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自己读了这100多页，有些文章已经看过了，秦老师分析问题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一些人纯粹和完全使用西方的理论来表达不太一样。刚才梁治平老师讲到一个完全的中国语境，我觉得也不可能，回到完全的中国语境是不可能的、这是回不去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完全的中国语境哪儿来？从晚清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没有完全的中国的语境了。什么叫完全的中国语境？我们所有的语境都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专制，共产党统治的语境也不是一个中国语境。所以，完全回到从中国语境上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秦老师的这本书里面，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这些东西，他对于理论框架的借用、分析，实际上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上，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法是比较可取的，虽然有有可能像秦老师讲的未必是正确的，但一定是可取的，完全纯粹的语境是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我们现在社会非常焦虑，我们学者之间，包括微博上、社交媒体上这种非常尖锐的对立，实际上可能都是属于想解决问题的焦虑症。但是，如果不能好好地说话，至少这个体现共识是不存在的。这样不能好好说话的结果，就是让中间温和派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像类似秦老师这样相会比较温和的声音、比较理性的声音，实际上大家为什么愿意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是因为跟我们社会缺少这个声音有关系，大家都划成两头了，要么越来越极左化、要么越来越民粹化，或者说保守。

刚才很多人说，法国大革命跟中国社会现在很相似，我自己读的时候也觉得很相似，但是从去年以来读了很多俄国书，反而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19世纪末期，最后是所有中间向上的力量全部往极端的方向走，民粹的、专制的，我自己的理解好像我们更像，当然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还有外部的力量牵制着我们，不允许走到那条路上去。要完全像秦老师讲的寄望于这本书能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刚才周老师讲到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过，我们通过最基本的底线和共识来解决一些问题，而不可能是所有的解决，这样我们能找到共识。我自己一直开玩笑讲，我说我们党的领导人稍微表现一点善意、稍微做一点好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要表扬他。比如说，他的作风稍微清廉一点，虽然我们说清廉的作风跟我们追求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改变了我们。过去讲逼良为娼，我们也可以逼娼为良嘛。一点点抬他，不让他下来，抬到最后真的有人就下不来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当下我觉得最迫切的事情是，我们要寻找到不管是中左中右，不管是极端派还是什么，他但凡为这个社会表现得稍微善一点，我们都要表扬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最后，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刚才华生讲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其实，我们在微博上、在新闻联播里面都能看到，我就简单举一个我家的例子，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地方政府搞万亩良田的时候，我就问父母什么意思？我父亲就讲，比如说我们村有150亩地，但是我们村的河道、自留地、竹林之类的大概有450亩。一搞万亩良田，这450亩全部是他们的。我父亲是农民，他一眼就看出这个问题的本质。第二，我的父母认为共产党还是很好，免了农业税，种田还有补贴。但是我自己对免农业税一直没想明白，因为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他们都觉得最坏的不是共产党，最坏的是地方干部太坏了、坏到极点。我想，可能有这样想法的人，可能不完全是像我父母这样的人，在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之外有很多这样的力量，可能共产党或者说执政者更多的是看中这一点。我跟我的朋友讨论过，人家说：最终你是左派、最终你是右派？我说哪派都不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哪一派。我说我在经济上赞成市场经济，但是社会福利制度上、从社会保障来讲，我肯定要为我父母所在的阶级说话，我父母都是农民。如果我不能为他们的利益来说话，还算是人之子吗？所以，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复杂性就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做杂志，跟大家做研究不太一样。我说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坚守我们的职业操守，我们尽量做好我们应该能够做好的事情。我跟我所有的同事讲，我说：你自己做好了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社会一定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媒体人应该坚守的一个底线和共识，在一个非常快速沉沦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能做好这样的事情，这个社会才不至于沉沦那么快，我们也能尽点微薄之力。

这是我还没读完秦老师的这本书，前面加了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经历的理解。我说看完了认认真真写一篇书评。

唐少杰：和秦晖老师是同事，因为有20年以上的关系，对秦老师非常熟悉。大话不用讲，就一点感受，秦晖老师这些年来不说是对中国吧，至少对清华大学避免了很多空白和遗憾。以前对清华大学没有什么信心和希望，有了秦晖老师多少有点希望和信心了。这是第一点。第二、非常感谢秦晖老师一直在清华大学，不但对老师有重大的作用，而且还有对学生。我一律要求我的研究生，不管秦老师开什么课都去修。秦老师有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大概星期四一上午四节课，星期四晚上大概两三节课，一气就上3门课：中国农民史、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我觉得收获都很大，表扬的话不多说。经常问学生：听秦晖老师的课有什么启发？都是好话连篇，我就不多说了。

