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他提到的，比如说他对自由方面也好、社会民主的思想也好，他都是有一些批评，但是他提到是某些。换句话说，还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之外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我们有没有可能不但有自己坚守的立场，而且还有一个能够找到已经在今天社会当中的共识。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会叫做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前景，当时我约秦晖写文章，我当时跟他提议想请他写一篇文章，他当时也答应了，实际上就是他置身于其中、作为其中一个非常积极的成员参与了思想的论争。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改革以来，包括像公平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做一个梳理，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不管别人是不是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他会承认这是一个比较客观地梳理。任何讨论和争论应该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而不是从头说起。当然，我们都觉得这样的题目还是值得做的，秦晖最后还是拿另外一篇文章，所以这个工作没做。
我提到这点，实际上是想说，我认为这个工作有重要性，而且共识网这些年做了一部分类似这样的工作。当然，我想更多地提供一个空间给大家来讨论。今天尽管很多论证里面会梳理对方思想的脉络，但是我们一直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没有真正地做寻找共识的这样一个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就很难做到像今天这样的会，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大家能不能坐下来讨论。这些年我自己的感受，我虽然参与的会不多，偶尔组织一些会是希望把大家组织到一起，就发现越来越困难，大家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但是为什么不能找到中间性的东西？我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工作是要做的：
第一、完全把这些问题放在中国的语境里面讨论，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包括秦晖的讨论，尽管我认为秦晖的讨论是非常切合中国的问题的，但是很多的论述、很多讨论要梳理这个脉络的时候，有很多是放在西方思想起源的那些部分。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问题一部分地抽离出中国的语境。所以，当我在讲完全放到中国语境的时候，是说完全把这个思考的对象、研究的对象放在中国语境里面来看。当然，他会有外国的背景、思想的背景，但是是完全放在中国语境里。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第二、要对这些思想有非常系统地梳理，要从正面去发掘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像秦晖的书里面，其实他做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在这里面去挖掘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是他认可的，但是他更多是拿这个东西和不同的思想之间进行辩驳。所以，更多是一种批评性的。我觉得第二步是说，在一个完整、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去正面发掘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不一定是大家都能够意识到的，但是通过这种挖掘、通过这种建设性的重构，可能会把大家拉近。就好像你通过这种辨析可以把那里面的谬论揭示出来一样，只不过这是要正面的工作。
第三步、我觉得特别重要，也是跟刚才钱老师讲的呼应的，就是要有一种善意的、同情的理解，去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我很赞成钱老师刚才讲的，你理直是因为你有一种理论上的自信、你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气不能那么壮，就是因为你时刻意识到你的逻辑、你的知识、你的立场都是有可能有问题的，因为你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立场简单化，我们会造成一种比较好的冲击力，甚至一种宣传的效果。
其实我在书里面发现若干例证，就是当你从主义和理论获得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秦晖书里面提出的一胎政策的强制性，他觉得他可以考虑。比如说，国家新婚法的修订里面当时有通奸罪，他坚决不能接受。比如说，有人问到秦晖老师过分地强调个人权利，会不会对道德造成一种伤害？他回答完全不是问题。我觉得这种具体的问题上面，我个人认为秦晖是有简单化的问题。你么，你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就很难说服，你面对思想更深入一些、或者成见更深的人，你更难说服他们。
所以，一种善意的理解、一种复杂化的思想方法，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可以把大家的距离拉近，建立成共识。也许到那一天，坚持不同思想的人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当然，这是说如何有可能做的，并不是说秦晖就应该做这个工作，我并不是说这本书没有做这个工作，我只是说这是建立共识很重要的一步。秦晖通过以他的方式，为推进这种共识的建立、为找到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做了很大的贡献。
丛日云：秦晖老师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面对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思想和思想界一些复杂问题的纷争，我们总能听到秦晖老师提供他的见解，他的见解总是非常独到、非常有创造性，能够让我们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或者说没有头绪的一个问题，他的思想有很深的穿透力，把问题一下说得很明白。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我想就这个书的题目所表示的问题，就是主义之争、左右之争和共同底线的问题，我想谈一些我个人微不足道的一些想法。左右问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是一种空间方位的树立，来表达在政治斗争当中、思想斗争当中的一种分布。那么，这样一种表达非常有用，所以全世界几百年大家就一直用下来了。它没有一个特定的内容，20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候的左派和今天的左派，当然也有继承性，但也不能说左派都有共同的内容，它的内容和主体在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变，原来的左派可能变成右派。比如说中国今天左右派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假如说，我党有能力把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右派都给解决了，那左派又会分化出左派和右派。同样，如果有什么条件的变化，左派不存在了，右派里面也会分化出左派，左派和右派又会在新的基地上展开竞争。
