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的全球视角
导语:《追日》没有怪力乱神超自然,少有盘桓犹疑多愁善感,去掉一切虚妄空洞宿命的喟叹,麦克尤恩不仅要挑战题材上的极限,更试图在谋篇布局上贯彻更为技术化的观念:一切都照应得缜密周到,没有什么是溢出他部署之外的。

 

by 黄昱宁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译者:黄昱宁
出版社:上海译文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译者:黄昱宁

出版社:上海译文

 

伊恩·麦克尤恩逐渐脱离早年创作时的戏谑与极端,《追日》以“全球视野”审视人情世故,在“生态环保”中彰显人性真相。作为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麦克尤恩在文学奖坛上,是稀有的语言大师;在排行榜单,是罕见的销售明星。他擅长以细腻、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笔勾绘现代人内在的种种不安和恐惧,积极探讨暴力、死亡、爱欲和善恶的问题。

《追日》讲述了年轻时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却渐渐沦为学术花瓶的理论物理学家迈克尔·别尔德在步入暮年时遭遇家变:第五任太太红杏出墙,与家里的装修工公然偷情。别尔德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在一个典型的“麦克尤恩式瞬间”,桃色转成血色,偷人变成杀人,故事进而急转直下,既惊悚又合理地盘活了别尔德本来大势已去的人生棋局。那久违的“拯救地球”的理想之光,居然通过一场既偶然又卑劣的阴谋,再度照进了他心灵的暗室——于是,好的,坏的,阴差阳错的,啼笑皆非的,都被迫在读者眼前曝光……

本书是麦克尤恩近年来野心最大也最受争议的小说,大西洋两岸的评论阵营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麦克尤恩企图将“全球视角”注入小说,但他并不热衷于寓言式科幻,而是选择正面强攻科学界内部的“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考察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形成的关系网与食物链。作者的潜台词是:无论目标多么宏大,门槛多么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类所涉足的领域就必然受制于人性的弱点,于是,“温室效应”这个干巴巴的科学名词,在小说里就与人物和情节构成愈缠愈紧的麻花辫——最后我们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详尽、严肃却不无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图解。学术剽窃、环保业之派系纠葛、能源业之利益纷争、现代传播业之荒诞效应、性别政治之异化乃至英美关系之微妙……它们像暗流般潜伏在学术会议、新闻报道、推导计算下面互相作用,深刻地改变了那些主宰着地球命运的人物的行动轨迹。

余华曾高度评价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

附:

译后记

by 黄昱宁

2005年挪威境内的北冰洋之旅,在五年后被亲历者伊恩·麦克尤恩反复提及——直到小说《追日》(Solar)的宣传期告终为止。那是格陵兰岛费尔韦尔角的一个环保组织发起的考察旅行,旨在邀请各国知名科学家和艺术家见证气候变化问题。“那是我去过的最美的地方,”麦克尤恩对记者说,“但是,”——照例有但是——“同样让我难忘的,是我们一行人聊起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激烈的不和谐音,以及越来越喧嚣混乱的更衣室。”事实上,麦克尤恩要强调的是,正是更衣室里的一片狼藉,以及这种狼藉与科考旅行的宏大主题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照亮了他对下一部长篇的构思。他突然想到,对于“理想主义”,其实可以有一种“喜剧性”的表现方式。

更衣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在《追日》中找到详尽的描述。在那一段里,小说主人公,年轻时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却渐渐沦为学术花瓶的迈克尔·别尔德也受邀登上了一艘封冻在北冰洋的科考船,那里“设施完备、供暖舒适,走廊上铺着华美的地毯,墙上镶着橡木,挂着流苏缀饰的壁灯”,人们耳边时时萦绕着“理想、人类、星球”之类有魔力的字眼;然而,在舱壁另一面的更衣室里,“到礼拜三为止已经丢了四顶头盔、三件重重的摩托雪橇服外加好多小配件了,同时呆在外面的团员再也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了,要想出门就非偷不可。”于是,别尔德暗自发了一顿韩寒式的犬儒牢骚:“四天前,这个房间本来秩序井然,所有的装备不是挂在编过号的挂钩上,就是堆在挂钩下面。在那个并非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里,资源有限,人人平分。如今成了一片废墟。等到房间里到处散布着被多余的手套、围巾和巧克力条塞得半满的背包、旅行袋和超市塑料袋时,就更难在屋里立什么规矩了。没有人——他一边想一边赞赏自己的宽容——的行为是卑劣的,每个人都是出于眼前形势的考虑,急着想出门到冰原上去,于是,他们以绝对理性的态度在出人意外的地方‘发现’了他们遗失的大衣或手套……他们怎么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设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话,对此他深表怀疑——地球可比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

“比更衣室大好多好多”的地球的命运,是这部小说要探讨的深层主题。近年来,这几乎是所有企图将“全球视角”(world view)注入小说的作家们都探讨过或者至少是隐约指向过的问题。但是,麦克尤恩并不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多丽丝·莱辛那样热衷于寓言式科幻,而是选择正面强攻科学界内部的“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考察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形成的关系网与食物链。作者的潜台词是:无论目标多么宏大,门槛多么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类所涉足的领域就必然受制于人性的弱点,于是,“温室效应”这个干巴巴的科学名词,在小说里就与人物和情节构成愈缠愈紧的麻花辫——最后我们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详尽、严肃却不无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图解。学术剽窃、环保业之派系纠葛、能源业之利益纷争、现代传播业之荒诞效应、性别政治之异化乃至英美关系之微妙……这些关键词其实无法梗概小说的全貌,真正有趣的、构成小说主体而又无以名状的,是它们如何像暗流般潜伏在枯燥的学术会议、新闻报道、推导计算下面互相作用,改变人物——这些人物碰巧是看起来能主宰地球命运的那一拨——的行动轨迹。

虽然小说对于环保业光怪陆离的世相不做评判,但小说之外,麦克尤恩本人的态度还是清晰而鲜明的。作为一个越来越乐于在各种社会问题上发表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他都第一时间撰文评论),他在访谈中从不回避相关提问,其回答略显狡黠,大抵可算政治正确:“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全盘否定这种理论,他们相信所谓的人为的全球变暖只是个神话。有些怀疑论者则左右摇摆,随着数据陆续出台而改变看法。还有一些是警告者——他们看过数据材料,感觉到问题确实令人忧虑。最后,还有一些对灾难深感恐惧的人,觉得一切到下礼拜就会完蛋,我们统统会被一锅端进地狱去。我应该算是个‘警告者’,原因很简单:我不是科学家,在我看来,那些数据实在是太沉重了。有人认为环保业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还说这个行业能催生出太多的工作或高校基金,这样的念头未免有些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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