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特解释说，已经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地方性公共话题时，不应仅局限于某一区域，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那些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他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职责并不是简单地提供关于事件的描述或道德层面的道理，而应“发掘真相并解释其缘由”。“今天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什么？”朱特在书中问道，“我们现在处于如此境地：作为知识分子或政治哲学家，首要目标不是畅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思考如何防止一个更糟糕的世界出现”。朱特认为，“那些善于描绘理想化世界图景的知识分子，最不值得人们聆听。未来几代人捍卫并推进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卫并保护已有秩序、法律、规则及实践成果——这是凝结着我们为实现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只有那些心系于此的知识分子，才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被病痛剥夺了独处的乐趣之后，朱特更积极地出现在公众领域。对他而言，留给他的时间太少。2008年，刚被诊断患病时，朱特仍然任教授一职，并主持研究所，他被公认为是一名历史学家和作家。这些都曾与朱特向来的喜好背道而驰，与他素来标榜自己的“旁观者”身份不一，但正是疾病让他从一名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瘫痪之后，朱特仍在助手帮助下，口述完成著作并在《纽约书评》上陆续发表文章；2010年7月15日，朱特完成最后一篇文稿；32天后，托尼·朱特永远停止了思考。

《时代周刊》将朱特称为“顶尖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一名勇者”；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则认为朱特“拥有作为旁观者却仍投身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参与政治事务，同时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朱特在离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自己：“首先我是一名历史教师，其次是一位专注于欧洲历史的作家；我还是一名欧洲事务的评论家；发表左翼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我是一位偶尔加入美国有关犹太问题讨论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