那么，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我觉得秦晖老师大量的文章中，他的分析注重的是经济问题，并且焦点是经济学界的争论。他是一个水平的轴线，在经济问题上出现左派和右派的争论。那么，在西方实际上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西方传统的一个水平的轴线来区分左派和右派、极左极右、中左中右已经不够用了，就是这个水平的轴线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垂直的轴线。像西方比较有代表的就是密西根大学教授的一个研究，他70年代就说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也就是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变。作出这样一个预言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定量地调查，他从70年代初到现在，由欧洲七八个国家，后来扩展到全欧洲，叫欧洲晴雨表，后来扩展到了世界40多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现在的面更广，现在叫做世界价值观调查，来跟踪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那就是说，以往人们更重视经济的安全、生存的安全、收入这些东西，70年代以后，西方人开始向后物质主义转变，更重视清洁的环境、和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休闲娱乐等等，把这些价值观念的优先选择，这些处于优先的地方并且越来越明显。后来很多学者参加这个研究，已经追踪了40年的变化。
传统的西方左右派之分的焦点是经济问题，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围绕这些产生了阶级的分化、阶级的竞争。党派之争背后是经济利益、是阶级利益。现在他就说，一种新的两极分化的轴线出现了，是纵向、垂直的，它的交点是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原来的不存在了，原来只有一条线，现在是两条线了，现在分析西方的选举的问题，就得同时考虑到这两条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大家投票的时候，它的政治议题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是后物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价值取向变了。因为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西方这一代人是在一个经济安全、经济有保证的条件下长大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收益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就是说在人均收益三四万美元这个水平上，再增加一万美元对他的意义没有原来大了，而其他的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
这种情况下，人们由生存价值观转向幸福价值观，就产生了新的政治议题，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化、产生了新的政党。这些东西是西方一个新的趋势，当然如果它的经济发生了危机，比如说这些年经济的恶化、物质主义的诉求有所回升，但是从长的过程来看，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这样发展下去。这些注重新的政治议题，像环境问题、种族问题，欧洲是移民问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的问题、性别的角色和性道德的问题、离婚、同性恋、个人生活的问题、公众参与的问题、新的政治抗议形式、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出现了新政治分化，按照不同的价值观来投票，而不是按照经济地位来投票，出现了新的政治轴线，就是这个纵向轴出现了，也出现了新的政党，我们都知道绿党就是这样一个变化的产物。
所以说，不能再用一个水平的轴线来区分左右。西方出现了新的左派，载体或者主体也发现了变化，过去的左派比如是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是左派。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只有工人阶级里面境况特别差的才是左派，很多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左派的行列，出于他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经济地位。要多说两句，西方发生这个变化，使他在今天的国际社会竞争当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其实，这些年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危急从这里得到解释。我用一句不太恰当的比喻，好比我们中国在宋朝的时候，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发展得那么成熟，但是面对着契丹人、蒙古人竞争的时候，他就完蛋了。那么，今天西方人在走向后现代的过程中，他遇到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的竞争，他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这就是他危机的一个原因，西方文明面对的一个危机。我就不多说这个了。
秦晖老师的分析，谈到我们中国国内就更复杂了。西方不是一个水平的直线，而是一个十字线。我觉得中国国内不光是一个十字线，能不能说成若干个十字线交叉、重合，有很多维度来区分左和右。比如说，从经济角度来区分，经济问题的争议，像贺卫方就很难理解，从法学的角度恐怕不能这么区分，法学的左派和右派可能一头是西方式的法制、或者现代的法制，一头是比较传统的人治。我们政治学的左和右也不简单的是一个经济问题，比较复杂。我想，左派和右派在中国核心的区别，能抓住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左派是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右派是个人主义，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东西，它能捅起很多领域的分歧。比如说，我们知道像韩德强前段时间说的：大象走过去踩死几只蚂蚁又算什么。最近我听一个著名的法学界的左派、学者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要给希特勒平反，将来恐怕要重新评价希特勒。就是说，为了国家、为了整体、为了民族，那些我们都是可以原谅的、都是可以宽容的。