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此书，我被作者开启民智的良苦用心所打动，也意识到本书对当下中国的价值，所以很快请出版社联系版权，并着手翻译。需要指出的是，从可读性上说，本书前三分之一和后三分之一基本是谈案例，说故事，任何读者都可以读懂。中间三分之一技术性较强，不太好读，内容涉及法官如何解释法律，维系民主，但这也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承载了一名美国法官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 

2012年5月，布雷耶大法官以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评委的身份来华颁奖，并在北京与我见面。老人家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活泼健谈。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有他的低调谦逊、风趣幽默。5月24日下午，我陪他出席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场讲座。讲座现场立着一张海报，上面写有“美国最高法院最有智慧的大法官”。当随行人员把这句话的意思译给他听时，他笑着回应：“哇，这下我回去可麻烦了。”然后私下乐呵呵地对我说：“等斯卡利亚大法官来了，你们可以把这张海报给他看。” 

布雷耶的讲座很生动，气场、风度完全不输他的哈佛前同事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课”。当讲到宪法的重要性时，他像变魔术般从上衣摸出一本袖珍版宪法，更是激起阵阵掌声。讲座结束后，他将那本袖珍版宪法签名赠予我。我问他：“您总是随身带着宪法吗？”他严肃地说：“当然，宪法是拿来用的，必须随身携带。” 

短暂见面期间，我就美国是否存在“司法政治化”的问题向他求教。他回答：“政治不会对最高法院产生影响。在描述一个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难复杂、备受关注的大案时，‘政治化’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意识形态’更不合适。法官之间的分歧，还是用方法论的差异或司法理念的不同来描述更好一些。最高法院不是‘政治性法院’。九位大法官，是不同的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任命的，这些人如果有观点分歧，一点儿也不奇怪。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司法理念指引下，自然会得出不同结论。在一个拥有三亿九百万国民的国家里，人民秉持形形色色的立场，法官之间存在各种分歧，其实是件挺好的事。”我想，这段话不仅澄清了我的疑问，也代表着他对司法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