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十集高清电视纪录片《下南洋》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掀开南洋华人历史与现实的一角。这一角，令人低徊不已。

千百年来，中华帝国在兴盛与崩溃、革新与腐朽之间循环不已，巨大的动能，将多少华人甩出去，他们颠沛南下，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上万座岛屿中安身立命，建设家园。期间所遭受的磨难，林林总总，铸成一部血泪史诗。

进入二十一世纪，又一次走到复兴门槛前的中国，目光扫射到了下南洋的这一脉华人，蓦然发现，当老大中国还在古老的华夷之辨中纠结、焦虑时，当年那个绝望于故土，由最普通、最低层的中国人组成的下南洋群体，却在异域中生根壮大。脱离专制王朝的他们，不但获得了自由，有了干净的生意，做到难以想象的成功，更难得的是，在他们手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以完整保存。

记录这一脉华人历史的《下南洋》，因此成为迟到的致敬，也被认为具有了镜子的价值——今日在自大与自卑的虚火中煎熬的中国人的镜子。

《下南洋》让我记起十多年前在琉璃厂淘到的一本小书：《海滨寄简》。它由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出版，作者连士升，1931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他是陶希圣主办的经济类学术期刊《食货》的主要撰稿人。根据陶希圣之子陶恒生的回忆，连士升与陶希圣之间，亦师亦友，1939年陶希圣在上海参与汪精卫对日本的谈判，欲急流勇退，但已身落虎穴，无计脱身，正是连士升，给在香港的陶希圣妻子出主意：带着孩子去上海，日本人才会让陶希圣出来，然后乘机逃走。陶妻上船之前，连士升送到码头，忧心如捣至泣下。待陶希圣成功逃出虎穴，来到香港，连士升又到码头迎接，此时的他，喜极而泣。其仗义与感情丰富，可见一斑。

连士升下南洋的轨迹，是先香港，后越南，最后于1948年迁至新加坡定居，先后任南洋商报主笔、总编，他还担任过南洋学会理事、副主席，中国学会副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等职。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独立前后，已成南洋文学界领袖之一的连士升，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他受命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三新加坡有条件地加入马来西亚后，又获颁新加坡元首功勋章。两年后，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这一年，连士升出版了用十五年时间写成的《甘地传》《尼赫鲁传》及《泰戈尔传》，以及八册《海滨寄简》，向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国献礼。

与大多数在经贸天地中打拼的华人不同，下南洋后的连士升，以一介文人之身，在新闻与文化领域耕耘，且成就斐然。其中，在一九五零至一九七零年代，连士升以书简形式发表的文章，对陶冶新马青年品性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因此被誉为青年楷模。

我手头这本薄薄的《海滨寄简》，早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同名套书，是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单行本。时光在它身上打下了无情的印迹，纸张发脆，册页泛黄，拿在手中，一种旧书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然而，其中娓娓道来的义理，朴茂醇厚的情趣，绝不因时间而湮灭其价值，一气呵成的阅读节奏，便显示了其超越时间的生命力。

在自序中，连士升交待了《海滨寄简》的写作背景：本来，他平生爱读名家所写书信，不过自己并不喜欢动手写信，机缘巧合，当由副刊上的补白文字结集出版的《闲人杂记》出版，获得读者好评，收到不少来信，让他继续写下去时，他认为，既然一个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就应该换一种新的形式。考虑到自己的读者以青年为主，他决定采用书信这种体裁继续自己在副刊上的写作，因为书信适合“恳恳深谈”。

事实证明，书信成了连士升得心应手的体裁。《海滨寄简》中，他谈历史，谈世风，谈做人之道，谈传统文化，谈知识分子，谈家庭教育，海阔天空，兴味淋漓，即使今日看来，也是教益与情趣兼备的好文字。

阅读《海滨寄简》，开篇不久，我就被连士升介绍的“合第光临”这一传统迷到了。在一封主题为农历新年的信中，他说，过年时给孩子们发“红包”是一乐，但他忽然想到“合第光临”。原来，中国旧家庭办喜事，发请柬通知亲友的时候，请柬上照例有“合第光临”四字。农村中，还保持着守望相助的光荣传统，家里如办喜事，亲友全家都会来凑热闹。但是，一到工业化的都市，这种传统却被人们抛到脑后了。连士升以切身经历说，由于职业关系，他认识的人较多，虽然各大社团的应酬自己尽量避免，但少数相熟的朋友的宴会是逃不了的，但这种场合，十九都是自己一个人去。