这本书前天晚上5点多刚给我送来，以前也看了，但是更大的一种感触，今天各位的朋友都讲过了。我别的不多说，我有一个感受，因为本人不务正业、旁门左道，研究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就讲一个问题，秦老师讲的这个共同的底线，所谓的公正和自由最终落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性、或者民族性。刚才秦老师讲得非常好，就说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太多样了，因为从文革这个经历来讲，或者到今天为止，今天无论是左派和右派，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是非常重视人民群众性问题。在俄国可能叫民粹性，在中国更多的叫民本性。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讲得非常好，可能上层动机并不是那么所谓坏、所谓差，主要是到了基层，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所谓的把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找出一个爆发、一个宣泄，尽管是失败了。清华一个作者叫周泉缨，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其实很多人非常留恋文革、或者关心文革，是这么一点。就是当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人民的关系到了一个爆发点的时候，怎样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一种宣泄的方式？其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或者我们国家政府建国以来，到今天为止比较悲哀或者遗憾的，都没有找到这种方式，动不动铤而走险了。但是今天老百姓相信所谓的上访比相信民主更加有效，要么就是越级，要么就是其他所谓的形式。我的意思是，秦老师开创性的这种研究，或者所谓的著述都是非常好的。

最后有一个建议，仅供您个人参考。其实每一个问题都要落实到中国大多数所谓的底层和老百姓，包括国家主义、包括民族主义，都是玩民主牌。到最后中国未来共同的底线，秦老师说是因然的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这种所谓左右的显现、这种所谓发挥自由的力量和影响都会玩民主的问题。能否让绝大多数人都享受到这种所谓的自由和公正，社会是一个层面。其实中国更多的层面是一个单位制度，一个单位就是这个城堡就是小王国，这个所谓的单位领导就是父母官，可能这个单位并没有所谓多大的公正和自由。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强调一下，我反复想，未来10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避免类似于文革这种民众的暴政，老百姓或者人民大众到底所谓真正进步了多少？像秦晖老师这样的人，或者在座的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可能从精英的层面、从知识分子的层面知道公正和自由的可贵、公正和自由所谓的意义，但是老百姓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或者公正和自由只是他当下眼前或者现实的。这是我们尊重他们，或者说保护他们的，但是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时候，实际上公正和自由往往在人民中产生所谓的震荡及摇摆。有一个问题讲得非常深刻，我也反复想共产党的三大法宝，毛泽东讲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我认为毛的第三个法宝应该改写，共产党最大的三个第三个法宝是群众运动。清华当时文革有一个名言：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有了群众就有了法宝、有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所以说，一定要搞群众运动，最后大家都知道无不是运动群众。我们共同的底线，当然是从群众出发、基于群众、为了群众，但是最后给群众自己带来了什么？所以，我们是很类似于俄国的东西、民粹主义的东西，最后其实非常简单，书里写的革命的反思就是面包、土地、和平这些问题。到最后老百姓的问题也非常简单，可能非常重大和实在，就是所谓的不公的问题、不自由的问题。

 钱老师说，我们知识分子之间共同的宽容、话语的反思，有的时候我们转化一个身份，在老百姓的所谓的层面上、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老百姓是如何理解自由和公正？老百姓是怎么样看待他最迫切和眼前的？刚才朱学东老师也讲得非常好，他说父母就能看问题，中国的政策十万八千里，我们底下的干部可以胡作非为，这个比比皆是。所以，共同底线有一个建议，落实到人民心中、落实到中国千百亿普通老百姓心中。

 刘苏里：谢谢唐教授提了特别好的问题，就是知识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个好像听起来不仅陈旧，而且还有点可疑。但事实上，我始终认为这次强调的就是知识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代表谁的利益在说话？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要有这个意识，而且要有这个技巧、要有这种情感。我不认为这个是民粹，或者是买好百姓的好，不是这样的，否则我们不知道你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杨支柱：我觉得可能在座的有不少对“共同底线”这个词有误解，我先说说共同底线不是什么：第一、共同底线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共同底线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共识，也不是哪些公民与政府的共识。恰恰相反，这里讲共同底线当然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一种。我们讲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共识的时候，恰恰是戒备和提防政府对信仰自由的干预。政府是要像防贼一样防政府，这不光是我们现在的政府，也包括未来的政府，包括民主自由制度下的政府。他就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是所有民众的共识，这个共识形成以后、形成法律以后，政府就执行，而不是我们跟政府谈判，政府是公民创造的工具，他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义务。所以，即使民主社会也不能跟政府有什么共识。