右派恐怕就更注重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左派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平等。但是在中国，你不能说右派就都为权贵服务。你可以看，在中国社会，真正站出来实实在在为弱势群体做事的反倒是右派，包括贺卫方这样的大右派，包括那些维权律师在做什么。这些左派到底为若是群体做过什么？可能是切入点不一样，右派是一个笼统的弱势群体，要求国家解决这些问题。右派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没有权利、没有个人权利的保障。如果这些弱势群体有了权利，哪怕他有了选票，他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所以，西方自由主义一旦和民主结合起来，只要是民主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福利国家、走向今天这一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上可以是弱肉强食的，但是政治上实行了民主，每个人都有他的选票，他就会用每个人手里的选票来改变这个东西。就是说，民主资本主义必然会走福利国家、走向今天像北欧那种民主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中国右派思路也是这样的。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左派和右派在国际问题上、对外关系上显然有巨大的分歧。刚才钱老师讲的，我觉得民族主义问题也值得关注。在国内问题上的左派，大部分在国际问题上都是激进民族主义者，这个应该也有共同的思路，整体主义思维，还有后面说的一些因素是有关的。右派可能是持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平主义的立场，甚至希望通过改变国内的政治来解决国际上的麻烦、外交的麻烦。还可以讲，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还能看到一个区分，实际上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派，它也不一定有固定的立场。如果官府发生了变化，它也会跟着变，也许慢半拍，很快就会跟着变，政府干的都是对的、或者基本是对的。左派对权利的依附是很明显的，右派与权力的对抗、民间的立场也很明显。就是说，当政府解决了一些问题，右派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批评政府，让他再去解决更新的问题，这个和对权力的态度、对权力的独立性不同。
最后一个，左派和右派在中国，你可以看它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是不同的，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官方长期的、有组织的、系统的那种宣传教育，你能够保持多大的独立性。在这个上面能区分开。你可以看，右派能够比较彻底地摆脱官方的宣传教育、能够自己获取信息、保持独立地判断；左派可以看它的知识结构，它的信息、它的价值观等等，就是受官方的宣传教育影响比较深的那些人。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比如说思想界的左右派和民间的还有区别等等。
我就说，左派和右派问题是一个很难说清的、复杂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有一点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请秦老师批评！
张小劲：我同意刚才几位先生对秦晖的评价。这本书的文字，其实在过往都读到了，放在一起再读，大家印象更深了。刚才几位先生都提到秦晖很博学，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他比右派更知道这些本源性的东西。所以，他往往采用一种博学的方式，他比法学界的人懂经济、比经济学家懂现实，比理论的人还能讲故事。所以，在他的论说当中给我们一种非常博学、非常肆意无惮的一种感觉。
这本书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感觉。所以，读的时候，好像觉得并不能完全说服你，但是没有找到什么地方能够抓住明显的漏洞，尽管有些地方粗糙，但是恰好这些粗糙的地方遭到别人的攻击，引来他自己的反驳，使得问题的推进更深一步。
另外一个感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部作品大部分是十年以前积累下来的文字，刚才贺卫方也提到了，这十年以来撕裂越来越重，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在我看来，这十年到现在，尤其是最近政策的问题、海外的国际问题、军队问题的介入，你会发现这个撕裂更厉害了，以至于到了一种不顾常识的地步，就是以前成为定论的东西又回来了，使得我们整个讨论由于十年前没有太多地推进，使得大家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又纠缠不休。所以，在这意义上读秦晖的书，我倒觉得有很大的感受。他自己也讲了共同的底线，我想讲共识更好一点，但是共识不是回到中间，另外一方面也不是完全不管了，我觉得秦晖在这里面提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些基础性的共识。大家不要为了语言上的便利、或者在对话当中的尖刻而置于一些基本的常识于不顾，以至于我们所有的讨论不得不回到过去。
就像刚才有嘉宾提到的，就是为希特勒平反，尤其现在微博盛行，微博又是一种小语言快速表达的方式。不是说已经违反了道德的底线了，你会觉得有点失望。你会发现最前沿的一些争论，实际上已经为争论而争论，甚至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失去它的意义，或者某一个问题进去之后展开自己情绪的宣泄。所以，我觉得秦晖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确实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东西。
前两天开两会，施芝鸿在会上讲，左右之争会撕裂社会。此人言论一出，引起哗然一片，因为他身份比较特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在过往的五年当中一直陪伴着习做工作。他的话一出来，究竟什么意义上左右撕裂了社会？换句话说，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撕裂，那这种撕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止？或者怎么样能避免，重新弥合？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们开通了一条思路，就是说不能让左右之争会撕裂社会这种弥合发生，而是要在某些常识性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已经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这些历史的事实，恐怕不能再进行挑战，或者说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基本澄清了。那么，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再进一步展开讨论才更好。
