的国度，没有哪本书比《奥斯曼六百年》更适合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