 第三、共同底线不是共同中间道路。因为刚才提到过，他是一个不怀好意的第三者在场，这个第三者是以政府为前提的。实际上，我们的共同底线，就是我们讨论问题，我们谋求某一个政策的前提、一个辩论的舞台。共同底线是信仰自由，左派和右派作为一个思潮的话，它的共同底线是表达自由，而如果我们追求更多一些社会福利，这个显然是一个国会的辩论，而这个国会当然是建立在自由公平的选举制度之上。而这些东西是底线，是个共同的舞台、共同的前提，那就不是底线了。

 当然了，这里也延伸一些东西，除了共同的前提之外，我们是谋求一个表达自由、信仰自由，这个政府光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比如说这个政府要是个法制政府、应该是个负责任的政府。另外，为了追求这样的底线，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有些东西也是秦老师说的，用他的话说，我们要谋求自由，而不是为自由而给政府卸责。我们想要福利，那么我们要求政府尽职，而不是要求政府苟且。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个政府改造成一个符合我们共同希望的政府、一个共同的基础、舞台、前提。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用梁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连底线都没有了。实际上他并不只是一个底线，秦老师说是一个因然的东西、是一个追求的目标、是一个近期目标，并不是真正是一个底线。实际上用你的话来说是天线，这个天花板是最低的，而不是在脚底下的。因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说脚底下的底线，不要说秦老师讲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表达自由的、民主代议制政府。这个东西才能像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那样争论，但是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丧失了。包括我们知识分子，我们很多人为了保住工作，把自己的孩子堕掉，这会丧失最基本人的底线。你说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们在追求天花板的时候，实际上脚底下已经实现了，而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意识。

 彭刚：我大部分认可秦老师，虽然有些地方我也不是能够完全接受。有一次上课，学生提了一个问题，老有人，特别有官方的人对普世价值这么反感？当时我就回答，第一、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最偏向于承认普世东西的存在的，往俗了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是最普世不过的，还有什么比工人阶级连祖国都不要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我说这个都很奇怪，两方面的祖宗都背叛了。结果学生马上就说，你是不是跟秦晖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跟秦晖老师说得怎么几乎一样？

秦晖老师的作品、他的讲课、他的优点在我看来主要是几个：讲常识、讲逻辑。有很多先生也知道秦老师的论文会把很多概念重新有一个清晰的阐发，他会把相对立的论点逐一呈现出来，实际上应该针对的是什么，是不是构成和现实的相关性、是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讨论的。我想这是他的学养体现出来的。

但是，这样一个风格的学者，他在日常的为人当中又非常天真。我感觉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清华历史系有好几位同事都有这样的风格。

有学生笑说：今天上午秦老师的三节课，他一直在斜挎着一个包。我说为什么？他说：可能有一次把包落在这儿了。

秦老师还有一个事，我印象非常深。正好十年以前，我到哈佛去进修，秦老师先去了。去的当天晚上，因为有好几个清华的同事刚好在那儿，大家在一起吃饭，秦老师把他做的菜端过来。我当时还说：我要记住，某年某月某日彭刚亲自吃上了秦晖老师做的饭。秦老师也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到现在没吃过我做的饭。我对秦晖老师做的饭印象也非常深刻，他炸的鸡腿，炸得非常好，外香里嫩，但是一口下去里面就流血了。

我想说的是，像秦老师，有非常天真的一面，在外人看来极其书呆子的一面，比如说像秦晖老师这样完全不停地做论文。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现实感、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生活是怎么运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人性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是怎么运转的，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两方面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人文学者的工作吸引人的一个方面。也是像我们在清华工作的人应该感受到，我们和别的学科不太一样，我们的学生经常对老师，我们稍微晚一点的学者对前一辈的学者不仅对他的学问有要求，往往还期待着他的为人、他的行事的风格能够配得上他推出来的作品。我想，秦晖老师的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给我非常深的印象。