信中，他特别赞扬了T先生，因为他邀请朋友时，总是保持着“合第光临”的古风。而每次，几家人带来的儿女都玩儿得非常开心。

不用说，现代社会，这种“合第光临”的传统是难得一见了。但是，人们应该尽量恢复这一传统。“合第光临”，不仅能让合家快乐，尤其有益儿童的身心，也是儿童们从成人那里习得交际、应酬的礼仪的机会。

下南洋的华人，很好地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敬天祭祖，学习汉语，崇尚文质彬彬的做人之道。连士升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一往情深。但是，安身立命在南洋，他认为，南洋的文化，应以当地文化为主体，加上中国、印度、回教文化的旧传统，及欧美文化的新思潮，造成一种和谐的适合当地文化需要和趣味的文化，如此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开花结果。而华人，应该努力融入南洋社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马，乘世界性的脱殖大潮，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置身巨变的连士升，以观察家的身份静观世变，但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表示，还是难免被巨变弄得头昏眼花。不过，他认为，就一般趋势而言，一切变化都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走。为此，他特别在华人中倡导公民价值。

连士升认为，公民必须效忠本邦，而效忠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公共事业、社会利益发生兴趣。过去，官员所求，无非个人声色利禄，而五十年代的新马，在连士升看来，已是人民的世纪，议员与官吏都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人民必须在政党里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神圣的选举票绝对不能乱投，因为选民投错了票，等于女孩嫁错了郎，以后吵架退党，不胜麻烦。”

过去，南洋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蛮荒的所在，是化外之地。阅读连士升半个多世纪前的书信中对当时南洋政治社会的评介，大概会颠覆我们心中本来坚固的优越感。

连士升特别看重学术对一国兴衰所起的作用。他注意到，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德日两国宣告失败，“可是在学术文化上他们却屹立不动”，工业复兴的速度不用说，光是在出版界著作界的努力，就值得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外国新出一种名著，两三个月内，两国就可以译完印好，而且销路都不错。至于新出的字典、辞典，以及大部头的书，都是洋洋大观。他就此预言：“精神食粮这么充足，迟早将会发生辉煌的成绩。”时间很快就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

《海滨寄简》中，不乏记载五十年代新加坡社会风气的笔墨。比如在一封谈华人缺乏公民训练的信中写道，五十年代初，一名新加坡公务员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行刺，血流满车，当时同车的华人，深怕惹到无妄之灾，个个抱头鼠窜，可是同车有个欧籍的妇人，却没有跑开，她不慌不忙地实施急救的办法，把受伤者的衬衣撕下来，将伤口包好，然后急电救护车，受伤者被送到中央医院，性命得以保全。连士升认为，在人人推脱责任的社会，麻烦最终还是会落到每个人的头上。他认同中国三十年代开展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但惋惜其虎头蛇尾，不够彻底，结果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名词。

尽管身在南洋，但连士升对燕京大学的时光充满了深情。往昔，他在那里受到了优良的学术训练，结识了一批倾心学术、天资卓异的师友。终其一生，连士升与顾颉刚、聂崇岐等一代学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海滨寄简》中的个别书信，就是写给昔日燕京校友的。书信集中，还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话题。不过，由于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缺乏具体了解，他只是一般意义上肯定了知识分子了解社会的必要性，并不知道大规模地对知识分子实施“洗澡”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洪业传》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一九五九与一九六二年之间，中国大陆闹饥荒，身在美国的洪业听说自己的得意门生、一向被称为齐胖子的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瘦成了皮包骨，恰巧时在南洋商报的连士行请洪业撰稿，洪业便写了《我怎样写杜甫》一文，叫连士升把稿费拿去买些食油及肉干寄往北京齐思和。不知道，后来的连士升评论中国社会时会否避免了他身上少见的迂阔。

人们都有难免的迂阔。香江盛夏，酷热难挡，此时，捧读《海滨寄简》——一位半个多世纪前的燕京学子写于南洋的性情文字、知性文字，一如读到好书时刻，心头还是不时升起阵阵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