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黑格尔说，希腊世界，从阿卡琉斯开始，由亚历山大完成。而亚历山大的伟大，是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上完成了希腊世界。

在罗马和汉帝国之间，是亚历山大东征时踩出来的希腊化城邦走廊，罗马人东扩至西亚设置了小亚细亚行省，甚至一度绕过帕提亚深入到东亚，受惠于此；汉帝国“凿空西域”，用丝绸和黄金与中亚或西亚人换宝马与碧玉，与那里的希腊化城邦联手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将部分西域并入版图，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行政区划，亦受惠于此；在这条丝绸之路带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还有那些原住的充满活力、开放、交融而繁荣的受希腊化影响的城邦王国，皆得益于亚历山大在此遗泽的古希腊城邦精神原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由此开始。

希腊人留下的城邦

大夏是一座马其顿人建立的希腊化城邦，当张骞辗转来到大夏时，他见过那里的希腊统治者，他们的祖先追随亚历山大来到这里，在这里建立了希腊化国家。他们住在石头建造的城堡里，他们有自己的王国，可国家形态却还是城邦国家，国都蓝氏城，就是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城。

大夏人在丝路的遥远之东方，建立了“巴特克里亚”，或者称“大夏~希腊王国”，首都巴克特拉（今阿富汗斯坦巴尔赫)。“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斯坦东北部、临近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称呼。也许这是历史上，古希腊城邦中的马其顿人到达的最远的东方。

罗马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曾经声称，伟大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身后，在东方的尽头，留下了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能读懂荷马。这一说法，被有些人称之为“希腊-巴克特里亚海市蜃楼”，以为它是希腊人在希腊化世界里的自诩，不过传说而已。

其实，有关“巴克特里亚”的传说，从希罗多德就已开始。事实是亚历山大的确身临其境了。法国人保罗·佩迪什在其所著《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一书中，谈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的地理大发现。发现新世界的两个希腊人，一是航海家毕提亚斯，从直布罗陀海峡，深入大西洋，发现了真正的大海；一是征服者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穿透波斯帝国，跨越赫尔曼德河和阿姆河之间的阿富汗山地，向东南进入印度河流域，向东北到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巴克特利亚，他脚下是世界最高地——帕米尔高原。

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巴克特里亚，就是《史记·大宛传》里，张骞向汉武帝一再提到的大夏，当代考古学把普鲁塔克的说法发掘出来了。1965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阿富汗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的帕米尔地区喷赤河与科克恰河汇流处一带，发掘了阿伊卡诺姆城遗址，该城为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心城市之一。

从遗址里出土金银珠宝不足为奇，可发现了亚历山大老师亚里斯多德哲学著作的残片和德尔斐阿波罗神龛之箴言，就不能不说是奇迹了。箴言这样写道：少年应知礼，青年有节制，中年要公正，晚年当明智，死而无悔。

也许古希腊战士在这片高原上，发现了希腊神话中的奥林波斯山，就如同后来汉武帝在这里发现了昆仑山。当他们带着阿波罗神庙的箴言，在此集结、待命，像神一样倘佯在天边时，他们听到的却是噩耗之音。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正是耸入云霄的帕米尔高原阻挡了亚历山大前进的步伐。现在看来，是误解了。是时间而非高原，阻挡了他前进，是死亡把他带走了。如果老天假他以时日，也许他就越过帕米尔高原，把匈奴再次驱回中原，与秦帝国交战。然而，历史只有已然没有应然，他猝死了，仅33岁！

我们不能不佩服亚历山大，他把古希腊战士，从地中海沿岸，带到了帕米尔高原，还把亚历山大里亚城邦建在了帕米尔高原上，使之希腊化。沐浴古希腊文明之光的古罗马的东方、汉帝国的西域，被经营得风生水起，成为一笔珍贵的人类文明遗产，当汉帝国的使者手持和平游说的使命到来时，他们的沟通已经不困难了。