 王毅：我先说读秦老师的文集，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亲切。为什么说非常亲切呢？因为他主要的文章当时在刊物上发表的时候，第一次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的，其中有很多篇是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东方杂志的铁杆，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秦老师当时写文章不像我们一个问题随便讲讲，他是有很深的思考。秦老师当时从这个问题刚刚凸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析，所以这个印象是很深的。觉得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是向着一个新的、认真的一个层面来走的。

比如说最后一篇文章是讲王小波的，当时我自己编纪念王小波一周年的集子，我自己向秦老师约稿的。当时整个读起来是非常亲切，刚才有老师也都提到了，讨论了我们多年以前说过的，但是现在读起来仍然不过时。有人说，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

秦老师讲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当时在东方杂志上读文章印象很深，就是掌勺的人私占大锅饭，就是掌握分配权的人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这个我印象很深，就是刚才秦老师说的好像分裂越来越严重。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表现上的东西，或者是伪态的、表面上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事实掩盖之下的这种分歧，它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掌握权力的那部分人把大家的嘴都封住，于是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公之于众，皇帝的新衣还在不断地加码。于是，这个社会对于公平正义、最基本人权的思维越来越充分。但是这个话语，就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没有的前提下展开的，好像是越来越分裂了，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中国人讲话一个人伦的底线。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底线对于我们念书识字的人来说，这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对于所有的社会的人，第一个底线是要建立文明，把自己当作人、把人家也当作人。你连这个都没有，你进行写作、话语，别人怎么能够跟你有一个底线。

其他的大家说得都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就想接着刚才秦老师说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关心的。秦老师刚才说民族资本的这个事， 我觉得要进入人类共同的底线的话，也许在别的地方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我们的制度传统里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刚才秦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基本的制度定义下、文化定义下，你跟全世界搞不到一起。所以，我觉得1949年以后，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我们的执政者做得最大成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用一套党的话语体系、或者是权力的话语体系把整个文革的思维和逻辑、行为方式完全洗劫掉了。

秦晖：谢谢大家！这个东西基本是我的旧作，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旧作是在2003年以前发表的，有好几次都没有出来。要说这些文章都是第一次集，以前我的书中有一些不同的命题的时候提过两次，但是这次是第一次提的。我觉得大家讲得很对，十年来的很多问题还是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因为它既然是老文章，我要保持它历史的原貌，所以就不多修改了，大的东西当然也没有改变。有两点，可能是现在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一个是以前我讲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最低限度的福利，其实大致上也没错。但是我们在十几年前讲这个的时候，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福利根本没有完全覆盖的。现在这些年，尤其是这十年搞了所谓的民生，这个民生使得福利的概念比以前要大得多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福利的性质其实仍然没有改变，就是这个福利是按照特权来分配的。因此，有特权的人收入多、福利也高；没有特权的人收入低、福利也低；没有工作的人、没有工资的那更谈不上福利。所以，这个福利制度和西方不管是高低福利相比，都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它不是扩大平等、或者减少不平等。比如说，低福利就是扩大平等少一点、高福利就是扩大平等比较多，而是增加不平等，和那个平等是反过来的。所以，我说如果一种福利分配对平等与否完全没有影响的，那就是零福利。但是我们比这个更什么，那就是负福利了。

如果让我今天讲的话，不是什么最低限度的福利，而是要把这个福利由负变成正。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是我还要讲一句，我讲的这个共同的底线，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现实的诉求，甚至有人说你是不是想要团结大多数，要搞一场统战？甚至有一个人比较恶毒的说法，你无非就是想把左右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的这个书能够起到团结大多数的作用，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基本上对此是不报什么希望的。

为什么讲底线，而不是共识呢？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基于这个。我基本上还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学问来做的，当然尽管我也有现实的价值关怀。什么叫做底线呢？其实用逻辑的角度讲，底线是一种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我们经常讲，如果这两个都是一回事，那就叫做充要条件，我们谈逻辑的时候经常谈的。什么叫做必要条件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个，你才可以谈论现在意义的左派或者右派。假如你没有这个，我劝你都少谈，你既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什么右派，你无非就是法西斯。或者说左就是沃尔布特那样的，右就是希特勒那样的，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个，你很可能就取得了一个你成为现在是左派或者右派的一个必要条件，再加上一些别的，你就变成了现在的左派或者右派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既不是现在的右派、也不是现在的左派，是一个和现在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

