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岁开始，朱特就狂热醉心于左翼犹太复国活动，并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这对他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曾经整整三个夏天他都呆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基布茨。在前往剑桥学习之前，他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呆在那里。作为一个忠实的信奉者，朱特说，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轻易地将犹太认同意识与政治理想主义连接在一起。而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又是同化的绝佳途径。“它使犹太人视归属感的缺失为优点（而不仅仅是宗教归属感的缺失），并且坚持一种对每个希伯来学校的学生来说毫不陌生的推理逻辑”。

但朱特很快就对基布茨的生活感到失望。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幻想破灭，则是在1967年，他志愿当一名军中翻译，投身于“六日战争”中保卫以色列。他开始逐渐认识到，“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天堂，天堂里有以农场为家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恰巧成为以色列人而已，但却和我一样热爱和平”。各式各样的以色列人使以色列在朱特眼里变得陌生，而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却变得更加熟悉。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持有一种固执狭隘的态度，对非以色列籍犹太人表现出一种共有的厌恶，轻蔑地称他们“大屠杀后裔”，这些都让朱特震惊。“我怀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前往，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家”，却发现复国主义左翼，“对那些被踢出这个国家的人民惊人地无知”。

提及这段经历，朱特曾这样说道：“我理解作为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同样知道为了这样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不加质疑的忠诚，一个人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二十岁到来之前，我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信奉者，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共产主义倡导者，但最终我放弃了这些信仰。”

青春狂热退却之后，朱特开始对欧洲左翼运动产生兴趣。在后来就读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朱特早期的导师之一，以研究法国共产主义而闻名的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曾是法国共产党一员，支持苏联，后来因苏联入侵匈牙利，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她对共产主义的觉悟，又使朱特更加质疑左翼。“对朱特来说，伴随最初对集体理想事业的热情而来的是幡然醒悟。激情和质疑总在朱特的头脑里进行着斗争，而他自己也不断在与自己的狂热进行辩论。有人批评他前后观点不一，但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所展现出来的思想轨迹：不断与自己，特别是内在的激情进行争辩。”知名评论家卜若马(Ian　Buruma)谈及朱特时说，“直到停止呼吸为止，朱特一直都在思考。”
对法国的研究，让朱特发现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失败；随后，在70年代，因受不同文化的吸引，朱特前往美国，却又目睹了美国致力建设理想社会诺言的落空。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行走，从马克思主义的疆土到号称自由民主世界，期间朱特的热情和觉悟起起落落。但他自始至终都秉承这样一个信念：政治是一项道德事业。

朱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道德的，它不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之上，它的根基是一种“具有鲜明19世纪晚期的特点，因所肩负改善公共事业的责任而带来的文化自信”。

因此在《二十世纪的沉思》书中，朱特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解决如今社会问题的良药。他认为，作为“杂牌政治学”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将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结合起来，并且能认真对待“民主”的部分。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

“我们处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恐惧源于对未来的无知……”，朱特指出“我们害怕政府无法掌控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给我们一个可抵御外部世界的安全所在。所有的东西已经失控。”正是这种恐惧的复归及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朱特认为，给了社会民主主义“最强的辩护”：“它既能保护个人安全，不受到真实或虚假的威胁，也能保护社会的团结和民主不受到可能的威胁。”

保持孤独的知识分子

2005年，朱特最重要的著作《战后欧洲史》面世，此书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也入围了普利策奖；2008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前景》举行的当代思想家百人评选活动中，朱特位于第四十五位；2009年朱特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了乔治·奥威尔奖；伴随着学术上的成就，朱特在公共领域同样敢于直言，他抨击布什政府时期的政策，也对奥巴马的妥协性有所预见。除此之外，朱特还非常慷慨地将时间用于与年轻人的共处，不厌其烦地给予他们意见和建议，组织各种会议，为年轻人提供与学者交流的机会。

这些仿佛都给朱特贴上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然而他却并不喜欢这一词。

在朱特眼里，这个称谓只能说明学者并未成功地将学院与公共生活联系起来。这是知识分子的叛逆。为了弥补这一点，朱特花费其生涯一半的时间，尽其所能，用清晰的表述从事教学、思考和写作，并且保持独处。朱特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植根于这种孤独感：远离知识分子群体，不依附任何体系发表见解，根据事件或问题的事实进行判断，而不被限制在某一既有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