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雷耶看来，死扣宪法条文，只会“破坏宪法创设的民主政府框架——这个政府，不仅保护基本个人自由，还允许公民自治，最终实现有效自治”。这里的“民主政府”形式，正符合他对“积极自由”的界定——一部宪法不仅应保障公民免遭政府的胁迫与侵害，更应当赋予公民自治的权利；政府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赋予每个人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 

现任大法官出书坦陈自己的宪法立场，并公开批评另一位大法官的司法理念，即使在崇尚学术自由的美国，也是非常罕见的。《积极自由》出版后，在司法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法官、学者撰文支持，也有很多人提出批评。不过，就连布雷耶自己也承认，他根本不指望说服那些信奉宪法原旨主义的同僚。事实也的确如此，从2005年至今，在许多重要案件中，他都位于少数方，只能在异议意见中发言。毕竟，决定案件胜负的，不是谁的司法理念更先进，谁的法学造诣更精深，而是谁能够争取到关键性一票。 

2008年，“赫勒诉哥伦比亚特区案”（Heller　v.　District　of　Columbia）中，布雷耶与斯卡利亚以笔为刀，就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否限制普通公民持枪，各抒己见，展开了精彩绝伦的正面交锋。最终，由于中间派大法官肯尼迪站在保守派一方，自由派阵营以一票之差败北。在日趋保守的最高法院，布雷耶的见解再有道理，也很难上升为多数意见。历史上，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路易斯·布兰代斯这样的大法官，无论身后声誉多么卓著，在任时也只能扮演“伟大的异议者”角色。布雷耶也曾告诉《九人》作者杰弗里·图宾，如果可能，自己更愿意成为多数方的一员，因为所有的异议意见，终究只是失败者的意见。与撰写异议意见相比，著书立说或许更能传播自己的司法理念。 

2010年，布雷耶推出新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与以往不同，他这次选择的读者群是美国普通民众。在他看来，宪法已经创设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民主政制的有效运作、垂范久远，取决于政府不同分支的协作配合，以及广大人民广泛、积极的参与。如果人民对政治生活完全没兴趣，对司法机关的作用完全没认识，那么，当政府借多数人名义，侵犯少数人权益，甚至干涉司法独立时，民众可能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布雷耶忧心忡忡地指出，在今日美国，三分之二的人可以说出《美国偶像》三个评委的名字，却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能说出三大政府分支的名称，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连法官与议员的区别都不知道。当务之急，是普及常识，开启民智，向广大人民介绍司法机关在当代民主政治中应当具备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为了能让更多人读到，并且读懂此书，布雷耶尽可能化繁为简，用平实、直白、浅显的文字语言阐述观点，并辅之以生动、翔实的史实和案例。他结合最高法院最近五年审理的重要案件，尤其是“赫勒案”、“关塔那摩囚犯案”，认真讨论了法官应当如何解释法律，推动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 

布雷耶首先提出的，是最高法院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法庭上，布雷耶是一位“设问大师”，经常通过层层设问，逼得庭辩律师自曝逻辑漏洞，然后抽丝剥茧，逐步展现自己的立场。在本书开篇，他借一位非洲法官之口，抛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随后，他以时间为线，分别梳理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切诺基印第安人迁徙案”、“德雷德·斯科特案”和“小石城事件”的来龙去脉。布雷耶试图说明，最高法院并非民选机构，它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无上权威，并非一朝一夕确立。历史上，大法官们也会犯糊涂、做错事，而且，当法院判决不被主流民意接受，甚至遭遇总统、国会抵制时，司法的作用将无从发挥。经过几代大法官的孜孜努力，美国的官员和人民，才将遵从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视为公共习惯，司法至上的观念才真正得以形成。2000年，尽管有一半美国人不认同“布什诉戈尔案”的结果，但还是选择尊重最高法院的判决。布雷耶之所以回顾历史，也是为了提醒同事：绝不能滥用人民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否则，司法权威荡然无存的历史可能重演。 

法官到底该如何裁判，才能维系人民的信任，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布雷耶反对死扣条文的宪法原旨主义，也不赞成法院唯我独尊，过度自信，盲目司法。在他看来，对于国会通过的法律，法官应合理推断立法意图，评估预期后果，审慎进行解释；对行政分支的决策，法官在推敲其合法性时，也应适当考虑专业部门的相对专长；最高法院应尊重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民意基础，注重下级法院在认定事实、案件管理上的优势，维护司法先例的稳定性；此外，法官在解释与个人基本权利相关的法律时，应灵活进行价值观判断，用好比例原则，尤其当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时，法院更应竭尽全力，令总统和国会恪遵依循宪法之责，避免出现“宪政独裁”的局面。 

许多美国学者的著作提到“三权分立”时，往往谈分权制约多，讲分工协作少。布雷耶认为，最高法院与白宫、国会、各州、下级法院之间，或许存在紧张关系，但绝非截然对立，法官必须认可并尊重其他政府机构的职能。只有统筹考虑自身及其他机构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最高法院才能使司法工作更加有效，才更有利于创制一个切实可行的民主政府。读到这些内容，恐怕就不难理解，布雷耶大法官为何会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参加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我们也借此了解，这位顾全大局的法官如何“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