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老愚

媒体人，社会观察家

当我们的眼睛越来越被各种屏幕占有之后，读书已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专注阅读，让心灵沉浸于文字之河，对个人而言，需要超乎寻常的定力。沉默不语的书籍，静卧在书架上，有时会令人产生羞愧。

逝去的一年，我读到的最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并不是印刷品，而是一册35元淘来的日记。这是同事从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36开的日记本，由公私合营上海文化纸品厂生产。150页的条纹本，主人写了三分之二，字数在10万字左右。日记始于1966年2月22日，终于同年10月23日，历时八个月。较长的停顿在3月2日至5月20日之间，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手太懒”。日记完整，无一页破损或撕扯。我猜测，这本日记以废纸出售，后被有心人拣出，最终流入收藏市场。

这本写于1966年2月至10月的大学生日记，记录了一个男生在文革时代的心思，粗糙、幼稚的语言，勾勒了一幅红色恐怖时期的风情画，一代年轻人如何被意识形态彻底洗脑，从懵懂少年发育成革命所需要的猛兽。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情感教育，也不存在对美的感知，效忠，站队，消灭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便是不得不完成的洗礼。阅读这本笔迹清晰的日记，我有重回历史语境的兴奋感。一个渴望上进的男性青年，在1966年这大半年里的所思所想所为，完整地描绘了时代的图景。一个非团员如何完成通过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进步”为一个狂热的革命造反派，外出串联，南下广州，西至新疆，寻找革命的路径。他时刻想着被组织认可，积极表现，最终进入主流。他加入“莽昆仑战斗队”，为的是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矛头指向化纤学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日记给出的时代场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不由自主进入革命的搅拌机，渴望被新政权认可。出身革命阶级的人，天然地对这个制度感恩，并跃跃欲试想做时代的主人。被革命阉割的青年，丧失了反抗意愿，他们的热情都被用来烧开了革命大锅里的水，烫死了敌人，同时烫伤了自己。

一个高亢、枯燥的时代，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交出了“灵魂”，把自己变成听话的玩偶，甘心情愿成为最高权力斗争的小卒子。

带给我美好体验的书有这么几本：流沙河的《白鱼解字》，一本极其有趣的说文解字，他教我们认识汉字之美。布克奖得主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叙述之妙，令人不忍释卷。黄裳的《故人书简》，谈与吴晗、钱锺书、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交往，行文缜密，笔底常见温暖。至于林贤治的《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梳理得当，见解深邃，犀利，精准我以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

在龙年岁末，我想谈的是别的书。

作者: 何士光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首先是读了两遍的何士光先生的《今生》。就体裁而言，这是一本长卷散文，内容却很难用一个词来表述，他记录了一位长者的觉悟过程：怎样获得人生真知，把握生命要义，并切实修行，完成自我的心路历程。人与书的缘分，冥冥中似有定数。年初，在《新京报》上看到余世存先生的推荐，便立即下了订单。先生早年以短篇小说登上文坛，《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等一系列作品令人难忘，其后又以散文打动人心。他的作品迥异于一般作家，散发出人生的苦楚与哀伤。

在多少年后读到这本《今生》，我有欣喜雀跃之感，仿佛就是为我所写。人到中年，若没有信仰，便会沦落为行尸走肉。年初读书，年末便见到了作者，其中的因缘很值得一说。1989年春季，我在编辑《开拓》文学杂志时，编发了贵州诗人陈绍陟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哀我中国》。其后音讯断绝，心里不时会闪过他的名字，但一直无机会联络。去年11月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原来他这么多年也一直在试图跟我联系。在电话里，我说哪天去贵州，我还想见一个人，当我说出名字时，他乐了：我们是朋友啊！他告诉我，何士光先生书里所写的那个深夜送佛经的医生就是他。

随后，我出差贵阳，陈绍陟兄陪我见夜会何士光先生。在先生那间简陋的小客厅里，我听到了一位得道者的天籁之音。他说，一个人若不能把握生命，就是一具僵尸，按照欲望生活，然后死去，在世上白走了一遭。佛教让人看透生命的虚无，道教教人提炼精魂，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自在地生活，从容离开尘世。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写一部教人修炼的实用之书，也就是《今生》的续篇。

作者: 季羡林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在这一年，我还编选了一本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选，名为《真话能走多远》。同名文选2008年初版，当时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先生的散文创作而编，这次重新编选，是基于对他的全新认知。季羡林先生晚年，声名日隆，著作成为出版香饽饽，各色人等通过各种关系获得授权，造成严重重复的出版现象，引起读者不满。先生辞世后，此现象未见消停，鱼龙混杂，令读者难辨良莠。季羡林先生兼具学者和作家二重身份，其散文创作对社会一般读者的影响甚大。但至今未有真正囊括其精华的选本。

季羡林先生一生创作了诸多散文、杂文，这些作品构成一个言说的世界：直抒胸臆，真挚率性。早年思绪绵绵，中年激情喷薄，晚年真诚反思，季羡林明白如话的文字，在中国当代文坛自有其独特的位置。本书选文以真与思为标准，采撷了季羡林最有感染力和见解的文字，或许可以担当了解学者精神世界的使命，也可以供读者收藏之用。

季羡林先生一直强调自己在说真话，他直抒胸臆，在晚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意见，比如：坏人是不会改好的，简化字和古文今译毁灭中华文化，批评政府也是爱国等等。在临终前他曾手书“讲真话”一幅。这个书名意在展示其文章的特色，也隐含着一丝疑虑：因为说真话已经成为奢侈品。他的真大致相当于巴金式讲真话的真，远远不能与王元化、李慎之、周有光先生的真相提并论。

散文是季羡林先生最擅长的文体，他在耕耘学术之余，写下了大量散文，怀人记事，针砭时弊，无所不写，可以说，他的真人生皆在其中。认识季羡林先生，散文是最便捷的通道。他的散文明白晓畅，情感饱满，在文坛自成一家，以其真挚的情思温暖着许多读者。就散文成就而言，季羡林先生当然不能与张中行、杨绛、黄裳等作家相比，这里既有文化修养的差别，也有对人生理解的境界的高下。张中行对人情世故的熟稔，行文的诙谐，自成一格，别人难以企及。杨绛的学识、蕴藉、典雅，更是白话文的极高境界。至于黄裳，文字妖娆有致，堪称美文，字里行间则是一派书生本色。相较之下，季羡林的文字就不免单调，让读者有一览无余之感。至于思想，因为他一生过的是书斋生活，对政治和人事的理解带有浓重的书生气，不免显得简单。

认识季羡林先生是在2008年秋季。先生住在301医院，门禁严，出入不甚方便。初次似乎没有谈什么。后来再去，我就请教了几个问题，关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类的题目，先生谈兴甚浓，发表了许多有意思的观点，在我的新浪博客发表后，引起海内外较强烈的反响。最后一次去看先生，他正在被人做“口述回忆录”，头脑清醒，说话时依旧爽朗，时而大笑，看得出，他很乐意回味过去的日子。

季羡林先生辞世后，我催促季承先生完成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这本直言不讳的传记出版后，毁誉参半，甚至引发了“子”该不该为“父”隐的讨论。

季羡林先生过的是一种典型的书斋生活，一生不浪费时间，他把工作当做最大的人生享受。在晚年应酬似乎多了些，但那是盛名之下的负担。在我看来，他留给我们最大的人生经验是：心无旁骛，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必有所成。其实，他的人生经验全部在《季羡林人生隽语——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一书里，不妨找来看看。

身处这个嘈杂的时代，阅读除了带给我们乐趣外，还有助于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无生命的汉字，在能感知其真味的人心里一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