那么，既然是这样，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讲的这个共同的底线当然不是什么妥协、也不是中间派，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些原则，这个原则不是用来和稀泥的，而是用来坚持的。既然我提出了这些东西，我当然希望不管是左派的朋友、还是右派的朋友，都希望能够为这个原则努力的一种希望。但是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既然你提出了这个原则，当然会面临来自左或者右共同的压力、或者是共同的不满。讲得简单一点，这个所谓的中左中右联合起来反对极左极右，这是一种说法；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有这样一种说法：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联合起来反对极权左派和极权右派。如果我们用后一种说法的话，假如你这个所谓的底线，从逻辑上讲，你应该是得到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的认同，但同时你也会遭之极权左派和极权右派的共同反对。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底线不一定就是所谓的左右共同的朋友，甚至也可能是左右共同的敌人。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放在一个现实的政治操作背景下，由于我们现在操作的空间是很小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上联合搞什么事的空间是很小的。但是，极权左派和极权右派联合起来搞一些事的空间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这个东西会使你成为左右的公友，不如说更有可能成为左右的公敌。这个左右公友是潜在的，将来如果有了这个共同的空间可能会有。但是目前的情况下，就可能会使你成为所谓的左右公敌。

 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认知的角度，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表明，表明既不能说明我激进、也不能说明我保守，充其量只能说我想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想为认识我们现在的各种思潮提供一个逻辑框架，我认为这是在做一个学理上的梳理工作，至于这个梳理工作能团结多少人，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政治操作的空间大了以后，也许会起到一个我讲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族主义者进行合作的作用。但是在目前，很可能会使得类似于希特勒那样的右派和类似于斯大林那样的左派都把你当做敌人。比如说，现在左右很有名的两个网站都有所谓的专栏，还有秦晖专案组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方面来讲，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现状，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所谓的底线之所在。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左右越来越撕裂，我觉得越来越撕裂的这种现象是有的，但不一定是在左右。比如说前两年，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毛派的东西，我觉得前两年毛派内部有一场剑拔弩张、甚至是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其实如果你讲意识形态，我认为像他们那样的人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更像原始的毛派。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了，现在我们的真正的对手是什么？他说应该是官僚资产阶级。其实，这个用的语言和1949年中共的说法一样。他说，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我们的同路人，他说首要的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个我就不说名字了，他说某某某是官僚资产阶级民主派，他甚至说赵紫阳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这几篇文章出来以后被骂得很厉害，有另外一些人说你们是奸细，等于把他们干掉似的。那个剑拔弩张的程度，说实在的，比我们还要剑拔弩张。

所以，你说这叫左右撕裂吗？他们都很左，还是剑拔弩张的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剑拔弩张可能跟左右之间的剑拔弩张不是一回事，说穿了就是一些为了权利而无所不及的人，不管是用左的语言、还是用右的语言，和他们认为会妨碍他们的那些人之间产生的。其实说实在的，他们现在内部的那种争论更是火药味浓得不得了。

现在我们现在不要讲什么毛派，毛派作为一个统一的阵营，说实在的，比自由派还要分崩离析，而且内部的矛盾还要大。就像斯大林可以把多少贵族放过，但是一定要把托洛斯基杀掉一样。其实，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左右，比如说像韩德强如果扇了那些人的耳光，引起很多愤怒，这就已经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了，和所谓的左右撕裂都不是一回事。但是随着中国现在问题的增多，的确有社会矛盾的现象，但是我觉得不是什么左右撕裂的问题。

 黄孝阳：我简单地说两句吧。第一、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我非常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与各位老师有更广泛地合作。第二、我个人认为30年的制度变迁，造成了中国现在的状况，相应的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各种复杂的利益格局，要指望形成一个社会普遍的共识，我个人认为是有困难的，只能是从一个隐含道德诉求的底线出发，共识至少是两个人的事，要调一调结构。底线可以是一个人的事，所谓独善其身。共同的底线在哪儿？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力和社会保障有哪些具体的内容？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辨析，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在我看来，秦晖先生这本书的价值，首先要意识到这本书以及他的言说方式，不管是哪一派都要受到这个清洗，其次就是这五个汉字所具有的道德魅力，他不可能以一个剑拔弩张的左右之声，但是他具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就是说，他影响了年轻人共同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