当然这本书还需要再去读，因为才拿到两三天，虽然也读了一遍，因为这本书表面上看来是我们政治学的内容、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政治思潮的内容，我们讲的保守党、制度转型，在中国整个的事实再加进来，内容丰富。真正要读懂也很不容易，但是就他提出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尽管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提出超越左右，提出所谓的新政治的共识。但是，像这种共同底线的方式来表达问题，我觉得秦晖还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做法、同时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做法，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下去。特别刚才提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很多表面上是历史性的误解的问题，其实都在辩论当中。那么，秦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澄清，这项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周濂：我参加这个会很荣幸，因为秦老师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们70后的学人是一个路标式的人物。因为在过去的20年，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声音之一。我本人在1999年硕士毕业之后，就买到了他那本《问题与主义》，那本书对我的印象也非常大。前两天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本书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续篇，是1999年到2002年之间的文章。但是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翻看这本书，还是翻看另外的书，我都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秦老师提的很多问题，无论是现实的问题还是理论的争论，时隔十年都没有过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能很好地反映出秦老师理论的高度，另一方面就像贺卫方老师所说的，可能意味着我们过去是停滞的10年、或者说被浪费的10年。我也同意张小劲老师刚才的说法，过去的10年是一个既有的共识不断在坍塌的10年。
秦老师提出“共同的底线”这么一个说法，我个人觉得深刻地反应出他一个焦虑，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焦虑。因为他在阐释这5个字的时候，不是在理论的意义上对自由主义、新左派、社会民族主义这些理论进行调和。其实某种意义上是退回到常识、退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这个常识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的问题来说，其实更多是一种所谓的时间上的紧迫性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意义的相关性。
我一方面特别理解秦老师提“共同底线”这个说法；另一方面，我有一些疑虑在这里面，就是说共同底线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就是当我们提共同底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到底要跟谁达成共同的底线。当然刚才钱理群老师也说了是中左和中右，这当然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群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共同底线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话，那某些也许可以达成共同底线的中左中右，也有可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放弃共同底线。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过去10年当中，跟秦老师一直在论战的，无论是新左派的论敌，有些人已经变成了国家主义者；一些自由主义的论友可能变成了其他的一些，甚至有可能变成了毛派也不一定。秦老师有一些学生就从一个自由的斗士变成了毛派的斗士。
所以，这就使这个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共同底线到底是争取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去争取这些人？毫无疑问，过去20年，秦老师一直试图去说服这些人，但是我觉得说服的效果，我们现在也看得很清楚，通过说理真正地把一个立场与你相左的人掰过来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想一个是和谐建立共同底线，另外一个是如何建立共同底线，其实是在提出共同底线的说法之后，我们需要去追问的问题。比如说，您提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和社会保障，那最低限度的自由权都包括哪些权利？有老师说是结社自由权，钱理群老师说是表达自由权，可能有些人会说是生存权，生存权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由权或者权利。其实，一追问到问题实质内容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对最低限度的自由权本身，它也是含糊不清的。另外一个就是最低限度自由权与社会保障，这个就意味着是加上社会保障的。比如说，他们会同意社会保障，但不同意最低自由权；有些可能会同意最低自己权，但不同意保障。但你一加个于的话，可能把很多人都排除在共同底线所团结的人群范围之外了。
我个人觉得，共同底线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呼吁也好、邀请也好，但是如果去追问这个表述，它实质的内容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其实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想，就是我们的共同底线是什么？也许是把这个老虎关进笼子里，这也许是我们的共同底线。但是另外一方面想，可能有很多我们以为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那些盟友们，他们也许在赶老虎的同时暗暗想，如果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能和老虎团结，把你吃了，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过去从2007年杨老师召开转移社会与社会公正的会议，到今天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左右的撕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对话越来越困难，但是我们说理还要继续。最后，我觉得是成败不必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