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零年

吕品2014-04-30 21:23

吕品

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盟军已攻入德国境内。德国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内一部分党卫军看守在得知美军已经逼近的消息后,押着一批囚徒撤离了。集中营内有自己的抵抗组织,其中一名波兰工程师安装了一部短波电台,他们用这部电台向盟军发出了求救信号:“致盟军、致巴顿将军手下将士: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SOS。我们需要救助。他们要带着我们撤离。党卫军要消灭我们。”三分钟他们收到了回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挺住。正赶来救援。第三军参谋部。”美军先头部队要在3天后才赶到,但在收到这条回电后,集中营内的共产党人已经按耐不住,拿出暗藏的武器,向剩下的看守发起进攻,并控制了集中营。美军赶到不久之后,在集中营的大铁门上,贴上了由原来的囚徒们写的标语:“永不重演!”(Never A-gain!)    “永不重演”是许多经历了二战苦难的欧亚人民的心声,也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在二战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时的许多变革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世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轴心国的重建、以色列的诞生、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欧盟与联合国的建立等等。1945年是二战胜利之年,然而在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城市依然是一片废墟,能活下去依然是许多人的最大愿望;这一年也是重建的开始,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是“战后零年”(Year Zero)。

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作品《德国,战后零年》(Germany, Year Zero)拍的就是1945年柏林人的生活。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又名马毅仁)去年出版的新书也采用了《战后零年》(Year Zero)这个书名,讲述的是1945年这段历史,包括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描述。布鲁玛是一位荷兰历史学家和作家,对东亚历史、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历史颇有研究,曾经出过许多有关欧洲与亚洲的历史著作。《战后零年》摘录了许多普通人在1945年的生活记录,其中也包括作者的父母。作者的父亲二战期间是荷兰的大学生,生活相对安稳,某一天却忽然被抓起来送到了德国的劳动营。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只是被关起来做苦工,德国投降之后他无法马上回家,成了当时欧洲各地庞大的战争难民的一员。作者说,等到他父亲终于能够回家之时,却有一种“近乡情怯”的心理,经过几年战乱,自己身上发生了许多改变,又担心家人出了变故,离家越近,越是惶惑。

作者的父亲还是幸运的,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在经历了战争结束、和平到来的狂喜之后,面对的是亲人失散、家园被毁的局面。其中境况最惨的当然是犹太人,不少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活到了自由的那一天,却还是熬不过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德国的卑尔根—贝尔森 (Bergen-Belsen)集中营由英军在1945年4月解放,但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集中营内的犹太人仍然不断大批死亡,有些是因为疾病缠身无法恢复,另一些是因为身体已无法适应正常食物产生剧烈反应而身亡。作者指出,1945年停战之后,和其它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境内的犹太人的处境反而是最好的,因为在这里大部分犹太人依然滞留在集中营内,由盟军看管照顾,有稳定的食物和医药供应,其它国家的犹太人则处于身无分文、无处可去的状态,许多人不得不涌入德国。

和这些犹太人一起涌入德国的,还有原来生活在东欧国家的德国人和德裔居民。战后苏联修改东欧版图,占据了原属波兰东部的部分地区,作为补偿把德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划给了波兰,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超过一千万德国人不得不向西逃难,在这一难民潮中,德国人被殴打、抢劫、杀害时有发生,难民中的德国妇女被强奸,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还被人视为“理所应当”。

即使是战胜国英国,日常生活品质也没有什么好转。二战期间英国的肉类、鸡蛋和布料等都实行配给制,胜利之后不仅这些商品继续实行配给,连面包也开始配给供应,而且一连持续了好几年。原因是英国经济已几乎被战争拖垮,战时赖以维持的美国援助却因为战争结束而停止了。

但是至少在整个二战过程中,英国人的国民道义感得以保持完好甚至有所提升,即使生活艰难、随时面临失去亲人、遭遇轰炸的威胁,但英国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在被德国占领5年多的法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期间,每个法国人都或多或少要和德国占领者打交道,或是为了生存、平安,或是为了事业、金钱,都有可能要做某些道义上的妥协甚至背叛。战后的法国需要一个民族英雄来修复在二战中丧失的国民道义感,本书作者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虽然对二战进程贡献甚微,却能够很快在战后确立合法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而在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中占据多数的共产党人,却很快失去了主导权。二战中与德国人合作的人,虽然有些被送进了监狱,但是大多数只是受到轻微的惩罚,许多与德国人打得火热的人在二战之后很快又成为在法国社会活跃的人物。