希腊化的受益者

亚历山大去世以后，希腊化世界一分为三了，三个王国各自为政。首先帕提亚人取代塞琉西王朝，是游牧民族希腊化的一个样本。帕提亚统治者信任希腊人，他们征服了塞琉西城市，就交还给希腊人去管理，其开国者密特拉达梯一世，还在帕提亚货币上自称“费尔海利”——希腊事物爱好者。而帕提亚战士，他们高贵的头颅上，戴着希腊化头盔。头盔下面的那颗头颅，居然常常被古希腊戏剧所感动。

公元前53年的那次胜利，据普鲁塔克说，就是以戏剧方式，向奥德罗斯王呈报的。当时，奥德罗斯王正与亚美尼亚王一起观看欧里庇得斯的剧作《酒神的同伴》，剧中，本来女主角应当捧着她儿子彭透斯的头出场，可这一次，她捧上来的，却是一颗真正的头颅，那是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的头颅。帕提亚人就是这样，以完全希腊化的方式，无情嘲弄罗马人，阻挡罗马人的东扩。

大月氏，原居于祁连山下，其势力，一度发展到了阴山和蒙古高原，后来被匈奴反击，退出阴山和祁连山。沿天山北麓，他们先退往准格尔盆地，被匈奴及其属国乌孙追击，再退至伊犁河流域，乌孙继续追击，不得已，乃越葱岭，进入中亚阿姆河流域，汉人原名妫水，后译成阿姆河，也许意识到阿姆河的对西域各国来说的重要意义，大月氏人在妫水以北定居，妫水以南是大夏。

大月氏人在占据了大夏以后，也开始了他们的希腊化进程。他们像希腊人那样铸造金币和银币，还像希腊人那样把他们国王的头像或全身像铸在币上。金币上的国王，是贵霜帝国伟大的王迦腻色伽，他不光是希腊文明的爱好者，更是佛教的倡导者，可以说，他是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后佛的护法，可他在一枚金币上，正主持一个波斯拜火教的仪式。当然，这首先由文化的多元性所决定，何况佛法兼容，并不排他。再说他是一位君王，要治国安邦，试想一想，当这枚金币流通到波斯化世界，它比什么使节都更能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是比军队更为有效的国防。

商业化是希腊化的一部分，当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贵霜帝国以商为本，靠商业立国。张骞曾向汉武帝奏报：西域一些小城邦，民弱畏战，多财善贾，国小而富足。究竟富到了什么程度？让我们来看考古。

1979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一个由苏联和阿富汗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大夏古都之西70公里处，发现6座古墓，地处阿富汗境内的席巴尔甘地区。因墓中埋藏有数万黄金，约计两万余件，故墓址所在地被称之为“黄金之丘”。据墓中所出罗马金币、安息银币和西汉铜镜，确认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这个年代，正是大月氏统治大夏初期。由此看来，这批古墓，应是大月氏王族的陵墓，而墓主人，很可能是张骞见过的大月氏贵霜部落的王孙们，他们占有了大夏黄金，哪还愿意和汉结盟去对匈奴作战？

大月氏人虽败于匈奴，但在希腊化的城邦世界里，却一展宏图。大月氏，本来就是“行国”，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即使遭遇匈奴打击损失过半，也还有数万逃窜至帕米尔高原，逐鹿草原帝国也许有所不及，但驰骋于以经商为主的希腊化世界，则绰绰有余。他们将各自为战的希腊化世界的城邦国各个击破，先是控制了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地区，然后，北上咸海，南下恒河，将亡命于帕米尔高原的大月氏“行国”，发展成为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城国”，居然能扩张为一个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富而有理想，对于佛的理想，也铸在了金币上。有史以来，释迦牟尼作为神主首次出现的地方，不是寺院和佛堂，而是以站立的姿态出现在贵霜帝国的金币上，在流通领域传播佛的理想。

而希腊化理想，作为一种美的范式，也被贵霜帝国崇仰。因为佛教和世界上任何早期宗教的传播方式都不一样，它不但依靠宗教教义，还靠图像以及偶像，所以佛教又被称为“象教”，佛教精神借了希腊化之光，美的范式从此开始呈现在佛造像上了

