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松 宋平

教育脱节

经济观察报：30年前，媒体曾经刊登过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其中“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质问代表了当时很多青年的困惑。把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一些大学毕业生身上，也挺合适。有些大学生上完大学之后，收入甚至还没有不上大学的高，你们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卢晖临：有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像建筑工人、技术工人和一些特殊行业的工人，收入高于非体力劳动者，在国外也存在这种情况。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会目前的薪酬体制没有问题，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都属于领工资的工薪阶层，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结构性问题：劳动者的工资太低。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

郑也夫：工资低，说明市场认为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说明你的生产线和市场需求是不匹配的。目前的就业市场上，一个优秀的泥瓦匠、木工是很抢手的，是市场稀缺的人才，这就是市场发出的信号。我们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硬给白领那么多工资。

经济观察报：虽然经过不断的扩招，大学生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但从占人口的比例来看，大学生数量并不高。在这种前提下，为什么大学生的性价比如此之低？其背后又有怎样的原因？

熊丙奇：这几年大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但教育质量没有得到保证，很多是有大学生的身份，但没有大学生的实质，大学教育在贬值。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使得学生的竞争力不强。

实际上我们大学生的总量并不算多，这次人口普查下来，我们大学生的人口数量是9000万，按13亿人口算，才占7%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占比在20%左右。整体规模不大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证明我们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脱节的。

不能简单地拿大学生和农民工去比较，但从他们投入的精力和经费来讲，如今对大学生来说教育的回报率的确在下降。

卢晖临：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还是“中国制造”，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目前这个产业结构对于更高素质的人才需求还不是特别旺盛。这造成我们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很好地体现。从短期来看，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和经济结构之间也出现了不契合的情况。

有一点还要说明的是，虽然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看上去涨得比较快，但实际上还是比较低的，在2004年之前的涨幅是非常小的。目前这种所谓的“快”，只是对过去人为压低的工资水平的一个补偿。

恶性循环

经济观察报：从客观上来说，已经存在一大批这样的大学生群体，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他们被赋予了“蚁族”的称号。对这一群体来说，他们所处的现实和当初的期望会有巨大的落差，这种巨大落差会对社会产生一种什么影响？

郑也夫：教育生产过度了，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就业市场是很残酷的，这批学生不管是重新再学新的技能还是上培训班，都要面临新的选择和转向。

熊丙奇：首先是他们本身的发展、前途问题。其次是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太低，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的恶性循环。

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回报率低，社会对这个教育的期望就小，学校对自己的教育质量也不负责，最后高等教育的公信力降低，可能有些学生就不愿意再读大学了，甚至会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者偏远地区产生低龄辍学现象。

最终形成一个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可能我们高等教育规模很庞大，另一方面我们大量孩子没有进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的高度，肯定不是以最高的那一点来决定的，而是以学历比较低、受教育年限比较少的群体来决定的。

卢晖临：有些农村地区的家长已经看到这一点，长期来看，后果还是挺严重的。过去通过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渠道，今天由于我们现实层面的问题，向上的渠道实际上不能发挥作用。拼命把小孩送到大学里面，结果发现不能改变命运，家长干脆就不把孩子送去大学，一开始就进工厂。这样一来就使城乡差别进一步固化，使得向上流动本的渠道更不可能走通。

我们的父辈是农民，他的孩子是农民工，这样一个沉积固化的现象，将使得我们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有的社会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但由于有很强的流动性，会缓解这种矛盾。假如今天这种“父辈是农民，子辈是农民工，再子辈还是农民工”的现象延续下去，就没有希望了。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泡影。

打破垄断

经济观察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

熊丙奇：按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趋势，要让大学生能发挥他们的作用，需要社会经济结构也做出调整。比如发达国家，容纳大学生最多的是服务业，而在中国，我们的服务业，在GDP中只占了40%，由于第三产业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大学生，因此学生们只能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去找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和高中生、农民工抢工作。在这个抢的过程中，大学生并不占优势。实际上他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肯定比不上这些第一线的技术工人。所以说他们出现工资低的情况是比较正常的。

卢晖临：农民工和大学生看起来是两个群体，他们背后共同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形成了一个不均衡的、非常失衡的劳资关系。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使得劳动者的力量强大起来，在与资本的博弈中有更多的能力，在一次分配中间，劳动者要有更多的份额。因为从各种宏观数据来看，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多年来是呈持续下降态势的。劳动者的人数众多，但相对于资本来说，力量非常弱小。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选择？我们说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者，但过去的这些年里，实际上各级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强势资本的代言人，今天我们怎样让政府更多地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培育劳动者的力量，使得这种极端失衡的状态得到调整，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郑也夫：大学生多了，找不到工作了，只是市场提供的信号。关键在于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决策部门，都应该积极面对这个信号——家庭要调整自己培养子女的方针，政府要调整自己的政策。

对政府来讲，是振兴中等职业教育的好机会，在大学扩招的进程中，大家都往大学挤，现在发现挤进去之后，就业形势并不好，甚至还不如搞装修的大工挣钱多。

现在政府应该看准这个信号，因为这个信号会作用到家长的，这个时候你只要办起了一些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他们是会进来的。政府应该赶紧有作为。

经济观察报：怎么改变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和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这种问题？

熊丙奇：还是要打破垄断，教育的垄断和服务行业的垄断。比如说教育的垄断体制，导致了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学校之间的竞争性弱，因此高校不是对学生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对经济利益负责，强调招生规模，而不强调教育质量。

像在美国，学生可以自由申请进入大学，可以在大学之间自由转学。学生就是以脚来选择教育，因此学校要对学生负责，因此也会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合理的学科体系。这样才能提供高质量的学生。

另外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现在很多行业，尤其是一些具有服务性质的行业，比如说电信服务，电力服务，出版服务，教育服务，都还处于垄断状态，需要开放。

必须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必然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及调整产业机构，最终形成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郑也夫：高校要把好出口关，提升培养的学生质量。这样会给家长更强一个信号，不是我进去了就能拿到学历。工作压力，学历压力，两个信号加到一起，就能正确地引导家长。这样家长在选择升学途径的时候，也会更理性地考虑孩子是适合大学还是适合学习一项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