相对于法国来说,对德国人的清算活动范围大得多。英军在占领德国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之后即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原集中营的德国指挥官,包括恶名昭彰的指挥官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和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等人。英国人以自己的司法程序为骄傲,整个审判过程不仅有公诉人陈词和证人提供证词,还专门从伦敦请来了一位国际法教授为被告辩护,全程由记者公开报道。最后当然谁也救不了这些被告,不过这次审判最大的收获,大概是通过受害人之口,把纳粹集中营内系统化的种族灭绝暴行公之于世。同时这次审判也显示出现有法律体系无法审理轴心国掌权者犯下的战争罪行,从而推动建立了纽伦堡审判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然而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是否真的实现了公义?作者的结论是否定的,有太多犯有战争罪行、手上沾有无辜平民鲜血的战犯逃脱了惩罚。作者举了冈村宁次的例子,这个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曾在华北施行“三光”政策,残杀平民百姓的战犯,战后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甚至宣布其“无罪”,让他平安返回日本,直到1966年在东京去世。

与惩罚战犯相比,更为复杂的是如何处理轴心国中大批的中层官僚、发战争财的企业家和商人、以及支持政府政策并从中获利的普通人。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盟军都首先采取了“清理”政策,不允许任何和服务于原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人员进入新政府,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一个语言和文化都很陌生的国家,鉴别确定哪些人需要“清理”、哪些人可以合作十分困难、错误频繁。在惩罚尺度上,掌握太严则有可能把几百万人送入监狱,太松就失去了“清理”和惩罚的意义。本书作者在书中摘录了一位在纳粹德国时期从事抵抗活动的人士鲁特·安德烈亚斯—福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在她1945年6月的日记中,引述的一位战友的话:“……揭发与谴责不会让那些人成为好人。帮助他们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给他们一个机会赎回他们的罪过。然后不再施加任何报复和惩罚,就此了结。”

正如作者指出,这些话来自一位在纳粹德国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抵抗活动的人士口中,是非常感人的,在道义上也颇有份量。这同时显示了战后新政府面临的困境:既需要对参与战争的人作出惩戒,以示“永不重演”的决心,但是重建国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往往又在那些与原法西斯政府有瓜葛的人手中。作者在此又举了一个日本的例子,岸信介在伪满洲国时期就是日本的军工官僚,与极右翼政治势力和日本黑帮关系密切。二战期间他担任日本工商大臣,是日本战时经济的操纵者。工商部在1943年改名为军工部,日本投降之后随即该回工商部。美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更大的目标是重整日本经济。岸信介虽然在日本投降之后即被关入监狱,但是3年之后竟然在没有接受任何审判的情况下出狱,之后他不仅继续维持着与极右翼和黑帮的良好关系,更投身政界,在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他的外孙。

书中作者用种种事例说明,“清算”和惩罚不可能是一件干净利落的事情。二战中轴心国的许多人或是直接参与战争罪行、或是成为间接帮凶。即使德国人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战后许多人声称自己一直是反纳粹、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的,但是真正作出抵抗的人却是极少数。许多因战争受益的人在战后继续以社会精英姿态出现,享受经济腾飞的成果,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二战后的“清算”实现了社会公义。但是作者认为,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并非没有为此付出代价,1970年代在这三个国家出现的极左翼武装活动,就是年轻一代对父辈的一种鄙视,这些人认为国家的政权依然掌握在法西斯份子手中,“因为他们的父辈当年没有对法西斯主义作出抵抗,现在抵抗的历史责任落到了他们手中。”

“绝不重演”的决心让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色列的建立是为了让欧洲的几百万犹太难民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日本和平宪法的确立是为了不让军国主义重新兴起;欧盟的组成是为了保持欧洲国家之间不再兵戎相见;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维护世界新秩序。但是生活在1945年的人们,大概也不会想到在和平到来之后,亚洲的许多地方还要经历几年的内战,东西方冷战即将开始,朝鲜战争将在几年后爆发,而德国人将会经历50多年的分裂局面。

《战后零年》并无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雄心,而是细致地展示了在这一“零年”中人们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其中有些人的目标只是获得温饱、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另一些则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有些怀着复仇的渴望,另一些期待尽快洗白自己肮脏的历史;有些保持着重建家园的愿望,另一些则有着改变社会的雄心。许多年来,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简单化、概念化的历史,读一读《战后零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真实的人生是复杂的、正义的实现永远不是完美的,更可以让我们从许许多多普通人身上,看到那是怎么样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一个满怀希望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