希腊化成果

这一时期的希腊化成果，首先表现在犍陀罗的艺术风格上。犍陀罗艺术，是希腊艺术和印度艺术的混血儿。

犍陀罗为古印度十六国之一，中心地区就在喀布尔流域。公元前四世纪，征服者亚历山大到此，开始了希腊化演义。后来，阿育王接踵而至，又使这里佛教化；再后来，亚历山大的历史遗产大夏王也来了。就这样，希腊化和佛教化在此交替上演。当贵霜帝国大王迦腻色伽出场时，东方汉帝国也物换星移了，正是东汉末年弱帝如走马灯、外戚专擅之际。

贵霜帝国时正鼎盛，四面出击。与安息争夺丝绸贸易之利，打通与中国交通的海路，并紧盯经大夏、大宛进入中国的陆路，向西经营康居、花拉子模，渡过里海的新商路，中亚、南亚大部囊入其版图，几乎垄断了全部的香料贸易，丝绸贸易亦占有绝对优势。

在贵霜帝国，一种新文化瓜熟蒂落了。文化的宗教性主体源于佛教，文化的艺术化风格则来自希腊，两者结合，统一在伟大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里。原本“说教”的佛陀，因此而具有了高度的直观形式，被赋予美的范式，而成为“象教”。思辩的理性和美的形式，使佛教精神人文化了，由此而产生了“希腊化佛陀”。

希腊化佛陀之缘起，据说是生活在贵霜帝国的希腊人皈依佛教以后，感到佛陀与希腊神阿波罗相似，便按照阿波罗的形象塑造了佛陀：阿波罗式的头，笑容静谧而安详，披着希腊长衫式的袈裟。称之为“东方的阿波罗”。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出土的“东方阿波罗”佛陀头像，与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出土阿波罗头像，有明显的混血关系。除“希腊式”直鼻梁、平额、端正的弧形眉、肉髻波纹有序、面部匀称外，佛陀头像更富于希腊古典主义的高贵、单纯和静穆的气质。后来，在佛陀的雕像上，又加入了印度苦行观念，使佛陀变得眼窝深陷，形容枯槁，通过肉体的瘦与丑，来反衬佛教精神的力和美。

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犍陀罗最早的佛陀圆雕立像，出土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西北之马尔丹，制于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是标准的“希腊化佛陀”。佛头顶有波浪纹肉髻，薄嘴而双目微闭，神态安详，作沉思状。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自左肩垂下，伸展于胸、腹间，宽松而略感沉重。这就是佛的标准像了，后来，传入中国并遍地开花。

古代文明，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向东西方辐射。到了古典时代，西亚在文明的诸多领域，已无优势可言，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还有拜火教，都诞生于西亚。而原为边缘文明区的古希腊、印度和中国却在古典时代崛起。这三大文明，在各自独立发展以后，于丝绸之路中段会合了。

古希腊文明，随亚历山大东征从西边来，在西亚、中亚、南亚留下一个希腊化世界；印度文明，随佛教传播从南方来，进入中亚和东亚；而中国文明，则打通西域从东方来，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亚即新疆地区中国化。世界三大文明在此集散，相会于帕米尔两侧的中亚，真正的世界史出现了。

亚历山大在东方，虽然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但他留下的成果，却不是帝国，而是艺术与商业。丝绸之路上，出现过四个帝国，罗马、中国、安息、贵霜，或受希腊影响，或被希腊化了，但没有一个帝国是属于希腊人的。进入中世纪，希腊化的影响，在西方被基督教取代了，在东方被佛教取代了。可基督教和佛教本身却被希腊化了，基督教被希腊哲学化，佛教被希腊艺术化，它们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发源地分别向外扩张。用了好几个世纪，哲学化的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并进而统治欧洲；而艺术化的佛教，虽然赢得了大部分亚洲，却从未能征服中国，因为中国人是以历史为宗教的，宗教意识停留在历史化的天人之际，以天命意识来代替。

