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晚，由本刊主办，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十字路口的抉择'沙龙”活动在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店）如期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携新书《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与《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一同参加本次沙龙，探讨在1956-1957年，这个不寻常的年份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选择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式，通过对解密最新的苏联档案，分析1956-1957年这个时间段内的中苏关系，以及其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以及苏联解体原因。

以下为当天活动现场的速记整理，未经讲者审核，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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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我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一再讲基本的做史学的方法，就是论述的主体的70%到80%要由档案文献做支撑，其他的20%到30%是回忆录或者采访，以当事人的回忆做支撑，这些都属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全是二手的了，二手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为主要的来用。所以想还原本来的历史面貌，当时的基本档案文献不看怎么还原？

从18世纪特别19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国际联络的打通，现在人们越来越考虑到这种合法性的问题，对于一个中共这样的执政党来讲，其实他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解决机会就是1956年。

要解决执政党和老百姓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不是十八大提的，是八大就提的，结果过了十个代表大会还没解决。

徐庆全：我们现在做得简单，“维稳”两个字就解决了。

现在有一种出版界有一种很不好的做法，我称之为叫“自我放大化”，或者“自我限制化”，“自我放大化”。中宣部下一个指令，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指头这么粗，到了省地这一级，再到地市的出版社，开始一层层放大，而这种自我放大化，导致很多的出版社老总放大到自我约束的地步，考虑“我出了以后会不会怎么着”，首先把自己放大住了，所以你的书出不来。

缘起：缕出一条线索

沈志华：我希望读者能理解，我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有问题也不再这儿，但我这不是没问题么。其实要我看这本书出也就出，但是出版社比较担心，特别是南方报业今年出的事，受这影响。如果大家要想看一个比较全，这段时间（1956-1957年）关于反右的的故事，可以看07年时，我和徐庆全一块参加的《五十年无祭而祭》，这本书是章诒和主编，香港出版的。

那里面，我把整个反右从头到尾，不是从头到尾，就是反右的起因，从头到尾比较完整写出来的，后来后半部分在大陆就没发表，包括学术文章也不能发表，也就没出，先解释一下。徐庆全你说谈什么吧。

徐庆全：你得告诉读者，这个书怎么写出来的吧。

沈志华：好。要说这本书其实是我记得是2000年还是2002年我忘了，我到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当时金观涛在那儿负责文化研究所，刘青峰也在那儿，以前也没见过金关涛，只是他名声很大，但是我一直没有见过他，结果两人一谈如故，就很想一起做些事情。因为金关涛是做思想史的，他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想把整个思想史好好做下来，到了共和国这段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困惑，因为基本的史实他不掌握，他可以读毛泽东的著作，读周恩来的各种选集，以及反映他们思想的著作，这些都可以看到，但是整个历史背景没有，所以他特别组织一些中国学者，然后完全客观地把共和国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事情，缕一条线索出来，这样以来，他做思想史研究他才有根基。

其实我原来是不做中国史，是搞苏联史研究的，后来苏联史没做下去就做生意去了，做完生意回来，正好苏联解体，解体当然就更好研究了。它不在了，你说什么也没人找你麻烦了，再加上档案解密，所以就做这个。做了之后看了好多朝鲜战争的、中苏关系的档案，就做这些研究，没有专门做过中国史，后来找了一些杨奎松、韩刚等做中共史档案的人。做历史有两种方法，其实应该是一种方法，但是现在中国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看档案，从档案文献，基本的史料入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主要的研究过程，研究历史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看档案，他觉得不需要要看档案，主要是写观点，就是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建国该不该建？朝鲜战争该不该打？跟苏联该不该分裂？反修防修对不对？主要谈观点，多数人是后一种方法，这个实际上不是做学问，是搞宣传。党的宣传很需要到底该不该做？你得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解释不了你得解释，所以这些学者成了御用学者，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能不能被国家利用？当然可以。你就得有度量，得有气量来吸纳这些东西，所以我找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我觉得要真的想做个历史可不就这样做。

徐庆全：沈志华在说他自己做学问时候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看档案的，一种是搞宣传的，其实你强调你自己做得很好，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告诉你还有一种人，他是不看档案也做学问，也不是御用文人。其实，做学问是有三种方式的，这第三种就是在别人看来是习以为常的材料，沈志华看得是公布出来的，习以为常的档案、材料，但是得出的结论和做出的学问也不亚于搞档案的人做的学问，有这样一种人存在，比方说高华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面基本上是看到了都是习以为常的材料。我们再往远一点说，我学古代史出身的，陈寅恪看到的材料都是大家能看到的，但是他们的学问都是自成一体的。

沈志华：我觉得高华我们是一类的。

徐庆全：你俩不一类，你档案史用得好，他是没有档案。

沈志华：他只是研究的那个问题现在档案看不到。但是我想如果有档案，也一定不会少，一件不会少，因为我们俩经常在一块谈这些事，因为他写那个《红太阳》，因为那时正好在香港，他也在，我也在，还有金观涛，当时我们经常在一块谈这些事，我就回去时就找了这些人，本来想我任务就完成了，反正你们都是搞中国史的人，你们做就是了，但他说，“不行，老沈你得跟着一块做”。

徐庆全：你成主持了对吧。

沈志华：对。后来就没办法，金观涛在香港，那会他还不能进大陆，比较受限制。委托你找我，后来我就说“算了，我就做吧”.大家分工，我为什么选了这一卷，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理由，不是我对中国史非常熟，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跟苏联的关系最大。我研究了苏联就省点事再研究中国这一段，他们很多人说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有国际背景，他错了，我本来就是研究国际背景的，后来偶尔涉及到这个上面了。后来我就选了这个，选了这个以后，发现其实问题比较大，因为我太不了解中国了。所以其实我得从头做起，其实第一卷杨奎松的，但是我也得看，共产党怎么建国的，后面我可以不用看，但是前面怎么走到1956年的我得看。这一部分主要就是看一些比较成熟的著作，可要真正研究你写的这一段的时候，就必须得去找档案。我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一再讲基本的做史学的方法，就是，你论述的主体的70%到80%要由档案文献做支撑，其他的20%到30%是回忆录或者采访，就是以当事人的回忆做支撑，这些都属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全是二手的了，二手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为主要的来用。所以想还原本来的历史面貌，当时的基本档案文献不看怎么还原？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就是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的问题、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中国的反映、中共八大的问题、大鸣大放，然后到整风，到波匈事件、反右、莫斯科会议，大概捋下来就这么几件大事。当时其实我们的计划托得非常长，主要是因为找档案的时间非常长，我还没有全国跑，我就跑了北京市、上海市，东北选了一个吉林，南方选了一个云南，然后中间搞了一个陕西，基本上就跑了这五家，去查档案。现在你要去就不行了，我那会去，我大概是02年、03年，04年去的，找一些关系档案都能看到。这些包括各省市整风小组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话记录每天都有。这些记录，我都挨天的看了，各省的动员，怎么动员整风，怎么后来怎么动员反右，有了这些材料，我才觉得可以写，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材料，其实你写一篇论文可以，就个别问题展开。但是想写一本书，想把这个过程都写出来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写出来你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大部分材料你看不到，你怎么写？

我们当时比较好的就是，大家都分头下去看各自的那部分，但是我偶尔，因为你去档案馆也不容易，比如我去1955年的我不搞，但是我看到大量的关于肃反的档案，我全给复印出来了，我就交给了老林了，这部分跟你有关，把肃反好好写写，到底怎么回事？胡风档案，整个公安部的报告都有。现在你们都看不到，都封了，不让看了，我那儿有。所以这本书大概就这么来的，写其实快，前前后后不到一年就写完了，就是前期找材料，整理资料这种，所以我们前前后后花了7年的时间，当然还做别的事了。

徐庆全：那套书还没出齐。高华那本转给谁了？转给杨奎松了吗？高华没写完？

沈志华：高华是看了很多材料，结果后来就病了，开始他自己有这个想法，我们有这个想法，就没换人，等他病好了，顶多晚点出，结果没想到就——所以临时换人，换的谁现在还不好说。书出了就可以说了，我们这里头你看，三个人不是四个人都是用的笔名，都不敢用真名，但是这位同志说我一定要真名，但是有一条，就是出书以前先不要说这个事，他怕单位干预。其实没有什么，我相信你们看完这个就会觉得，我没有反党吧。当然不是了，我就是从党里面出来的，革命家庭出生的，我怎么会反党。你要写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个没有什么反不反谁的，我觉得现在有些问题，都把它看的太复杂了。我们当时就是要做学问，就是把这个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们把它清清楚楚的捋出来，而且我们是每年，开一到两次会，就是大家交换你写的材料，你看到的材料和你的感受，你有什么问题？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是分一段一段写的，每个人写两三年，杨奎松写三年，吴丽（音）写几年，我写两年。虽然每个人写两三年，但是很多事是连贯下来的，比如说对刘少奇的看法，你不能第一卷一个看法，第二卷一个看法，第三卷变了，第四卷再变，那最后这个人都不知道成什么人了？毛泽东、林彪都这样，涉及到很多人物是一贯的，所以这些学者必须得在一块互相交流，而且我谈到，我了解后面的事，虽然我不研究，但是我听了这个以后，我怎么把握他在我这个时段的一些讲话或者一些作为才能更贴切。所以这个时间是比较长。我估计今年杨奎松和韩刚能出来了，就是第一卷和韩刚是写改革开放那一卷，然后最后就是剩林彪这一卷，再有个两三年吧。

这套书出来以后，当时其实国内就很多出版社想出大陆版，但是没有一家能够做成，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就是讲了点实话，而且我们每年开会就定了一个调子，少发议论，只写过程，具体过程可以描述得非常细，反右到底怎么搞起来的？哪个开了什么会？什么会说的什么？你就照录原文就完了，少发议论，主要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因为我想，你只要把这个事说清楚了，谁也不是傻子，谁在里头看不明白什么事，就像我现在写朝鲜战争史，我觉得只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就完了，谁都有自己的判断。最难的是要下工夫的是你要找档案，找材料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你把故事讲清楚了，提点看法谁不能提？北京人是最有这个本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