而且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还是很深，三教合一，其中就有佛教，其它外来宗教，如拜火教、景教、回教等，论影响之深远，都不如佛教。中国人通过佛教，认识了希腊化的艺术形式，接受了希腊人对佛陀所作的阿波罗式的诠释，尤其对于神人同体的观念，不存在原教旨樊篱。只是中国人却不知道有希腊，尽管在艺术上已开始了希腊化。

汉帝国参与的世界史

张骞到过大夏，却不知大夏的来历；见过希腊人，却不知有亚历山大，更不知有亚里斯多德。他知道大夏有金币，金币上铸有国王像，也知道大夏虽然是王国，其构成却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城邦，这些都跟汉朝不一样。汉朝没有金币，只有铜钱，钱币上也没有皇帝的头像，只有“五铢钱”3个字。但有一枚小铜币的发现令人激动：内圈有一和田宝马仰首嘶鸣，外圈有古印度佉卢文，背面的中心，似有一“贝”字，周围一圈有“重廿四铢铜钱”，为汉字篆文。和田马、古印度文和汉字铸成的钱币纹饰，这种和阗马钱，很有可能就是在西域流通的国际货币。

那时大夏王就已皈依佛法，并使佛教希腊化。大月氏人来了，于希腊化的同时，也举国归于佛法，贵霜帝国兴起后，成为佛法东传的推动者。

然而，佛法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亚，已经开始了中国化。至此，前、后汉帝国的国策悄然发生了变化，西汉打通西域，靠的是来自西域的天马；东汉安定西域，则不能不用西域传来的佛法。《后汉书·西域传》提到，佛教传入中国，是因为一个梦。某夜，东汉明帝刘庄，梦见金人，头顶上放光，在空中飞行，行至庭前而明帝梦醒。群臣解梦，于是有人解说西方有神名“佛”。皇帝赶紧派遣蔡愔西行。蔡愔此行请来两位天竺高僧，以白马驮经，至洛阳传播佛法，所建寺院，名曰“白马寺”。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西天取经”了。

新疆尼雅古城遗址，兴起于西汉，遗址发现“精绝”汉简。“精绝”是塔里木盆地一个独立城邦小国，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当考古人从尼雅遗址发掘的汉简里发现“精绝”二字时，才恍然此地竟是史家班固笔下的“精绝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距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军五百。用“口”来计量人，除了缴税按口粮计算外，还有从口从戈的意思。围城中，有人扛把戈站在那里，即为“國”。大“口”为国界，小“口”为人口，被国家体制化了，就是“户口”。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户口，用户口来统计的国家，那国家很可能被汉化。此外，汉代西域有不少像精绝国这样的城邦国家，多半是希腊化时期的成果，亚历山大东征时留下的。

这里发现一座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件汉锦护肘，上织锦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分上下两排。锦底为蓝色，红黄白绿相间，彩织云纹、白虎、雀鸟、仙鹤、龙兽以及象征日月的圆圈。图案含有星宿之意，文字则更让人浮想联翩。丝绸之路上，尤其像“精绝”这样的小国，有汉锦并不奇怪，一位将军戴着一件漂亮的护肘也正常，不凡的是，它竟然堪称为当代中国五星红旗的原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占星术语，典出《史记·天官书》，原文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意指五星连珠位列天空正中，若相聚偏向东方，则中国有利；若相聚倾斜西方，则外国有利。若五星随星辰聚于一团，居于其下的那个国家，就可以凭此法号令天下。

这件汉锦的寄托不言而喻。墓冢同时还出土了一片汉锦，上有“讨南羌”三字。把两片上下连缀起来，就变成“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初置河西四郡，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以西。

壮哉，汉长城如一支大漠长调，一声提起，便从阴山进发，纵贯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穿透沙海，直逼罗布泊和库尔勒，落在天山脚下。四郡之南有羌人，为行国，游牧不利便顺手牵羊，农居那“口”似羊圈，而游牧如狼。可那时，汉人岂是好惹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家天子有底气，就像汉赋里的气象格局，将大一统的手伸到了西域。